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6日，年僅54歲的中國新聞界大師張季鸞先生在重慶病逝。在聽聞他的死訊后，毛澤東、陳紹禹、秦邦憲、吳玉章、林祖涵聯名發來了唁電：“季鸞先生在歷次參政會內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驚聞逝世，悼念同深。肅電致悼，藉達哀忱。”

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也發來唁電：“季鸞先生，文壇巨擘，報界宗師。謀國之忠，立言之達，尤為士林所矜式。”

同時，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也出席了他的葬禮，并以國葬的形式來安葬這位享譽世界的“報界宗師”：“季鸞先生，一代論宗，精誠愛國，忘劬積瘁，致耗其軀。握手猶溫，遽聞殂謝。斯人不作,天下所悲。愴悼之懷，匪可言鑒。特電致唁，惟望節哀。”（蔣介石唁電）

張季鸞何許人也，為何他的病逝能造成這么大的影響呢？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位讓毛主席和周總理都推崇備至的報界宗師——張季鸞。

一、從總統秘書到報界總編輯，張季鸞發誓要用一支筆為國家發聲

都說出名要趁早，張季鸞就是個中翹楚。

24歲，你在干什么呢？想來大部分人不是還在學校讀書，就是已經步入社會成了一個為生活打拼的上班族。

張季鸞的24歲在做什么呢？他作為總統府秘書，在為辛亥革命之后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草擬就職大總統的宣言。

人生剛剛正式開始，他就站在了不少人可望而不可即的頂峰。

然而，這樣的一件事對他來說只能是人生重大成就之一。他往后的人生在當各大報紙的特約記者、總編輯中度過，《大公報》的成功更是讓他名利雙收，躋身民國三大報人之一，收獲海內外贊譽不計其數，他提出的“四不”原則，不黨、不賣、不盲、不私至今為新聞界所推崇，由于其公正客觀、不偏不倚的作風，當時勢不兩立國共兩黨領袖蔣介石、毛澤東都是他的忠實讀者。

（注：“第一不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于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第二不賣，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于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第三不私……除愿忠于報紙固有之職務外，并無私圖。易言之，對于報紙并無私用，愿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第四不盲，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沖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于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往往江山與美人不可兼得，事業與感情不可兼收。但張季鸞用他的親身經歷告訴你：只有小孩子才做選擇，面包和愛情我都要。老來得子更是被他奉為平生三大得意事之一。

他在上海租了三處公館，分別住發妻與兩位如夫人，他50壽宴之時，大擺宴席，三位夫人都佩花做主人。著名革命黨人于右任先生贈詩：“榆林張季子，五十更風流。”

不過張季鸞雖然年少得志，但也倒過大霉。

盡管他的倒霉常常不是因為運氣背，而是因為他不愿向所謂現實妥協。

二、兩度上演監獄風云

就拿當下來說，大家心目中的好工作不外乎就是“高薪”“穩定”，在有些時候，對穩定的看重甚至勝于高薪，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爆發后，失業大潮襲來，更堅定了人們這一看法。在各類媒體平臺發布的最受歡迎職業中，公務員長期穩居前列并常常登頂，就是因為其無與倫比的穩定性。而很多高薪職業卻常常遭遇“勸退”， 不穩定就是其中重要原因。

但張季鸞偏偏不屬于追求穩定一族，甚至會不時地給生活制造“彩蛋”，比如坐牢。

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北站被暗殺，張季鸞多次撰文向上海當時同盟會的機關報《民立報》揭露袁黨陰謀，引發袁黨極大不滿。不過礙于他是記者，而當時袁黨又急于要向全國人民樹立他們所謂“正面形象”，才表面上一笑了之，實則心里已經給他記了一筆黑賬。言下之意就是你小子要是敢再犯，就讓你嘗嘗國家機器的厲害。

但張季鸞哪是會妥協的主兒，1913年，袁世凱為了向南方用兵，秘密向列強借了2500萬英鎊，時稱“大借款”。張季鸞與他留日的同學、當時袁世凱參與機密的咨議程克，過從甚密。有一天張季鸞在程克的書房里等他，看見程克書桌上有這次借款的“草約”全文，他當即把內容記下并向上海《民立報》發出專電，報紙刊出后全國震驚。

這種情況，不用想都知道是泄密了。至于消息來源，程克此時肯定連把張季鸞切巴切巴烤著吃的心都有了，我平素給你提供消息，你用這些消息寫稿也賺了不少錢，恩將仇報啊這是。

既然你無情就休怪我無義了。

當晚軍警就包圍了張季鸞所在的北京《民立報》報社，把張季鸞投入大獄。

后來張季鸞的好友李根源等歷時三個月，才把他保釋出來。

張季鸞對朋友極重情義，他曾為入獄的“七君子”之一、舊時好友沈鈞儒左右奔走，也曾在自己經濟尚不寬裕之時，照顧被北洋軍閥迫害致死的《申報》記者邵飄萍的妻女，我想張季鸞將從程克那里得知的內容發表見諸報端時，他是考慮過朋友處境的。畢竟泄密之事一出，縱然他被下獄，往后程克在袁世凱手下的日子也肯定不會好過；但他更清楚，列強不是慈善家，巨額借款必定是袁世凱不知出賣了多少國家利益才能得到的，聽之任之，受害的將是整個中華民族。

在朋友之誼和民族大義之間，他毅然選擇了后者。

從監獄里出來的文人有兩種情況，一是對現實恐懼加之失望透頂，從此不問國事，或放浪形骸，或縱情山水；二是更感時局憂患，肩上責任沉重，愈加銘記以文報國之志。

張季鸞依然選擇了后者。

他出獄后，在《雅言》月刊上發表了《鐵窗百日記》，抨擊袁黨倒行逆施，中國政治現實黑暗，盡自己從前未竟之業。因而被驅離北京， 來到上海，在報界沉寂了一段時間。

1915年，袁世凱冒天下之大不韙，復辟帝制，滇系軍閥唐繼堯、名妓小鳳仙的情人蔡鍔等人，宣布云南獨立，并出兵討袁，是為護國運動。

身在上海的張季鸞又一次加入了《民信報》做總編輯，聲援討袁運動。

次年，張季鸞成為當時上海大報《新聞報》的北京特約記者，以筆名“一葦”進行創作。對于這個筆名，我想其中有幾層含義，一是身處亂世，命運飄零之感，這一點與《申報》記者邵飄萍之名有同工之處；二則如蘇軾一般，在萬頃茫然中感一葦之渺小，在國家紛亂時局前知個人力量之渺小，但他愿略盡綿薄之力；第三則應了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在其《思想錄》中所寫：“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葦草。”“人全部的尊嚴就在于思想。”而這正是張季鸞在往后數十年間，聲名鵲起，被奉為報界宗師，文壇巨擘的原因。

此后，張季鸞被聘為《中華新報》總編輯。1918年9月， 段祺瑞為了擴充個人武力，以膠濟鐵路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張季鸞在《中華新報》上披露了這一消息，段祺瑞十分生氣。這怎么又是你小子？之前袁世凱送你的牢飯沒吃夠是吧？

當然，作為一名亂世軍閥，段祺瑞不會像言情劇里的女主一樣含淚大喊：“你怎么能這么對我呢？”他大手一揮，命令警察立即查封了《中華新報》，并把張季鸞拘押在首都警察廳。

按照段祺瑞的打算，沒準兒是準備讓張季鸞從此吃一輩子牢飯，或者他連給張季鸞吃牢飯都覺得浪費糧食，準備讓張季鸞直接為祖國土地施肥。

但國會不干了，記者素有無冕之王之稱，隨便對不知名記者做點什么都會有無數的文人出來對著國會和政府吐口水，何況是張季鸞這樣在全國都有一定影響力的記者，要是他有個什么三長兩短，政府和國會都非得被吐沫星子淹了不可。

你們政府是一幫臉皮比城墻厚的草莽軍人組成的，無所謂，我們國會都是社會各界有頭有臉的人，可不想陪你們一塊兒。

另外國會內部也并非鐵板一塊，張季鸞讓段祺瑞可好好在全國人民面前露了回臉，不少人心里是偷著樂的，他們自然也要保護張季鸞。

同時，張季鸞的好人緣在此時發揮了大作用，他的好友們四處托人說話，不少人吃給他說情的飯吃得嘴都軟了。

最后，在幾股壓力之下，段祺瑞不得不放張季鸞自由。

三、《大公報》上海版被競爭對手打擊得欲哭無淚

《大公報》原為天津報紙，1935年，長城抗戰之后，日軍日益逼近華北，張季鸞基于憂國圖存的心情，建議早日遷津南下，開辦《大公報》上海版。

理由也很簡單，當時日軍已經直接駐扎在平津城外，國防部長何應欽還與日方代表梅津美治郎簽訂了《何梅協定》，要求中國的駐軍和“抗日勢力”通通撤出華北。日軍一再逼近，而我軍不斷后撤，戰事一開，平津豈有守得住之理。

張季鸞辦報，最珍視和最引以為豪的就是獨立。只有獨立，才能“四不”，才能如他所說，使其事業用為中國公民之獨立言論機關，忠于民國，盡其職分。

一旦天津被日軍占領，《大公報》怎可能在日寇的鐵蹄下實現所謂獨立和報國，過去袁世凱、段祺瑞雖然是兇殘的軍閥作風，都有過賣國行徑，但心里畢竟還存著身為炎黃子孫的一絲善念。但日本人可不講這個，你只要不聽我的話，通通地死啦死啦地。屆時《大公報》要么淪為日本侵略中國的工具，要么就報社所有人一起“捐軀赴國難”。

以身殉國固然是值得敬佩，但《大公報》這樣影響力巨大的大報，報社中那么多優秀的新聞工作者，無論是從鼓舞士氣、“輿論戰”方面看，還是對于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肯定讓是大家都活著更有價值。

為了自己“新聞報國”的理想，張季鸞為此一度與另一位合伙人胡政之鬧了矛盾，胡政之認為，上海一貫是《申報》《新聞報》等大報的地盤，《大公報》貿然前去上海，想要立足，談何容易。

但張季鸞不以為然，他甚至不惜以另起爐灶相威脅。

順便說一下，《大公報》是由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三人合伙辦的，張季鸞一分錢沒出，他是以技術入股。

不過張季鸞在某種程度上是《大公報》的靈魂，這份報紙能從瀕臨破產到在全國范圍內極負盛名，固然與胡政之與吳鼎昌的苦心經營分不開，但報紙內容為王，是靠銷量掙錢的，這種轉變最重要的還是依靠張季鸞這一支生花妙筆。

在企業，什么叫核心競爭力啊？這就是。

大多數情況下投資人是你爸爸，但要是你敢想敢干，能為投資人賺大錢，甚至讓投資人離了你就賺不了大錢，你也有機會成為投資人的爸爸。

與此同時，平津局勢日益惡化，綜合各種因素，胡、吳同意了張季鸞的要求。

《大公報》上海版正式刊發，為了實現“開門紅”，張季鸞對于稿子不可謂不盡心盡力。

他先寫《今后之大公報》，對該報上海版創刊的原因和當時國家局勢進行分析，并重申《大公報》的一系列原則。其中有幾句駢體尤為精彩：“當年中原重鎮，今日國防邊疆。長城在望而形勢全非，渤海無波而陸沉是懼。”頗有唐詩“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之感，很是扣人心弦。

然后又發表社評《改善取締新聞之建議》，翻譯成大白話就是：我對政府現在的新聞檢查制度十分不滿。直戳當時的政治敏感問題，不得不說放眼全國，也只有《大公報》或者直接說張季鸞有此能耐。這也是他的特色，換一個人，天天對政府指桑罵槐，早被收拾的誰都認不出來了。

但張季鸞偏偏就敢，而且即使是政府本身，乃至于直接被他寫文嘲諷的人，都對他抱有十分的敬意。

他之所以能做到這一步，在于他不嘩眾取寵、不顛倒是非，在法令所允許范圍內，力求公正，而且以國家利益為重，對人對事幾乎不摻雜私情。

舉個例子，他曾寫《蔣介石之人生觀》，對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一事發表評論，痛斥蔣介石所謂“人生若無美滿婚姻，一切皆無意味。”“確信結婚后，革命工作必有進步。”對蔣介石冷嘲熱諷，使蔣領袖之面子盡失。但西安事變爆發之時，他屢次發表社評，在對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同情和理解的基礎上，希望二位將軍為國家、民族之大計，釋放蔣介石，勿使國家再度陷入分裂和內戰。他甚至寫了一份《致西安軍界的公開信》，找到了宋子文、宋美齡兄妹，將此信用飛機在西安空投下四十萬份，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作出重要貢獻。可見，他對于蔣介石的態度不取決于個人好惡，而唯國家利益是從，故而令人起敬。蔣介石日后更是奉他為“國士”。

《大公報》上海版“開鑼”三天，十分精彩，本以為能廣受好評，為《大公報》在上海的經營打開局面。

但實踐證明，胡政之起初的擔心是對的。

當時上海大報《申報》和《新聞報》，兩報是競爭對手，平時互相看不上，素有矛盾，但為了不讓《大公報》在上海立足，他們決定聯合，一致對外，干了一件十分缺德的事。

要說這倆不愧是大報，那叫一個財大氣粗，他們派人蹲守在各個報攤上，只要一有《大公報》，立刻全部買走，搞得真正想讀《大公報》的讀者壓根兒買不到這份報紙。

一開始《大公報》收到讀者電話，還十分開心，買不到說明銷量好，供不應求，連著幾天都增量印刷。結果三天之后，讀者說還是買不到。

申、新兩報打的如意算盤應該是《大公報》一直都發現不了這事兒，然后不斷擴大印刷規模。《大公報》在上海本就根基薄弱，讀者見不到報紙意味著《大公報》不會有新的讀者，社會影響力無從談起，就沒有廣告商贊助，而廣告是報紙最大的利潤來源之一，有時這個之一甚至可以去掉。

他們這一招確實十分毒辣，《大公報》一面要消耗大量資金擴印，一面又少了一大經濟來源，長此以往必定入不敷出，輕則不得不關閉上海版，重則直接倒閉破產。

但當時的《大公報》已經辦了十年了，負責人也絕非人工故障，經過了解，他們得知了真相。

不過你以為光知道真相就行了嗎？用現在的話說叫做：不服你來咬我啊。申、新兩報只是單純的讓人去買報紙，沒干什么違法犯罪的事，你上法院去告他們都找不著名頭，何況兩報在滬多年，樹大根深，就算真打起官司，能打贏就活見鬼了。

《大公報》諸人此時簡直欲哭無淚，你們《申報》《新聞報》不講武德，這日子沒法兒過了。

好在張季鸞和胡政之一貫以人脈廣博著稱，輾轉找到了當時上海灘的大佬杜月笙，由杜月笙出面請各大報社負責人吃飯。

放眼整個上海灘，有人敢不給杜月笙面子嗎？《大公報》這才從小黑屋中解放出來。

到1936年下半年，《大公報》上海版發行量超過五萬份，有了屬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文中人物經歷資料來源：《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張季鸞》于右任等著，劉未鳴、韓淑芳主編，中國文史出版社。

文/深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