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實錄》是曾志晚年在病榻上以回憶錄的形式寫成的一部自傳,這部自傳與一般的回憶錄又有很大的差別,“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p>
書中,曾志既不曾隱諱,也不曾矯飾,而是以親身經歷,包括自己的婚姻,情感經歷,極其坦誠和感人地記述折射著歷史種種……
人說自古湘女多情,湖南女人至剛又至柔,激進又古板,強悍又細膩,而紅色湘女更如是,曾志便是這其中的杰出代表。
1911年,曾志出生于湖南宜章縣一個鹽商家庭,原名曾昭學。
盡管家境優渥,但她自幼對封建禮教深惡痛絕。
1926年,15歲的她毅然從衡陽省立第三女子師范學校輟學,考入湖南農民運動講習所,并正式改名為“曾志”,意為“為女性爭志氣”。
在講習所,她受到了毛澤東等人的革命思想啟蒙,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投身革命洪流。
她解除了封建包辦婚約,選擇與革命者夏明震(革命烈士夏明翰之弟)結為伴侶,開啟了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
此后,曾志的革命生涯幾乎貫穿中國革命史的各個階段,這正為她今后的自傳式回憶錄極具歷史參考價值提供了客觀條件。
1928年,曾志隨夏明震參加湘南起義,后轉戰井岡山,成為最早的紅軍女戰士之一。彼時,曾志與賀子珍、伍若蘭還獲稱“井岡山三朵花”。
在黃洋界保衛戰中,她身懷六甲仍堅持戰斗;擔任小井紅軍醫院黨總支書記時,她為傷員尋醫籌藥,甚至以野菜充饑,展現了非凡的堅韌。
然而,生活的辯證法總是那么無情,革命的殘酷接踵而至:新婚僅一年的夏明震在反革命暴亂中犧牲;第二任丈夫蔡協民因叛徒出賣英勇就義,第三任丈夫陶鑄在一段風雨歲月中離開了人世。曾志本人亦在蘇區、白區、游擊區以及后來的一段風雨歲月中歷經生死的考驗。
1935年2月,曾志與黨組織失聯,踏上天南海北的“千里尋黨”歷程,離開閩東后她先后到回廣州、宜章老家,后又抵上海,一直到1936年10月,歷時整整一年零八個月,期間她一度靠撿拾破草席度日,才終于找到黨,恢復了黨組織關系。
而這段經歷后來被重提,尤其在一段風雨歲月中,令她受到錯誤指責,直到1979年才有“本來就是清楚的”7個字。
1969年12月,曾志被安排到粵北插隊勞動,住在生產隊一間布滿蜘蛛網的舊民房內,保衛科長對她說:“你和群眾一起學習,一起勞動,不拿工分,給你一個糧油供應證……”
這一年,曾志58歲,她不曾抱怨,而是很快投入到勞動中,并組織村里人一起學習。
后來一直到1972年,曾志才結束3年的粵北農民生活,而當她離開插隊的邱屋時,全村人都來為她送行,個個淚流滿面。
離開粵北后,在周恩來總理的安排下,曾志與女兒陶斯亮(曾志同第三任丈夫陶鑄之女)、侄女在陜西臨潼團聚于干休所。
這期間,曾志的生活條件明顯提升,干休所的房子質量不錯,是很寬敞的平房,房子里有暖氣又有自來水,附近還有溫泉浴池,晚上的時候可以泡個澡。
曾志后來在回憶錄中談及這段經歷,曾坦言:“我安于臨潼干休所的生活現狀,并不是悲觀消極的思想,并不是對共產主義理想、社會主義制度以及黨失去信心,也不是動搖了對毛主席的信仰……只要全國人民都享受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溫暖,都過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我們少數共產黨人沒有工作,受些委屈,一輩子當老百姓都沒有關系?!?/p>
而就在1973年,曾志接到通知,如果她愿意留在西安,就讓省委給她安排工作,如果她不愿意,也可以調回北京。
曾志聞訊,十分欣喜,干休所的生活盡管令她滿足,但她的情感渴求、精神需求和價值追求,還是她的堅定信仰。
于是在1973春,曾志結束在臨潼干休所1年的生活,攜全家帶上行李,登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
抵達北京后,曾志一家被安排住進了中組部的招待所,幾天后,汪東興找到了曾志,對她說:來北京就不要再做工作了,算離休,由中組部供養。
說完,汪東興表示征求曾志的意見,曾志思考片刻后同意下來。
之后,曾志留在北京,見到了不少井岡山時期的老戰友,包括江華、譚震林等,這些老同志們在風雨歲月中受到諸多磨難,但始終堅持原則,終守得云開見月明。
1977年,曾志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1982年又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并任中顧委臨時黨委副書記。
此時的曾志,雖身居高位,卻始終以“人民的勤務員”自居,從不曾試圖利用權力為虧欠太多的兒子謀個一官半職。
而革命與家庭的沖突在曾志的身上體現得尤為深刻。那個她虧欠太多的長子,是她1928年在井岡山所生。只是因戰事緊急,兒子僅出生26天,曾志便將他托付給了紅軍戰士石禮保撫養。
此后23年,母子音訊隔絕。石禮保夫婦犧牲后,孩子淪為孤兒,靠乞討為生,改名石來發。
1951年,時任廣州市委副書記的曾志才終于尋回兒子,但短暫的團聚后,她毅然讓石來發重返井岡山務農,并告誡:“毛主席的兒子能上戰場,我的兒子為何不能扎根農村?”
此后,石來發終其一生在井岡山擔任護林員,幾十年不辭勞苦地巡邏于崇山峻嶺之中,后來孫子石金龍請求“農轉非”時,曾志指著飯菜反問:“農民種的糧食養活了你們,為何要離開土地?”
這樣“不近人情”的安排背后,是曾志對革命原則的堅守——權力絕不用來謀私。
而在嚴格要求家人之外,曾志對自己的要求又何嘗不嚴苛。生活中,她節儉至極:乘火車堅持坐硬座,剩飯剩菜從不浪費,家中陳設簡陋如普通百姓。
1998年6月21日,曾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臨終前,她將畢生積蓄裝入87個信封,囑托捐給貧困兒童,并立下遺囑:不開追悼會,遺體捐獻醫學研究,骨灰一半撒在井岡山,與烈士同眠。
同年7月1日,石來發遵照母親生前的囑托,將其骨灰安葬在小井紅軍烈士墓旁的一處小山坡上。
回顧曾志的一生,是一部個人命運與時代洪流交織的史詩。先后失去三任丈夫,她也從未動搖革命信念,她在回憶錄中說:“我對我選擇的信仰至死不渝,對我走過的道路無怨無悔?!?/p>
最后如晚年自述一般,曾志用一生詮釋了“生為黨的人,死為黨的鬼”的誓言。從井岡山的烽火到北京的高位,從骨肉分離的痛楚到清貧如洗的堅守,她始終保持著共產黨員的初心。她的骨灰歸于井岡山蒼翠的松柏之下,而她的精神,正如墓碑所刻——“魂歸井岡”,將永遠鐫刻在共和國歷史的豐碑上,激勵后人銘記信仰、砥礪前行。
素材來源:
[1]馮寶君.曾志:情重逼云端[J].湘潮(下半月),2016,(04):309-312.
[2]申學林,黃利華.曾志——矢志不渝的女革命家[J].湘潮(下半月),2016,(04):302-304.
[3]楊光軍.一生清廉的紅軍女戰士曾志[J].人民公仆,2014,(03):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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