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南遷，百年沉浮

——長篇小說《國寶》寫作回望（節選）

祝勇

找到了人物的溫度

2023年5月15日，《收獲》雜志主編程永新邀請我去上海，參加《收獲》雜志六十五周年紀念活動，莫言、余華、蘇童、葉兆言、孫甘露、畢飛宇、林白、南帆、東西、徐坤、毛尖、葛亮、馬伯庸等老師老友全部在座。活動結束后，我與《收獲》雜志副主編謝錦、原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喬亮（《血朝廷》首版的責任編輯）、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趙荔紅在作家們下榻的虹橋賓館二樓的唐宮吃飯，談到了《國寶》第一部的修改情況（與她之前看到的版本已有很大變化）和第二部的寫作。我說等第二部定了稿我還是給謝錦先看，謝錦說她很期待。

但我遲遲沒把第二部發給謝錦，原因是我后悔當初把第一部發給謝錦的時間太早，那一稿很不成熟，被謝錦“無情”地否定了，后來幾乎推倒重寫，發表在《中國作家》上，所以此番更加謹慎，想多修改幾道再說。到8月中旬，我前往廣州、江門、珠海參加南國書香節，出發前終于把《國寶》第二部發給謝錦。當時謝錦忙于上海書展（幾乎與南國書香節同時舉行），沒有時間看。25日，我已從廣東回來，發微信問謝錦，稿子看了沒有。謝錦發來這樣的回信：

祝勇老師，第二部已經完整讀了，我覺得還是寫得很不錯的，至少我沒怎么停頓，一口氣讀完了，有幾處很感動。我覺得這一部特別好的是，你沒有試圖把歷史事件放到前臺來，而是讓它們成為一個大背景和大框架，然后讓人物的命運和感受來說話，這是小說的正確路徑，在幾千箱文物和幾千里路程中，小說找到了人物的溫度，無數人物的溫度才能構成歷史的溫度。

所以，這個小說一是從容寫出了故宮文物南遷最艱苦的那個過程，故事本身好看的；二是寫出了一代文化人對文物的孜孜守候，幾個人物拿捏得都不錯的；三是歷史的景深還是比較開闊，大后方和淪陷區雙線展開，展示了整個亂世中人的顛沛流離；四是我覺得您對中國抗戰的理解和把握我是深深認同的。中國殫精竭慮，一寸山河一寸血所要達到的目的，根本不是什么勝利，而是死死把日本拖住在遠東戰場，所謂空間換時間，就意味著什么辦法也沒有了，就是死耗了，無論是淞滬會戰還是花園口決堤，沒有一個國家和民族可以付出如此巨大的生命和國土代價，而這樣的耗，正是中國對世界反法西斯勝利的貢獻。敗并不可恥，可恥的是用謊言去粉飾和打扮這鮮血淋漓的真實歷史。

我會向永新老師提交這第二部，但是收獲審稿極其嚴格，需要經過三個編輯的審讀，所以需要等待一些時日，而且，如果可以用的話，可能還要做點緊縮和刪節，包括第一部的一個梗概線，這些都是技術問題，現在先看看稿子能不能過永新老師這關。

確如謝錦所說，經過第一部的寫作，我已經找到了這部小說的語感和狀態，書中的人物也有了生命感，似乎成了真實的人，每天與我朝夕相處。我覺得自己就像是他們的朋友，深知他們的悲歡喜樂，和他們一起哭笑。托爾斯泰說，藝術的打擊力量應該放在后面，這應該是一個原則。我的寫作無意或者有意地合乎了這樣的原則，這使我作品的力量一直在往上走，從而避免了虎頭蛇尾。我想起路遙先生在回憶《平凡的世界》創作過程時說過，“自我感覺（第二部）比第一部要好。這是一個很大的安慰。這時候，才感到踏入了創作生涯的一個新階段。”［1］我的創作不能與路遙先生相提并論，但我的感受與路遙先生完全一致，我感覺第二部不是“寫”出來的，而是像一條河那樣“流”出來的。這條河是那樣地吸引我，讓我忘情地暢游其間。

第二部之所以寫得更順，正是因為我的側重點由故事轉向了人，就像謝錦所說的，“小說找到了人物的溫度，無數人物的溫度才能構成歷史的溫度”。小說的主題盡管是文物南遷，但歸根到底還是要寫人，小說最能牽動讀者的并非情節本身，而是人物的生活與情感。把人寫活了，小說才滿盤皆活，“故事”也就自然地浮現出來了。無數作品的成功都證明了這一點，柳青先生曾斷言，“中國的第一部小說應該是《金瓶梅》開始。不是說它寫得有多好，但它是寫人的。”“《三國演義》不能算小說，那只能說是演義。”［2］

其實我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我的歷史散文，諸如《故宮的隱秘角落》，都是在寫大歷史中的復雜人性。當年我寫長篇歷史小說《血朝廷》，自以為把歷史人物——諸如慈禧、榮祿、李連英也寫得活靈活現。在我看來，歷史人物首先是人，只不過是處于歷史時空中的人，我要讓自己的筆觸穿透時空的屏障，去觸及人物的靈魂。但不知為何，《國寶》落筆，還是自覺不自覺地轉向了那個時代的風云浩蕩，試圖寫得跌宕起伏一些，追求情節化，而忽略了對于人的表現，終歸還是寫得急了一些。等到寫第二部時，我的內心才真正篤定下來，可以從容不迫地書寫日常，循著人物的情感寫，作品才變得“真實”起來，血肉飽滿起來。

謝錦的微信令我激動，我回復她：“好的，謝謝您，這鼓勵已足夠重要了！”29日，謝錦給我發微信：“前稿我已發永新老師，他應該在讀，這幾天會有回音。”

謝錦后來對我說，她看第二部，是一口氣看完的。她的孩子在她邊上做作業，她就拿著我的稿子看，兩三天，一口氣讀完。她說一部好小說首先要吸引你一口氣讀完，謝錦還說，看完《國寶》第二部，她心里就有了底，覺得能發，但程永新非常嚴格，認稿不認人，他看不上的稿件，會一槍斃命，沒有商量余地。程永新有眼力，也有魄力，別人可能會有這樣的眼力，但很難有這樣的魄力。我記得李洱也說過，程永新為人謙和，但一談到小說就嚴格得不得了，“一般小說給他，根本看不上，翻兩頁，就扔了”［3］。我說，嚴格好，這種六親不認的精神，使得《收獲》雜志的品牌價值始終沒有減損。

沒料到第二天下午就有了回音。那時我要從成都飛沈陽，正在雙流機場候機，謝錦打來電話，說程永新讀完《太和殿》（當時名為《國寶》）第二部，已通過，準備刊發于《收獲》（長篇小說2023冬卷）上，這樣就不用刪了。我聽后大喜，沒想到程永新這么快就看完了小說。我曾在《人民文學》《十月》《當代》上開過散文專欄，也發表過一些散碎文章，但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收獲》上發表作品，對我而言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天作之合

2023年年底，《太和殿》（《國寶》）第二部在《收獲》（長篇小說冬卷）上發表了，可是我對作品的修改并沒有終止。一個問題解決了，另一個問題就會悄然浮現。由于稿子變化很快，子俊每周給我打印兩次書稿，裝訂成書，我一邊翻動打印稿一邊修改。到2023年年底，我仍在不停地修改。有些小說是幾易其稿，有的是十幾易甚至更多，我改了多少遍，我自己也不知道，因為在第一部完稿后的兩年、第二部完稿后的一年半中，書稿一直處在不停的變動中，有時候是突變，大部分是漸變。我開始時還標注一稿二稿，后來就不標注了，因為分不清這一稿和下一稿的界限在哪里，就好像一個旅者，不可能依照路標去走路，他的眼里，只有風景。我無法像曹雪芹那樣披閱十載，但修改的時間比寫作的時間長，這是確定無疑的。

12月27日，我從成都飛上海，參加故宮博物院和人民日報《國家人文歷史》雜志社主辦、上海歷史博物館聯合主辦的《國寶的長征——故宮文物南遷紀念展》的開幕式和座談會。到上海，入住南京西路的國際飯店，一拿到會議手冊，我就驚喜地發現，與會名單里不僅有鄭欣淼、單霽翔、王旭東三任院長，有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原院長馮明珠女士，以及我們的副院長任萬平女士，還有南遷當事人莊嚴（莊尚嚴）先生的第四子莊靈先生和夫人陳夏生女士，梁廷煒先生的孫子梁金生先生，朱家溍先生的女兒朱傳榮女士。梁金生先生和朱傳榮老師都在故宮博物院工作，雖都已退休，但在院內還時常見到。莊靈先生身在臺灣，最近一次見他是2018年，那一年他已是八秩高齡，沒想到一別五年，在上海依然能見到他，老人家依舊身體健朗、精神矍鑠，令我喜出望外。

開幕式和座談會原本定于12月28日上午和下午在上海歷史博物館舉行，但由于王旭東院長28日下午有重要會議必須返京，所以座談會就改在了27日的晚上，地點是上海歷史博物館的主會場，開幕式依舊放在28日上午。登載《國寶》第二部的《收獲》長篇小說2023冬卷也是28日出刊，不能說不是一種緣分。

座談會發言共分四組，每組四位，另加兩名主持人，所以臺上擺了六只沙發，四組分別從人（故宮人）、物（故宮文物）、地（南遷途經地）、文（南遷文獻檔案）的角度談論南遷。第一組為莊靈、陳夏生、梁金生、朱傳榮四位前輩，主持人是曾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現任上海大學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的段勇先生和《人民日報》海外版副總編輯李舫女士。我是第三組，話題是南遷故地。雖談故地，卻依舊離不開故人。

第三組的主持人是上海歷史博物館的周群華館長。他點到我發言，我是這樣說的：

今天參加這個座談會，我感到既榮幸，又慚愧——當著這么多前輩談論南遷，讓我覺得十分慚愧。余生也晚，沒有經歷過那樣一個波瀾壯闊、艱難困苦的時代，我們不過是通過文獻檔案或者實地調研去向那個時代靠近，然而我們用文獻和檔案構建起來的南遷與真實的南遷并不是一回事，與我們前輩所經歷的南遷更是有著很大的距離。

身為晚輩，我們也只能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更偉大的是我們的前輩。當我們喝著咖啡、眼睛盯著電腦里的文獻的時候，他們正穿越風雨與戰火奔走于道途；我們的困惑或許只是資料缺失怎么辦，他們的困惑則是明天一早日本飛機就要來投炸彈，他們帶著數千箱的文物何以全身而退。我們兩位老院長——易培基、馬衡先生，我們的前輩——莊尚嚴、梁廷煒、那志良、歐陽道達等先生，為我們國家、民族做出的貢獻不可車載斗量，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坐在這兒談論這個話題。

關于南遷的意義和它的深遠影響，剛才幾位院長都做了非常深入的闡述，我在這兒只想談一點細微的體會。這幾年我陸續到訪過一些南遷途經地，沒有全部到達，但是去過一些地方，還寫了《故宮文物南遷》和《國寶》這兩部書稿，心里或多或少有一些感懷，與在座諸君分享。

我最想說的一點，就是在整個南遷的過程中，文物存放的條件是特別講究的，盡管在當時戰火紛飛，物質條件非常艱苦，政府經費也不足，馬衡院長擔任代理院長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就是哭窮，但是我們的前輩絕不虧待文物，竭盡當時最好的條件來存放文物。

比如南京的朝天宮庫房，1936年年底建成，鋼筋混凝土的建筑，在當時就有空調設備，我想放眼當時整個亞洲，這樣的文物庫房也是首屈一指的；重慶川康平民銀行，主體構造是鋼結構的，大廳里柱子一律是由厚厚的鋼板打造，一樓庫房的密碼門是德國造的，一發炮彈打不透；最慘的是安順，為了防轟炸，文物存放在華嚴洞里，但還是仿照日本正倉院的格局在洞內修建了文物庫房。可見在那樣的條件下，我們的故宮前輩對文物的安放是何等的精心。

再看他們的生活條件，卻已到了最低水準，比如故宮博物院駐滬辦事處，就在底層百姓居住的居民區里，怎么看也不像故宮的辦事處。我想，故宮的辦事處怎么也得在國際飯店吧。我還記得一個細節——文物東歸以后，當時我忘了是哪個機關，因為遷走了，就把他們的宿舍給了故宮，把被褥也留下了，故宮的老先生們以為撿了一個大便宜，不然連被褥都沒有。沒想到被褥掀起來一看，背面全都是臭蟲，密密麻麻的一層臭蟲。但他們依然舍不得丟掉，只能在有太陽的時候晾曬被褥。在南京，文物依舊貯存進了朝天宮庫房，這些文物守護者住的，卻只是四座鐵皮活動房屋，說是房屋，比睡在馬路上強不了多少，夏天熱冬天冷，只是在刮風下雨的時候可以起一點遮風避雨的作用而已。可見我們的前輩當時的條件是何等的艱困，這種艱難是我們今天無法想象的。

這兩個極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是極端地講究，對文物的存放條件盡其所能地講究，一個是極端地不講究，對自己的生活條件絲毫不講究。他們沒有任何怨言，這是我在尋訪南遷遺跡過程中留下的最為深刻的感受。

剛才李舫總編輯總結了文物南遷的六個精神，我覺得十分準確。這是故宮人的精神，也是民族精神。我再補充一個精神，就是樂觀主義精神。前輩們雖然頂著巨大的精神壓力，但他們他們并不悲觀。他們不覺愁苦，沒有抱怨，是發自內心的無怨無悔。我們看莊尚嚴先生的詩詞，寫得那么恬淡、優美；劉峨士在安順給莊尚嚴先生畫的像，身著長衫，頭戴斗笠，手握一卷書冊，絲毫沒有流落異鄉的倉皇之感，卻別有一種脫塵處士的灑脫，我記得李霖燦先生說過：“我們都欣賞慕老（指莊尚嚴）那一種風神飄逸之美”；他們留在照片上的表情，也是那么靜穆而平和，最典型的是黃居祥先生，臉上永遠掛著微笑。黃居祥是在安順加入故宮的，安順生活的艱苦，我們看徐森玉先生的日記就會感受到，但身在困苦中的黃居祥，臉上始終洋溢著微笑。

這些都表明他們的精神世界是充盈的，他們從內心里相信抗日戰爭能夠勝利，文物南遷一定會取得圓滿結局，因此在漫長的南遷旅程中從來沒有喪失過信心。故宮的前輩們在戰火中保全了我們民族的文化遺產，當然離不開堅韌與頑強，但僅有堅韌與頑強也是不夠的，還有樂觀主義精神。這種樂觀精神充溢著他們的字里行間，我們今天通過他們的書法、繪畫、詩詞、日記都可以看到。

我的發言雖然簡單，卻是我的真實感受，后來發表在2024年1月21日《新民晚報》上。第二天開幕式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原院長馮明珠女士在展廳里對我說，昨天講得很好。她說遷臺文物到達臺灣以后的情況也驗證了我的說法，文物存放在北溝庫房時，莊尚嚴先生的宿舍狹小簡陋，但他別有洞天地給它取了名字，叫“洞天山堂”。她還說，今后我來臺灣，她會帶我去看北溝庫房。

中午之前開幕式結束，我下午要飛綿陽，參加央視網主辦的2023閱讀盛典，中間有兩個小時，約謝錦到國際飯店喝咖啡。《太和殿》第一部（《國寶》）被謝錦否定，促使我開始大改，到《太和殿》第二部（《國寶》）受到謝錦肯定，刊發于《收獲》2023年長篇小說冬卷，這部小說的創作，謝錦是見證人，所以一到上海，我最想見的就是謝錦。我開玩笑說，這次南遷展覽選在上海，就是給咱這小說辦的，先看展覽，再看小說，形成一種互文關系，展覽開幕和《收獲》出刊都是在28號，簡直是天作之合。謝錦說，的確，這個展覽正逢其時，她要去看，還要在《收獲》的公號上推一下。

2024年的前九個月，幾乎都在對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修改中度過。9月底，《國寶》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單行本終于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付印。從2021年11月12日《國寶》第一部動筆到此時付印，總共經歷了將近三年的時間，其中寫完《國寶》第一部用了半年多，修改時間為兩年多，第二部寫作用了七個多月，修改用了一年三個月（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寫作、修改時間有交叉）。

《國寶》的寫作是一場持久戰，不是殲滅戰。《國寶》的寫作讓我認識到，這種六七十萬字規模的大型作品的寫作與散文不同，也與單卷本小說的寫作不同，想快快不了，就像一鍋老湯，只能文火慢熬，否則不是夾生，就是燒糊了。

《國寶》這部小說，跨越了九一八事變、長城抗戰、盧溝橋事變、淞滬會戰、南京大屠殺、花園口決堤、豫湘桂戰役、中國戰區受降儀式、處決日本戰犯、國民黨遷臺、北平和平解放等諸多重大事件，前卷部分追溯到庚子事變，尾聲部分要寫到當下——當然這些都是作為“幕后”，隱隱地存在著，決定著我書中人物行進的路徑，但出現在“臺前”的，還是中國人的日常，是深深嵌入國家“大歷史”的私人“小歷史”，只不過在那段非常的歲月里，所謂的日常生活也變成了“非常”，變得顛簸不定、險象環生、充滿不確定性。的確，那些被歷史事件所裹挾的生活，就是他們必須面對的日常。那些歲月像流水，滋養著他們的精神，雕刻著他們的風骨，承載著他們的情感，縱然在狂風暴雨中，也表現得從容而堅定。

在我心里，《國寶》不是太和殿。它是空間，也是時間；是往昔，也是現在；是苦難，也是高貴。

祝勇

（作者單位：故宮博物院）

注釋

［1］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86頁。

［2］劉可風：《柳青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46頁。

［3］李洱、張英：《李洱：做一個比較清醒的寫作者》，原載《作品》，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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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 | 《國寶》| 人民文學出版社

初審：秦雪瑩

復審：薛子俊

終審：趙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