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沖去年推出非虛構作品《貓魚》，以克制、深沉的筆法，串聯起如煙的家族往事，呈現了幾代知識人的心靈史。書中刻畫的姥姥、母親及陳沖自己等女性形象，軌跡從二十世紀初綿延至今，歷經亂世、異鄉。

無論身處何時、何地，這些女性都在以堅韌的姿態對抗著時代和命運。她們的故事，是百年中國的倒影：無法團圓的母女，未籌的壯志，心死后的重生……

一代代女性精彩的活過。每一代女性，也都有屬于她的生命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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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史伊凡：哪個選擇沒有代價？

“每次我母親提及童年被遺棄的事，姥姥臉上的悲哀，我也是在生了孩子后才懂得的。誰的人生沒有遺憾，哪個選擇沒有代價，抑或一切皆命中注定，根本沒有選擇。”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日姥姥在溧陽老家生下了我母親。一九三四年外公從上醫畢業留校后，就把家搬到了上海，一家三口先住在上醫校長朱恒璧家，后來再搬到上醫分給外公在“祥慶村”的公寓。

我在史料里讀到，一九三五年北京發生一 · 二九學運，激起了姥姥這輩年輕人的革命熱情。懷著身孕的姥姥與史良等人組織了上海婦女界救國會，后發展成中華救國會。據說她匆匆生下我二姨后，就把嬰兒留在上海紅十字會（即現在的華山醫院），自己投入到編輯《中華醫學雜志》的工作中去。外公曾經在紅十字會實習過一年，所以醫院收留了二姨一個多月，她是嬰兒室聞名的“超大兒”。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后，姥姥又一次全身心投入到傷兵醫院，直到年底戰事失敗。沮喪了一段時間后，姥姥決定離開上海。她帶著五歲的母親和三歲的二姨，去照相館拍了一張照，然后把她們分別留給了姥姥的父母和我外公的弟弟，只身去倫敦陪讀于外公。這段經歷給我母親和二姨帶來了久遠的心理陰影。

姥姥、母親和二姨。

一九三九年，姥姥比外公提前從英國回來，但是她沒有回到孩子們的身邊，而是幫助上醫校長朱恒璧完成了國立醫學院兩次龐大的遷校任務。朱恒璧校長是外公的恩師，兩家人的友情非常深厚。他們從上海乘輪船途經香港到越南海防登陸，而后改乘滇越鐵路前往云南。

在昆明郊區白龍潭設校（簡稱“滇院”）。一九四〇年滇院再次跋山涉水遷往重慶，在重慶市郊歌樂山設校（簡稱“渝院”）。

一九四二年，在日軍從緬甸進攻中國大后方的危急時刻，姥姥又被借調到滇緬鐵路督辦公署衛生處，在美國援華抗瘧委員會工作，工作所在地為彌渡。一九四三年她才從彌渡回到歌樂山，擔任《中華醫學雜志》的編輯。

在歌樂山，姥姥和外公終于安定下來，便決定去上海接女兒們到后方一起生活。姥姥出發之前先寄信到上海，在親戚家寄宿的母親和二姨接到信后就開始期待。大人們叮囑她們，只能跟人家說姥姥是從南京過來的，千萬別說重慶。姥姥到滬以后，把我母親接回到自己的父母家，把二姨仍舊留在我外公的弟弟家。過了數日，姥姥到外公的弟弟家來，卻不是來接二姨，而是來跟她告別的。她跟二姨解釋說，闖過日本人的封鎖線太困難了，回滬路上花了一個多月，她實在無力帶兩個孩子上路，只能帶母親一個人。

在二姨的記憶里，那是她第二次被姥姥遺棄。第一次是她三歲時姥姥去英國，把她交給了親戚。二姨在回憶錄里描寫了她那天的感受：

“在一個昏暗的屋子里，我睡在一只籠子般的小床里，周圍一圈都是我從沒見過的、可怕的臉，我手里捏著一只紙袋，這是我母親最后交到我手里的，據說里面是幾塊蛋糕。這個小床和這個紙袋成了我唯一的世界，我緊閉雙眼，不哭不哼，據說就這樣待了三天。”

五年后從重慶回到上海，姥姥又一次棄二姨而去，還帶走了她的姐姐。那時二姨留著兩根硬得像棍子的長辮子，姥姥說喜歡。臨走拍拍她的頭，叮囑她好好留著辮子。待姥姥一走，二姨就抓起針線盒里的剪刀，把辮子剪掉。

后排姥姥和她妹妹——我的二姥姥，前排左起小姨、“矮好婆”、二姥姥的女兒。

我在上海外國語學院上學的時候，借了一本《簡·愛》的英文版，帶回家讀。我那時的英文水平讀原文書十分吃力，記得姥姥經常在邊上幫我一起查字典，給我解釋字典不能回答的疑問。書里有一段引起我強烈的共鳴，并激起我對遠方和未知的向往。

我爬上三道樓梯，推開頂樓的活動天窗，來到鉛皮屋頂，極目遠望與世隔絕的田野和小山，以及暗淡的地平線。隨后，我渴望自己具有超越那極限的視力，以便使我的目光抵達繁華的世界，抵達那些我曾有所聞，卻從未目睹過的生氣勃勃的城鎮和地區。隨后我渴望掌握比現在更多的實際經驗，接觸比現在范圍內更多與我意氣相投的人，熟悉更多類型的個性……

我沒有辦法，我的個性中有一種騷動不安的東西，有時它攪得我很痛苦。……一般人都認為女人應當平平靜靜，但女人跟男人一樣的有感覺。她們需要發揮自己的才能，而且也像兄弟們一樣需要有用武之地。

我完全可以想象二十歲的姥姥在中央大學文學院第一次讀《簡·愛》的樣子。她一定也向往去發現外面更廣闊的天地，在那里完善和證實自己，并從中找到生存的意義。姥姥是個失敗的母親，但她無疑愛自己的孩子。她一直保存著我母親六歲的時候，給她往英國寫的信。那一小條發黃的紙對姥姥的價值，我是在生了孩子后才懂得的。每次我母親提及童年被遺棄的事，姥姥臉上的悲哀，我也是在生了孩子后才懂得的。誰的人生沒有遺憾，哪個選擇沒有代價，抑或一切皆命中注定，根本沒有選擇。

晚年的姥姥雖仍是無神論者，卻也與上天對話。這首詩寫于她去世前的一年，我一直以為那時她老糊涂了，而她其實在這么清醒和淡定地面對著死亡。她寫下這些話，是不是因為身邊沒有可訴說的人？這個想法讓我傷感。

母親張安中：無法實現的夢想

“她所失去的一切——親人、年華、機會——都化成了淚水，沖洗著她心靈的傷口。母親終于有希望去繼承她父親未酬的壯志。”

大約十年前，忘了在什么情形下，母親跟我說，你為兩個孩子作出太大的犧牲，耽誤了你的事業。她的話令我震驚。我總是覺得，是丈夫和孩子為我的工作作出了很大的犧牲。難道母親認為，命運賦予了我多少人夢寐以求的機遇和成就，而我卻沒有孤注一擲地去實現自己的潛力和理想？

母親的命沒我的那么好。她的一位老同學跟我說:“‘三年自然災害’ 的時候，安中懷著你，你外公有兩個雞蛋的補助，×× 就不許他把雞蛋留給你媽媽，他說這是給一級教授的補助。安中在藥理教研組的日子真的很不好過，尤其在你外公去世后。我真的很恨 ××，我們都知道整死張先生的就是他。安中在他手下從來沒有機會做科研，她對科學的激情、才華和學識大多都被時代和環境消耗掉了。”

母親在曬臺上

然而，母親對知識的追求從未因此消沉。我依稀記得，在炎熱的夏天，她和我赤著腳用滴水的拖把拖地板，然后躺在潮濕的地板上聽廣播英語課，跟著大聲朗讀。

“文革”結束后，歐美醫學代表團開始訪華，當時外語人才奇缺，母親常被叫去當翻譯。每次活動前，母親總是跟姥姥一起準備和排練可能聊到的內容。有一次，她們排練見面和告別禮儀，姥姥扮演外賓，跟母親說，“We have had a wonderful time. Thank you!” 母親回答說，“It’s my pleasure! ”姥姥說，你也可以說“Oh, the pleasure isall mine.”這樣聽上去更優雅，也更熱情好客一些。我也這樣在一旁學到不少課本里沒有的英語。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在恢復全國統一高考、研究生招考之后 , 走出了振興教育和科技事業的第三步棋: 結束幾十年來的閉關鎖國，向發達國家派遣留學生。母親參加了那年的出國留學考試。醫學界一共考取了三位，她便是其中的一位。

母親出國前在北京集訓時，父親去探望她。第二年，父親也考取了公派留學的資格。

母親有很多筆記本散在家里各處，大多寫著人名、電話號碼、幾時上鋼琴課、修理工幾時來等。她走后我仔細翻看，才發現她也記錄了往事。為什么寫過往的歲月？想給誰看？或許她只是不想遺忘。筆記本沒頭沒尾沒有年月日，也許那些越來越潦草凌亂的字跡，越來越碎的記憶，是她在邁近生命的尾聲。

關于一九七八年出國留學考試，她寫了：“上海醫學院派出一批三十歲以下的大學生和業務干部，參加上海市舉辦的出國考試，但是這些年輕人由于十年 ‘文革’ 的耽誤，業務學習受到很大影響，未能通過。學院只好讓四十左右的中年人去應試，我也參加了，首先是筆試及英語口試，通過后便到中科院藥物研究所去專業面試。

我被帶進一間辦公室，里面坐著幾位考官，其中一位主考人是我父親生前的好友，他向我提出的問題，正好是父親生前很感興趣的、也曾在中科院作報告建議大家聯合起來共同研究的課題。這些內容有一定的難度，但恰好是我很熟悉的。面試順利通過了，當我起立告別時，主考官送我到門口，我看到他的眼圈紅了，這時我努力忍住的眼淚也剎不住車地往外流，我是一路哭著跑回家的……”

這位“主考官”是誰？他是否從母親的眼睛里，看到了被迫害致死的好友，感到了他曾經的才華和炙熱？他給母親出的考題是什么？

母親跟實驗室的同事們。

姥姥曾用工整秀麗的手跡，寫下了六頁生平重要年鑒，她傳奇性的生命中卻有十年是“空白”的 ：“一九六七十年動亂，家破人亡。一九七八亡夫張昌紹得以平反。”這兩行字背后有多少訴不盡的血淚和滄桑，也許只有過來人才能體會。

我仿佛能看到母親掩面跑出面試廳，沿著外公生前走過無數次的路線，從太原路拐角的書報亭，穿過肇嘉浜路，沿楓林橋路跑進平江路的弄堂。她所失去的一切——親人、年華、機會——都化成了淚水，沖洗著她心靈的傷口。母親終于有希望去繼承她父親未酬的壯志。

陳沖：被遺忘的愛之夜

“我曾經以為，我的青春被毫無意義的兒女情長燃燒掉了，但也許正是那些灰燼的記憶鑄就了我，并仍然鑄就著我。”

從紐約飛往洛杉磯的中途，我經停了 W 所在的城市。他坐地鐵到機場接我，我們又坐地鐵回他的公寓，一路拉著手。W 住在一棟美國政府撥給越南和柬埔寨難民住的樓里，屋子十分簡陋，只有一張舊床和舊桌椅，一只小書架，窗簾好像是洗薄了的被單，墻上掛滿了日用品。

我看到書架上有一本中英對照的《茵夢湖》，跟我的那本一模一樣。那是我讀過的第一本英文書，好像就是在讀了《茵夢湖》后，我相信人一生只有一次真愛。也許是想到湖中那朵可望不可即的白蓮，那段可望不可即的愛情，我有些傷感，他抱住我，問我想不想做愛。

我沒有聽懂，那時我連起碼的生理衛生知識都沒有學過，也完全不知道男人女人最終要做的那件事是什么。在他之前，欲望的釋放是本能和懵懂的，只是我一個人的事。他溫柔耐心地教我，我們長久地親吻，在黑暗里探索，直到第三天我才看到他的身體。那時眼睛只是去了手指已經熟悉的地方，牽動了手指的記憶，靈肉合在一起。最后那天晚上我問他，我們什么時候結婚？他問我，你現在快樂嗎？我說快樂。他說，那我們繼續這樣不好嗎？

與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院的中國同學們首次駕車到舊金山。

從湖邊回到他的公寓后，有一天，他去了工作的地方，留下我一個人在家。不記得為什么—也許出于好奇，也許出于無聊—我打開了他的壁櫥，看到頭頂的架子上有一只鞋盒，里面裝著一本日記，還有大半盒的信。我打開幾封我寫給他的信，想象他在房間里讀它們的樣子。

在我的信下面，我看到一封從北京寄來的信，再往下，我看見更多從北京寄來的信，都是同樣認真幼稚的字跡，我拆開來讀，聽到自己的心臟在胸腔里狂跳。她思念他，思念他的手、他的唇、他的身體，她想跟他回到圓明園，她想跟他地久天長。原來他寄給我的圓明園素描，是跟她在一起的時候畫的，那天他在跟她擁抱親吻。我用顫抖的手，翻開他的日記，他寫了離開新帕爾茨那天黎明，我的嘴里有一股甜味，身體是燙的。再往前翻，他在新帕爾茨見我之前，跟夏威夷的舊情人一起……

我胃痛，沖到廁所去吐。后來我是怎么面對他的，怎么到的機場，跟他說了什么，我都記不清了。

我有一位叫曉虹的朋友，她長我十幾歲，善解人意，在那段時間支持和保護了我。后來我知道，她也才跟摯愛分手不久，深知愛和失去的疼痛。她用了一句很有治愈力的話安慰我：人必須經歷兩次死亡才能成熟——一是理想的死亡，二是愛情的死亡，成熟是死亡后的重生。

記憶中那些還沒有化為塵埃的東西，肯定也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改變了。當時我正在失戀的抑郁中，怎么在這張照片上我這么快樂? 或許，這只是瞬間的遺忘；或許，人最難忘的就是被灼傷的劇痛，所以才有烙印之說法。

很久沒有跟曉虹聯系了，我去電問她，是否還記得我的“那件事”，她說歷歷在目…… “你那天晚上陪他去了醫院，醫生說他的鼻梁被打裂了，你買了機票陪他飛去舊金山他姐那里養傷，回洛杉磯后在我那兒住了幾天。那幾天你把所有的存款都用完了，我給了你一些錢。你跟我說不再相信愛情，不再相信男性的友誼，他們只想進入你的身體，占有你”。

她的話讓我想到，有一段時候，我經常夢到面目不清的男人，拿著很大的針筒，追著給我注射，我驚恐地逃跑，腿腳卻沉重得像鉛。曉虹掛了電話后，又給我發了幾條微信，她說在“那件事”以后，我開始闖蕩好萊塢。“有一天你去面試，回來到我家，你說看到鏡中濃妝艷抹的自己都討厭自己。我說既然這樣就不要演電影了，你說不，它是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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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沖非虛構長篇作品

人的生命就像貓魚，

卑微、弱小，卻堅韌地活著

在日常之中，期待奇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