自1901年首次頒發以來，諾貝爾獎有910次授予男性，66次授予女性，28次授予組織。其中，女性大部分獲得的是和平獎和文學獎。在“三八”國際婦女節到來之際，讓我們一起走近部分女性諾貝爾獎得主，看看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她們有著怎樣的成長故事？諾貝爾獎里綻放的“她力量”對我們的教育有何啟示？

是諾獎得主也是“酷姐”

“她是一名出色的學生，”卡羅琳·貝爾托齊曾經的導師約瑟夫·格拉博斯基說，“她不曾畏懼接受對她來說全新的事物，不害怕思考它們，也不害怕解決它們。”

2022年，56歲的卡羅琳·貝爾托齊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雖出生于美國一個科學家家庭，但貝爾托齊并非是個忠于學術道路的乖乖女。貝爾托齊是個愛好廣泛的“酷姐”，在她看來，個體成長需要充滿熱情與創造力，同時要抓住機遇，勇于面對挑戰。貝爾托齊熱愛體育與搖滾。大學期間，盡管貝爾托齊順從家人意愿在哈佛大學攻讀生物專業，卻從未放下對音樂的熱愛。她在哈佛加入了多個搖滾樂隊，打出了一片搖滾天地。

一次化學課，卡羅琳又對有機化學一見鐘情，是因為“化學好難，我好喜歡”，也因為科學可以減輕疾病給人們帶來的痛苦。此后，卡羅琳回歸科研，攻讀這個充滿挑戰，卻讓她熱血沸騰的學科。當時，女性在科學領域仍受到排斥與阻礙，貝爾托齊便加入了哈佛拉德克利夫女性科學組織。該組織將科學界女性凝聚在一起，建立了一個本科生網絡，為當地學校提供輔導，策劃博物館的“科學女性”展覽等。

“作為一名科學家，與卡羅琳一起工作讓我感到非常自由，因為她是最支持我的導師。”克里斯蒂娜·吳曾是貝爾托齊實驗室的博士后，“如果你帶著任何想法去找她，她都會說‘去做吧’，她會成為你的啦啦隊員。”

在紙筆中追問完成自我教育

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53歲的韓國作家韓江，以表彰她“用強烈的詩意散文直面歷史創傷，揭示人類生命的脆弱”。作為第一位榮獲此獎項的亞洲女性作家，韓江與書早早結下緣分，自言“出生后就是在書堆中長大的”。對于韓江來說，寫作就像是點燃火柴，再在一旁凝視火苗燃燒，直至熄滅。在這凝視的瞬間，她向人類和人生不斷追問。“也許，我就是在完成一部部小說的過程中推動著我的人生前進。”韓江向我們展現的，是在閱讀與寫作中汲取養分、獲得成長與啟迪的人生路徑，是在紙筆中不斷完成反思的自我教育。

韓江的人生并不平靜。童年，韓江經歷了韓國現代歷史上的一場巨大悲劇，即1980年的光州民主化運動。年幼的她從身邊人的討論中感受到了無助、憤怒和悲傷。這種經歷使她對暴力的本質、人類的脆弱以及社會正義等問題產生了深刻的思考，并最終在她的文學作品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由于童年經歷，韓江傾向于探索個人成長的內在世界，關注個體在社會與歷史力量中的掙扎。在她筆下，《素食者》主人公英惠選擇拒絕一切肉類，逐漸變成一棵樹。這不僅是對身體的反抗，亦是對內心乞求救贖的極端表現。韓江通過冷峻的書寫，讓我們思考：在當下社會錯綜復雜的關系中，是否忽視了那些細微的，但又至關重要的內心聲音？她啟示我們，要進行深刻的追問與反思，不要忽視尋找自我教育與自我救贖的種種途徑。

教育能讓人走出困境

2014年，當時年僅17歲的巴基斯坦女孩馬拉拉·優素福·扎伊成為諾貝爾和平獎最年輕的獲獎者。多年來，馬拉拉從一名渴望獲得教育的女孩，蛻變成在世界范圍內推動被剝奪教育權利的數百萬女童接受正規教育的倡導者。對于馬拉拉來說，教育能讓人開闊視野、走出困境，最終獲得力量、傳遞夢想。

在《我是馬拉拉》一書中，她寫道：“女孩們對假期并不太興奮。因為她們知道，如果法令（禁止女孩接受教育）實施，她們將無法再來學校……”2008年，戰火燒毀了馬拉拉所在的女子學校，她記錄下了這些事件。

受困于地方宗教與戰爭，馬拉拉自幼未能接受足夠的教育。“我小時候沒有讀過很多書。在我們的國家，很多孩子不上學，也不學識字。上學的人通常也只讀課本……很多人買不起書，大多數書籍都是二手的。”幸運的是，馬拉拉的父親十分重視教育，承擔起了“教師”的角色。他教導馬拉拉多思考、多閱讀，并鼓勵她在寫作與演說中發表自己的看法。馬拉拉因而感受到了教育的力量，并找到了想要奮斗一生的目標。

縱使成長的社會環境迥異，女性諾貝爾獎得主身上卻蘊藏著一股共通的力量，她們用勇氣、熱愛與堅守譜寫著非凡的人生。誠然，教育的目標并非批量制造“傳奇人物”，但這些杰出女性的經歷，彰顯了教育在塑造個人韌性方面的巨大作用，并啟示著我們應該培養怎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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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智雨荷

制圖：郁美靜

編輯：蘇珊

校對：姜思瑤

審核：張秋穎

終審：冉陽 李繼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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