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山縣縣城

1994年10月5日18時左右，巍山縣公安局值班室的電話突然響了起來，電話是大倉鄉村民字某某從巍山縣水泥廠打來的：“我去福慶水庫釣魚時，看到在南山嘴的水面上漂著一直麻包，我出于好奇把麻包扒拉到岸邊，感覺麻包里裝的東西好像一個死人，你們趕快派人來看看。”

90年代初接警的民警

為了核實案情的真偽，巍山縣公安局指示距離福慶水庫最近的大倉派出所派出四名干警前往查看——當晚，結果報上來了，字某某反映的情況屬實，麻包里面裝的是一具男尸。于是，巍山縣公安局指示大倉派出所立即將現場保護起來，等候縣局派人來勘查。

10月6日8時，巍山縣公安局刑警隊的偵查、技術人員分乘北京212型吉普車和通工型吉普車各一輛，由分管刑偵的王增壽副局長和刑警隊長胡有清帶隊，趕赴現場——

“通工”警用吉普車

北京212型警用吉普車

現場位于巍山縣大倉鄉至江橋公路6.5公里右側、福慶水庫南山嘴塘埂下的水中。尸體用兩只縫起來的麻袋裹著，外面用麻繩捆了三道，袋口再用尼龍繩捆扎結實，除了一具男尸外，麻袋里還有兩塊空心水泥磚。

經法醫檢驗，男尸年齡約在25~30歲之間，身高1.65米，全身皮膚呈雞皮狀皺縮蒼白，四肢的皮膚呈袖套樣，整個尸體呈巨人觀狀，右側顱骨有呈凹陷狀的骨折，骨片凹陷于腦組織內，腦組織從凹陷部位向外溢出，骨裂以凹陷點為中心向四周放射。

被撈出水的男尸

尸體呈仰躺狀，腳下放著一條折好的麻袋和一只塑料袋。死者上身穿著一件藍色的“騰芳”牌西服，內穿一件米黃色條紋襯衣和一件綠底紅、白環形條紋相拼的短袖圓領T恤衫，腰系一根寬4厘米的黃色牛皮腰帶，帶扣下內側有拉鏈，拉鏈內裝著6300元人民幣現金（100元票面63張，每20張為一沓一共三沓，另3張單放），刻有“發”和“財”字樣的金戒指各一枚。尸體下著一條藍色西褲，內穿一條前面縫有拉線線色的白色線褲，隨身攜帶的牛仔包內有一張購買金戒指的大理市商業經營公司1994年9月30日開具的發票一張和一張寫有數額的信箋。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可以證明死者身份的物品。

福慶水庫是巍山縣最大的水庫，周圍的村莊雖然距離水庫比較近，但平時這里除了一些垂釣者外，很少有外人來。

根據勘查走訪以及尸檢的結果，大家一致認為這是一起殺人拋尸案，作案目的可能是圖財。決定以王增壽副局長為總指揮，胡有清為組長，偵查員舒利光、陳建、崔世亮、馬旭茂、王健為組員的專案組，對本案進行專案專辦。

老照片 野外勘查的刑警

專案組判斷，浮尸現場只可能是第二或者第三現場，從死者胸前衣服上沾有大量的污泥看，第一現場可能在稻田中。

死者身上的63張100元鈔票經過檢查，其中兩張上面分別寫著“曾明”和“張希厚”的名字，專案組判斷這兩個人很可能和死者有關系；從死者的錢包內發現的信箋上的字跡內容看，死者生前可能是包工頭或者是毒品販子；從浮尸情況判斷，犯罪分子可能住在距離福慶水庫較近的幸福、同興兩個村公所。

根據以上分析，專案組決定從以下三個方面開展工作：

1、以百元鈔票票面上的“曾明”和“張希厚”兩個名字作為線索，進行查證核實，以名找人，力爭查清尸源。

2、以幸福、同興兩個村公所為中心，根據調查向外輻射，直到查清為止。

3、充分發動人民群眾，加強偵控力量，加大特情耳目的使用力度，注意發現外來人員情況并及時收集、反饋。

然而，專案組一連忙活了二十來天，卻一無所獲，偵辦進度不說沒有一點進展吧，也只能說一點進展也沒有，部分偵查員產生了畏難情緒，專案組士氣此時陷入低谷。

專案組及時再度召集案情分析會，會后一致認為，之前對案情的分析和偵查方案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之所以沒有收獲應該是偵查范圍還不夠。因此，專案組決定將偵查范圍擴大到整個巍山縣下屬的鄉鎮——

終于在10月29日，線索終于出現：在馬鞍山鄉的三鶴村查到了“曾明”其人。經查實，此人經常外出做生意，曾經和廟街鎮張官廠村的一位農民合伙做過騾馬買賣，目前常住在大倉鄉同興村公所的范家莊。

隨即，專案組立即趕往范家莊，在同興村公所的協助下查明：9月底的時候范家莊村民張建皮將一名外地人領到家中住宿，沒幾天后就聽說了福慶水庫浮起了一具尸體。

專案組大喜，立即組織范家莊村民對尸體的照片進行辨認，結果群眾一致認定這具尸體就是張建皮在9月底領回家住的那個外地人。

因此，專案組認定張建皮有重大作案嫌疑，但根據勘查結果，專案組認為張建皮還有同伙，所以并沒有急于抓捕張建皮，而是對張建皮進行秘密布控，同時派人調查張建皮在9月中旬至9月底的行蹤以及社會關系往來的情況。

11月1日，調查結果出來了：張建皮于9月上旬伙同一個叫“阿燦”的男青年與大倉街上的“樹勛”外出半個多月，返回的時候有一個外地人跟他們一起回來的，這個外地人就是死者。大倉派出所的同志們懷疑他們在販毒，但卻沒掌握實錘的證據。

經查實，張建皮本名張建宗，時年22歲、漢族，大倉鄉人；“樹勛”本名艾樹勛，時年27歲，家住大倉鄉大倉街，“阿燦”本名金阿燦，時年21歲，大倉鄉人。

11月2日，專案組兵分兩路，在交警隊、緝毒隊和派出所等兄弟單位的大力配合下，將張建宗和艾樹勛成功地在各自的家中抓獲。

在審訊中，張建宗和艾樹勛雖然承認殺人，但不交代具體的殺人的原因。

據他們所說：9月底的時候，來了一個叫姚關的施甸人，他將帶來的一些海洛因賣掉后揣著錢來到張建宗家，張建宗見他身上帶著錢，就起了歹心，約艾樹勛和“阿燦”以坐車為名，將姚關騙到離范家莊不遠的一塊稻田里用木棒打死后捆上水泥空心磚后套入麻袋拋尸在福慶水庫中，三人各分得6萬多元的現金——

除此之外，張建宗和艾樹勛不愿再作交代，張建宗甚至挑釁性地說：“你們不必再問了，殺人的事實我已經承認了，其他的就沒有什么要交代的，要打要殺就快點，殺人償命我們早就知道！”

“你們為什么要殺人？”親自出馬主審的王增壽副局長喝問道。

張建宗回答：“為了錢，我作為一個大男人，一度時間領著女朋友看電影，電影票都要女朋友買給我，我算什么男子漢？因此我發誓要做電影里的那些大亨，有大把大把的錢花，如果事情敗露，也要像那些大亨一樣死個轟轟烈烈，反正我已經走到這一步了，沒有什么可求的……”

這就是一根筋變成兩頭堵了，看似張建宗是認罪了，但是背后漏洞百出，隨便哪個點都有翻供的空間，這種材料交上去百分之百會被檢察院“原件擲回”的。面對僵局，專案組重新擬定預審方案，同時加派人手加緊進行外圍調查取證。

兩天后的第二次審訊，王增壽點出張建宗、艾樹勛和金阿燦在殺死姚關后分贓時曾經發生過矛盾的問題，張建宗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說過，事情敗露后我要反口咬‘阿燦’，因為他不死人，憑什么說姚關的錢不足？”

審訊罪犯的刑警

但很快張建宗發現自己說漏了嘴，立刻改口道：“我愿意交代問題，但在交代問題前我要見我女朋友一面。”

王增壽道：“你提出的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考慮，但交代問題才是你急需要做的事情，也是唯一的出路！”

“我發誓，見了我女朋友后就徹底交代問題！”

經局長批準，專案組讓張建宗和他的女友在拘留所見了面。然而，見面后張建宗依然不愿意如實供述殺人的原因。但此時王增壽已經摸透了張建宗的套路，不緊不慢地說：“姚關雖然死了，但姚關的老板可并沒有死，而且還派人來過巍山，說是你們從他那里賒了海洛因沒給錢，要找你的晦氣，找不到你，就找你的女朋友的晦氣。”

一聽此事，張建宗頓時大驚失色，坐立不安，渾身發抖，冷汗直冒，一連問王增壽要了三回香煙，王增壽也不著急，要煙給煙，并且大方的表示：“你要是愿意抽，我這包煙今天都是你的。”

在第三根煙抽完后，張建宗突然扔掉了煙屁股問道：“我還有出路嗎？”

“你大概是沒出路了，但你的女朋友的出路就取決于你老實交代不交代了。”王增壽非常坦誠地說道。

“那我還是如實交代吧——”

“1994年9月10日，我和艾樹勛、金阿燦三人相約到緬甸干海洛因生意。9月15日跟緬甸紅巖街的張老板處賒了9件海洛因（每件重560克），加上張老板給賒給姚關的9件，總共18件共10000多克，然后我們四個結伙徒步帶過國境準備一起售賣。我們回到巍山后得知海洛因價格猛漲，姚關就撇開我們三個私自賣掉了9件海洛因，賣了20多萬，因此我們對此氣得不行，就暗地里商議把姚關這個壞種干掉，把他的錢搶過來！”

“9月30日，當姚關從下關買了金戒指后返回我家時，我們三個就按計劃行事。10月1日6時20分，我以乘車的名義把姚關騙出來，跟艾樹勛和金阿燦匯合后來到村外稻田的田埂處時趁著四下無人，我們三個就一起動手，把姚關按倒在稻田中用木棒猛擊頭部當場打死，然后把尸體裝入麻袋，運到艾樹勛家后的草堆中暫放。接著，我們就把姚關的牛仔包中的20多萬元分了。”

“在當晚拋尸之前，我們三個為了找姚關的金戒指和身份證，又重新把麻袋打開，對姚關的尸體進行搜身，又搜出現金2000元和一塊‘瓦斯針’手表”后塞進兩塊空心水泥磚、再將麻袋重新捆好，再由艾樹勛駕駛他的微型貨車將姚關的尸體運到福慶水庫拋尸。”

瑞士‘瓦斯針’手表

此后，張建宗、艾樹勛和金阿燦三人又因為分贓不均而大吵了起來，金阿燦指責張建宗和艾樹勛多分多占，而張建宗和艾樹勛指責金阿燦啥事情沒干有什么臉面平分錢，此后就徹底鬧翻，相互看成殺父仇人一般——

在張建宗的指認下，專案組來到第一殺人現場，在那里提取到了沾血的木棒以及頭發、頭皮等物證，經鑒定，現場發現的頭發和姚關尸體上的頭發可以作同一認定、血型也一致。至此，全案真相大白。最終張建宗、艾樹勛和金阿燦皆因搶劫罪，走私、運輸、販賣毒品罪，故意殺人罪合并判處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