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2024年12月29日，在北大國發院30周年慶典收官之際，學院推出“商學共創日”，與各界伙伴、各班同學和各屆校友通過講座論壇的研討合力推進中國商學的進步。本文根據北大國發院院長、南南學院院長黃益平在當天上午“承澤商學第14期暨國發E23新知論壇第2期”上的主題演講整理。

中國經濟發展的驅動產業是什么？

到底什么是經濟新動能？最近，我和幾位同事做了關于經濟波動過程中產業演變的研究。在過去的近30年間，中國經濟在波動中成長，從主要由勞動密集型產業推動，發展到現在由資本密集型產業推動。

研究中，我們運用生產網絡分析法具體描繪了基建和房地產對經濟波動的貢獻程度。生產網絡分析法涉及行業上下游投入產出的關系。例如，當房地產市場開始上漲，水泥供應量就會隨之增加，同時家具供應也會相應增長。其中涉及的一些技術性識別方法，在此不作詳述。簡而言之，這是一項涉及多方面因素的綜合波動分析。然而，分析得出的結果出乎我的意料。

上圖中的黑線代表宏觀經濟波動，紅線則代表基建和房地產部門驅動的波動。此圖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從三十年前開始，即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以來，中國經濟開始呈現繁榮景象，眾多產業對此均有貢獻（上圖淺灰色虛線所示），而基建和房地產業的貢獻尤為突出。2001年我國加入WTO后，經濟再次呈現繁榮，但遭遇全球性危機后又開始下行。當經濟再次復蘇，特別是在2008年之后，基建和房地產業成為推動經濟的主要力量。盡管圖中淺灰色線條代表的其他產業也有所貢獻，但大多呈現下降趨勢或僅在圖表底部徘徊。

由此得出的結論或許顯得有些尖銳——過去十余年的經濟景氣，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基建和房地產的推動；其他行業有所貢獻，但總體而言對經濟波動的貢獻相對較為溫和。

該結論對于今天的重要啟示是，明年經濟形勢存在諸多不確定性，或與特朗普政策有關，或與地方政府行為有關，但我認為，若上述研究結論正確，那么房地產市場的穩定對于宏觀經濟的穩定可能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更重要的問題在于，我們下一步應依靠什么產業來促進經濟的持續增長。美國前財長薩默斯曾表示，他對于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前景抱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因為不確定未來哪些產業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驅動力量。我將他的這句話定義為“薩默斯之問”，這值得我們共同思考。

動能如何轉換？

對此我們有多種應對策略，例如發展新型生產力，這一點至關重要。

對于新質生產力的理解多種多樣，人們常將其與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量化計算等概念聯系在一起。這些無疑都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在我看來，當我們探討新質生產力和經濟新動能時，關鍵的一點在于總要素生產率是否能夠持續增長。只有總要素生產率持續提升，經濟才能不斷向前發展。因此，我認為，即便是傳統產業領域，只要不斷革新技術、優化管理、提升效率，同樣能夠促進經濟的長期增長。

以湖南邵東地區生產的一次性打火機為例，其售價20年來長期維持在1元人民幣。該產品最初在溫州生產，如今轉移到了邵東。邵東年產打火機高達150億支，形成了龐大的產業規模。該產業對生產成本極為敏感，任何微小的成本增加都可能使得1元的售價無法維持。然而，由于該產品難以定高價，因此它不斷尋求更適宜的生產地。遷到邵東后，進一步遷移遇到了一些困難。困難在于，生產打火機雖看似簡單，實則涉及至少16個零部件，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產業鏈。若考慮將生產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老撾等地，必須確保所有16個零部件的生產環節都相對集中，否則生產成本將無法控制在1元以內。這是一個相對復雜的問題。目前采取的策略是將打火機生產中的勞動成本降低至3%。這或許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明年是否能夠持續，目前尚不可知。

這個例子表明，即便在傳統行業中，在簡單的產品中，若能進行技術革新和管理能力的提升，依然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幾個月前，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訪問我們北大國發院時提及，中國在電動汽車領域的迅猛發展引起了國外普遍的憂慮。最近，康奈爾大學李善軍教授在我院演講時展示了一張圖表，顯示中國電動汽車的平均售價大約在兩三萬美元，而歐美市場的平均售價則高達五六萬美元。歐美方面對我國的補貼政策和國家導向提出了質疑，這也確實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然而，僅從成本差異來看，未來在世界市場上如何實現和諧共存，將是一個重大挑戰。在某種程度上，規模效應導致的市場格局變化，可能使得后來者難以獲得立足之地。這也需要我們深思。

從積極的方面看，中國實際上有能力進行創新。回顧過去數十年的動能轉換歷程，早期的服裝和家電行業均取得了不錯的成績，甚至在全球市場上占據了重要地位。隨后，機械裝備行業也表現出了強勁的發展勢頭。如今，我們已經邁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數字經濟和綠色能源領域居于世界前列。最近我訪問了美國，在探討人工智能和前沿技術的相關問題時，美國人表示，認為兩國的技術實力是對等的。我并不認同這一點，因為我認為差距依然顯著。但在制造業領域，我們確實具備了相當的實力。

近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世界是平的》一書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來到中國。在和我的交流中他表示，美國需要更多的馬斯克，以發展高端制造業，而中國需要更多泰勒·斯威夫特這樣的消費文化推動者。馬斯克將特斯拉工廠遷至我國，這表明我國對高端制造業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以及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一些優勢。比如，我國市場環境不斷開放，擁有一大批勤奮工作且富有創造力的企業家和工人，以及完整的產業鏈等。這些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新動能“新”在何處

然而，僅憑目前的條件或許尚不足以應對未來的挑戰。早期我們的主要目標只是趕超，而未來對我們的創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現在，我們應當探討新動能的內涵，即新動能究竟“新”在何處。

其新意在于，我國人均GDP已經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56美元增長至現在的12700美元，接近高收入經濟體門檻，這意味著我們已經逼近經濟技術的前沿，未來必將越來越多地依靠自身的創造能力。

因此，此處要提到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波特，他專門研究國家創新能力。國家創新能力由哪些因素決定？他將其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因素是投入程度，包括科學家數量、研發人員數量以及研發資金的多少。例如，在人工智能領域，我注意到一份數據顯示，美國擁有全球約60%的人工智能專業人才，而中國則擁有11%。考慮到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國家，11%的比例已經相當可觀，而且美國的60%中有相當數量的華人。因此，我們的能力實際上相當不錯，且我們的投入也在持續增長。

第二類因素更值得我們深思。波特認為，除了投入之外，應確保這些投入能夠真正轉化為高質量的創新成果和新的動能。這涉及到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國家的開放程度、對民營企業的支持力度等。關于民營企業支持，目前我國正在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我國創新的70%以上由民營企業貢獻，因此，若無法激發民營企業的活力，創新將變得較為困難。知識產權保護也是大家普遍能夠理解并正在持續發展的。

目前面臨較大挑戰的是如何保持開放度。保持開放度的重要性在于，世界經濟和技術發展至今，盡管完全閉門造車進行創新并非完全不可能，但難度的確較大。

在中美貿易摩擦初期，美國對我國實施芯片限制，這給我們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因此，當時我說中國要始終努力與美國爭取合作，這句話使我經常在網絡上被批評。事實上，如果隨著形勢發展，美國或歐洲真的完全切斷對中國的技術供應線，對我們的影響將非常大。當然，我也有充分的民族自信心，完全相信我們有自主創新造出優質芯片的能力，但從經濟學的角度，我們不得不考慮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的差異。因此，從大方向來看，中國始終與世界前沿科技的大國保持合作與開放，才能走出對中國更合宜的創新之路。

近日，我在北京與微軟人工智能CEO蘇萊曼會面，他談到美國大選時有一個信息令我印象深刻。他說微軟的很多高層或關鍵人物在美國大選中都根本沒有投票的資格，尤其是微軟這批負責人工智能的管理層團隊中沒有一個美國公民。這充分說明美國微軟在人才使用方面有極高的開放度，不論國籍，聚天下英才為我所用。

面對未來日益增多的挑戰，除了堅持自力更生和自主創新外，保持適度甚至最大程度的開放，對我們而言至關重要。

最后，關于產業政策問題。這在我們國發院是一個永恒的爭論議題。2016年，我們特地邀請了林毅夫老師與張維迎老師進行了一場公開辯論，那次辯論被一些人譽為世紀大辯論。然而，數年之后重新審視產業政策議題，我察覺到經濟學界、政府部門乃至公眾對此問題的看法已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轉變。如何看待產業政策？如何平衡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如何平衡經濟活動和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現在我們需要找到一個新的平衡點。

整理：白堯 | 編輯：王賢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