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蔡暢和李富春在巴黎市區的一家咖啡店里，用幾杯葡萄酒完成了獨屬于他們的婚禮，正式結為革命伴侶。

婚后不久，蔡暢就懷孕了。但想到自己未競的革命事業以及革命事業可能會造成孩子的不幸，性格倔強的蔡暢決定放棄做母親的權利，中斷妊娠。

在蔡暢身邊的工作人員后來回憶，李富春當時十分尊重蔡暢的想法，并表示了同意，在他看來，自己和蔡暢結合在一起，并不是為延續香火，而是為了在理想的征途和革命的道路上攜手同行、并肩戰斗。

而客觀現實讓他們承受了巨大的壓力。

一方面是來自蔡暢的母親葛健豪，她是中國第一個赴歐留學的“小腳老太”，當時正和兒女一起在巴黎勤工儉學，得知女兒懷孕后，她極力反對女兒墮胎，并表示自己愿意犧牲學業代他們撫養小孩，讓孩子成長為革命的接班人；另一方面則來自于法國法律禁止婦女墮胎的約束。

最后，李富春和蔡暢還是決定生下孩子，作為外婆的葛健豪歡天喜地地給這個女孩取名李特特。

小生命的降臨也給李富春和蔡暢帶來了無窮的歡樂，但為了革命事業，蔡暢不僅做了絕育手術，還和李富春一道忍痛離開襁褓中的女兒，踏上了奔赴莫斯科學習的路途。

而李特特則跟隨外婆回國，經過一個多月的海上漂泊，經上海輾轉回到湖南長沙。

不久后，蔡暢和李富春回國，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為掩護身份，他們將女兒接到了上海，李特特得以和爸爸媽媽一起生活。

不過由于斗爭需要，李特特在上海時，經常隨父母搬家，改姓，她后來回憶起來，“有一段時間我們住的地方又小又破，爸爸和媽媽早晨在桌上放一根油條、一個燒餅，然后就反鎖門走了。我吃喝拉撒全在屋里，常常沒等他們回來就睡著了，幾天都和他們說不上一句話，那時我剛滿5歲”。

再后來，李特特隨外婆隱居永豐鄉下，同表姐表弟一起，斷斷續續讀完了小學和初中。

一直到1938年，中央組織將一些烈士遺孤和領導子女送往莫斯科國際兒童院，時年15歲的李特特就此踏上了前往蘇聯的路途。

在蘇聯國際兒童院期間，李特特“感覺十分幸福，吃喝都不用管，到了禮拜天，洗澡、換衣服，簡直是天堂般的生活”。

不過不多久，1941年，蘇聯衛國戰爭爆發。李特特和國際兒童院一些較大的孩子被安排參加軍事訓練，準備作為后備軍參加戰斗。

這期間，李特特還在醫院護理傷員，每天幫他們換藥、喂飯，在零下40℃的寒冬里，與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戰壕……

戰后，1944年，李特特重回莫斯科校園，考上了莫斯科鮑曼工程技術學院。學習一期后，由于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又調到蘇聯廣播電臺服務。

1948年，聽從母親的建議，李特特轉入莫斯科吉米遼謝夫農學院學習農業。

同年，李特特與一位蘇聯小伙結婚，生下了一個漂亮的混血兒男孩。

不久，蔡暢因公務途經蘇聯，特意去看望自己的女兒。

這時，蔡暢才得知女兒已經在蘇聯結婚生子，她質問女兒：你不是還在上學嗎？為什么非要和一外國人結婚？

而李特特面對母親的質問，心下也十分委屈，不禁將自己多年一個人在蘇聯，想念父母，但又聯系不上，沒有人關心和照顧，直到遇到現在的丈夫，有了一個家的處境和心情全盤托出。

蔡暢聞言，不禁感到十分難受和愧疚，這么多年疏于對女兒的關懷，她想解釋什么，但又說不出口。為了革命事業，她無可選擇。

冷靜下來后，蔡暢也意識到自己無權這樣質問女兒，為了向女兒道歉，她特意給自己的混血兒外孫起了個中國名字——李勇。

1952年，李特特又生下二兒子李堅，并于同年回國，最先分配在華北農業研究院（中國農業科學院前身）。

這一年，李特特29歲，距離她離開時已經過去了整整14年。蔡暢時任中央婦運委書記，而李富春時任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務委員兼重工業部部長。

“和走前一樣，父母還是異常忙碌，很少見面。”李特特也并沒有享受到什么特權，反而在回國后第二年，在父母的鼓勵下，帶著僅3個月大的二兒子來到農業生產第一線的北大荒開荒，一待就是三年。

在北大荒，李特特帶著兒子住在破爛不堪的茅草房，夏天的時候，北大荒的蚊蟲尤其地多，小李堅總是被咬得渾身是包。

又因為營養不良，李特特早早地就沒了奶水，只能將玉米碴子、烤饅頭磨成末再沖成糊糊給孩子喝，小李堅因此還鬧過腸胃病。

如此這般，以至于李特特后來每每看到五花八門的嬰幼兒營養保健食品，就越發可憐當年的小李堅，直言“他跟著我受罪了”。

至于孩子的父親，李特特的蘇聯丈夫，由于不懂中文，到北京后被分配在電信局工作。

“我們文化背景差異大，生活習慣也不一樣，再加上那時候黨內的要求也很嚴格，他和我的交流越來越少。”

20世紀60年代，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在各種壓力的影響下，李特特的丈夫與她離婚，返回蘇聯。

如此不得不感嘆，作為革命子女，李特特的人生似乎一早便注定要與潮起潮落的革命洪流、國際局勢緊密相連，而對于此，李特特也早已坦然接受，晚年談及時也已不太放在心上。

后來，李特特回到北京華北農業研究所工作，直至離休。期間，李特特再婚，并生下小女兒。

離休后，曾有人找上門來，請李特特到特區辦公司，也有人請她做公司的“名譽董事長”，但毫無例外都被她謝絕了，相反，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義務扶貧的工作中，擔任了中國扶貧基金會的終身理事。

此后她走過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建立希望小學，實施安居工程，資助失學兒童……到2007年，時年84歲的李特特最忙的時候幾乎每個月都要出差，走過的貧困縣城和村長有兩三百個。

當被問及為什么選擇投身扶貧工作時，李特特坦言：

“我的三舅蔡和森被敵人用大鐵釘釘在墻上，死得很慘；二舅蔡林蒸1925年廣東省港大罷工時被國民黨砍成幾塊，丟在湖里；三舅媽向警予31歲被害……我家里這么多親人拋棄了家庭，犧牲了生命，出生在這樣的家庭，對我的人生影響太深遠了”，這也是為什么她到了這把年紀，還是一門心思想著要做點益事的原因，“否則這輩子都過意不去”。

2021年2月16日，李特特因病逝世，享年97歲，自此走完了革命子女的傳奇一生。

素材來源：
[1]曹倩倩.蔡暢的家風家教[J].百年潮,2019,(07)
:33-37.DOI:10.16624/j.cnki.11-3844/d.2019.07.006.
[2]劉暢.李特特“化緣”度晚年[J].共產黨員,2008,(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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