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孫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孫中山，這位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的一生，是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不懈奮斗的一生，充滿了曲折與傳奇。從早年的求學經歷，到后來的革命生涯，再到為捍衛共和而進行的艱苦斗爭，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孫中山始終堅定地追尋著心中的理想，為改變中國的命運而拼搏。

早年求學與思想覺醒

1866年11月12日，孫中山出生于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 ，幼名帝象，讀書時取名文，號日新，字德明，1886年改號逸仙 。父親孫達成以務農為生，年輕時還在澳門當過鞋匠。盡管家境貧寒，但孫中山從小就展現出對知識的渴望和對世界的好奇。1875年，9歲的孫中山入村塾讀書，接受傳統教育，在這里，他接觸到了儒家經典和中國歷史文化，為他日后的思想發展奠定了基礎。

1878年，孫中山的人生發生了重大轉折。他的長兄孫眉在檀香山經商致富，將孫中山接到了檀香山，開啟了他的西式教育之旅。在檀香山，孫中山先后就讀于英美教會所辦的意奧蘭尼學校和奧阿厚書院。意奧蘭尼學校的課程設置豐富多樣，除了英語、算術、歷史、地理等基礎學科外，還注重培養學生的品德和社會責任感。

在這里，孫中山不僅掌握了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還接觸到了民主、平等的思想觀念，這對他的世界觀產生了深遠影響。奧阿厚書院則更加強調宗教教育和西方文化的深入學習，孫中山在這里進一步拓寬了自己的視野，對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認識。

1883年，孫中山回到中國，隨后前往香港繼續求學。在香港，他先后就讀于拔萃書室和域多利書院。這兩所學校同樣注重西方知識的傳授，孫中山在這里系統地學習了西方的政治、歷史、軍事、科學等知識，進一步深化了他對西方文明的理解。

同時，香港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讓孫中山有機會親身感受到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勢力和影響，也使他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社會的落后和民族危機的嚴重性。這段經歷促使他開始思考如何改變中國的現狀，救國救民的種子在他心中悄然種下。

1892年，孫中山以最優異的成績從香港西醫書院畢業，隨后在澳門鏡湖醫院行醫，出任西醫局首任義務醫師。他醫術精湛，醫德高尚，贏得了當地百姓的贊譽。然而，在行醫過程中，孫中山逐漸認識到，僅僅依靠醫術只能醫治人的身體，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社會的現狀。

此時，中國正面臨著嚴重的內憂外患，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讓國家陷入了深深的危機之中。中法戰爭的慘敗更是讓孫中山深感痛心，他意識到，只有通過政治變革，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才能實現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獨立。于是，他毅然決定放棄“醫人生涯”，投身于“醫國事業”，從此踏上了充滿坎坷與挑戰的革命之路。

革命之路的艱難探索

1894年，孫中山懷揣著救國的希望，北赴天津，渴望能見到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傾訴自己的救國主張。他精心撰寫了一封長達八千多字的《上李鴻章書》，在書中，他提出了“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改革主張，希望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實現中國的富強。然而，他的滿腔熱情卻遭到了無情的冷遇，李鴻章并沒有接見他，上書也如石沉大海。這次碰壁讓孫中山徹底認清了清政府的腐朽本質，也讓他更加堅定了推翻清政府的決心。

同年，孫中山前往檀香山，創立了興中會。興中會是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它的成立標志著孫中山革命事業的正式開端。在興中會的入會誓詞中，孫中山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主張，明確了推翻清朝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國的革命目標。這一主張猶如一聲春雷，在沉寂的中國大地上激起了千層浪，為后來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

1895年，孫中山帶著鄭士良、陸皓東等人回到廣州，密謀發動起義。他們計劃在重陽節當天，利用廣州地區會黨力量，突襲廣州城，奪取政權。然而，由于計劃泄露，起義還未發動就遭到了清政府的殘酷鎮壓。陸皓東不幸被捕，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和威逼利誘，他堅貞不屈，最終英勇就義，成為了為中國民主革命事業犧牲的第一人。孫中山則被迫流亡海外，開始了漫長的海外革命生涯。

流亡期間，孫中山并沒有放棄革命的信念，反而更加積極地在海外宣傳革命思想，聯絡華僑和國際友人，為革命事業尋求支持。1896年，他在倫敦被清廷駐英使館誘捕，險些慘遭殺害。幸運的是，在英國友人康德黎的營救下，孫中山最終脫險。這次經歷讓他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革命的危險性和復雜性，但也進一步堅定了他革命到底的決心。脫險后，孫中山在英國停留了一段時間，深入研究了西方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汲取了許多有益的思想和經驗，為他后來提出三民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

1897年，孫中山抵達日本，開始結交日本朝野人士，為反清武裝起義做準備。在日本期間，他先后結識了宮崎寅藏、平山周、犬養毅等眾多日本友人，其中不少人都對他的革命事業表示同情和贊助。這些日本友人不僅為孫中山提供了物質上的支持，還在革命活動中給予了他許多幫助和建議。同時，孫中山還積極發動華僑參加興中會，擴大革命組織，使興中會在海外的影響力不斷擴大。

1900年，國內局勢風云變幻，義和團運動興起，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爆發，清政府陷入了內外交困的境地。孫中山認為這是發動起義的絕佳時機，于是派鄭士良到廣東惠州三洲田發動起義。起義軍迅速集結，士氣高昂，曾連敗清軍，一度發展到兩萬多人。

然而，由于起義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革命黨人未能有效地發動群眾參與，加之無法從臺灣運送槍械至起義軍，最終因彈盡糧絕，并遭到清軍優勢兵力的圍攻而失敗。鄭士良率領少數精銳退回香港，惠州起義以失敗告終。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在政治和精神上給了清政府沉重打擊，也讓更多的人認識到了孫中山和他所領導的革命事業，為后來的革命斗爭積累了經驗。

同盟會成立與革命高潮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孫中山意識到，要想實現推翻清政府的目標，必須團結和聯合更多的革命力量。1905年，在孫中山和黃興的努力下，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多個革命團體在日本東京合并，組成了中國同盟會。中國同盟會是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同盟會成立大會上，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大會通過了《中國同盟會會章》，確定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第一次將同盟會的綱領概括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即“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提出，為中國的民主革命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成為了革命黨人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同盟會成立后，孫中山和黃興便積極在國內外各地建立和發展同盟會的地方組織。在中國國內設立東（上海）、西（重慶）、南（香港）、北（煙臺）、中（漢口）5個支部；海外設立南洋、歐洲、美洲、檀香山4個支部。在此后的幾年中，同盟會相繼在香港、布魯塞爾、柏林、巴黎、新加坡、西貢（今越南胡志明市）、河內、仰光、曼谷、美國、加拿大等地建立了分會，會員數量迅速增加，革命力量得到了進一步壯大。

在積極發展組織的同時，孫中山還領導革命派與改良派展開了激烈的大論戰。以革命派的《民報》與改良派的《新民叢報》為主要陣地，雙方圍繞著是擁滿還是反滿、是維護清政府行君主立憲還是推倒它新創民主共和國、是革命會引起瓜分和內亂還是用革命去消除內亂與瓜分等一系列問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辯論。

這場論戰持續了數年之久，通過激烈的交鋒，革命派充分揭露了改良派的反動本質，揭穿了他們對革命的歪曲宣傳，使許多人擺脫了改良派的影響，轉向革命，為辛亥革命做了進一步的思想、輿論準備。

在和改良派論戰的同時，孫中山還在國內外廣泛聯絡華僑、會黨和新軍，積極地籌劃武裝起義。1907年至1911年的四年中，他連續組織和領導了八次武裝起義，包括潮州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欽州廉州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州馬篤山起義、云南河口起義、廣州新軍起義和黃花崗起義。這些起義雖然均告失敗，但在政治和精神上都給了清政府以沉重打擊，動員和鼓舞了廣大人民群眾，為辛亥武昌起義準備了條件。

1911年4月27日的黃花崗起義，是孫中山領導的多次起義中最為壯烈的一次。起義前，孫中山和黃興等人精心策劃，組織了八百多名敢死隊，準備一舉攻占廣州城。然而，由于消息泄露，清軍加強了戒備，起義最終失敗。起義失敗后，廣州革命志士潘達微收殮犧牲的革命黨人遺骸72具，葬于廣州郊外的黃花崗，史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黃花崗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所展現出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氣概，激勵著無數中國人為了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不懈奮斗，成為了辛亥革命的前奏。

中華民國的創建與挫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武昌起義的槍聲如同一顆火種，點燃了全國革命的烈火，革命軍在短短3天之內就占領了武漢三鎮。消息傳來，孫中山正在美國進行革命活動，他立即在歐美各國開展外交活動，爭取各國對中國革命的支持。然而，由于當時歐美各國對中國革命采取觀望、敵視態度，孫中山的努力收效甚微。

盡管如此，武昌起義的勝利還是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革命熱情，全國各地紛紛響應，清王朝的統治搖搖欲墜。11月24日，孫中山在革命黨人的一再催促下，從法國馬賽啟程回國；12月25日抵達上海。四天后，在17省代表會議中，孫中山被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宣告成立，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標志著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誕生，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宣告終結。

孫中山在擔任臨時大總統期間，雖然時間短暫，但他為了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和社會發展，做出了許多重要的努力。在短短三個月內，他頒布了三十多件有利于民主政治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法令，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

例如，在政治上，他主張建立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在經濟上，他鼓勵發展實業，推動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在文化教育上，他提倡廢除封建教育制度，推行新式教育，培養適應時代發展需要的人才。此外，孫中山還在3月11日公布了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部約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了民主共和國的政治體制，規定了人民的權利和義務，為中國的民主法治建設奠定了基礎。

然而，中華民國的成立并沒有帶來真正的和平與穩定。當時，中國北方仍是清政府的統治范圍，全國存在著南北兩個政權對峙的局面。一方面，投機革命的立憲黨人、官僚、政客鉆進了革命政權的內部，進行破壞和搗亂；另一方面，清政府起用了袁世凱來絞殺革命。

袁世凱得到了國內外反動勢力的支持，在南北議和會議上，革命黨人被迫向袁世凱妥協，雙方代表約定，如果袁世凱逼迫清帝退位，即由他擔任民國大總統。1912年2月12日，清宣統帝下詔退位，清朝覆滅。三天后，孫中山向南京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4月1日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的職務。袁世凱將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遷至北京，繼任臨時大總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

孫中山辭職后，起初還對袁世凱抱有幻想，希望他能夠遵守承諾，維護共和制度，致力于國家的建設和發展。他于8月24日應邀到達北京與袁世凱會商內政綱領時，為表示真誠合作，聲明辭去正式大總統候選人，請袁世凱于十年內練精兵百萬，自己則以在野的身份，專力從事社會實業活動。

9月，孫中山接受袁政府的任命，擔任全國鐵路督辦，立志十年內修筑二十萬里鐵路。同年秋季，孫中山先后考察了華北、華中的北寧、津浦和膠濟等鐵路線；10月14日，回到上海的孫中山正式成立了中國鐵路總公司，又設立了鐵路督辦辦事處，進行統籌安排。此外，孫中山還主張發展鋼鐵業和制造業，提倡多辦學校，培養大量人才。為此，他于1913年2月親赴日本考察工業建設情況，爭取日本在經濟和技術上給予支持和幫助。

然而，袁世凱的野心很快就暴露無遺。1913年3月，國民黨在第一次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取得了絕對多數議席。正當宋教仁想借此出任內閣總理之時，在袁世凱的授意下，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殺。這一事件震驚了全國，也讓孫中山徹底認清了袁世凱的真面目。緊接著，袁世凱于4月26日，與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了2500萬英鎊的“善后”大借款，用以擴充軍隊，對付國民黨，鎮壓革命。

孫中山得知宋教仁死訊后，于3月25日立即從日本長崎趕回上海。回國后，他立即召開國民黨骨干會議，提出“先發制人”的手段，極力主張在南方各省組織討袁軍，進行“二次革命”。然而，由于國民黨內部意見不一，力量分散，加上袁世凱早有準備，二次革命很快就遭到失敗，孫中山再次被迫流亡日本。

捍衛共和的不懈斗爭

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組建中華革命黨，繼續號召推翻袁世凱的獨裁統治。中華革命黨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在組織上更加嚴格，要求黨員絕對服從孫中山的領導。孫中山發表《討袁宣言》，痛斥袁世凱的種種罪行，呼吁全國人民起來共同反對袁世凱的專制統治。然而，中華革命黨在國內的發展受到了諸多限制，活動范圍相對較小，影響力也不如同盟會時期。

1915年，袁世凱公然復辟帝制，宣布改國號為洪憲帝國，自稱皇帝。這一倒行逆施的行為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護國運動迅速興起。孫中山積極支持和參與護國運動，他派遣革命黨人回國，組織武裝起義，討伐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共同斗爭下，袁世凱的帝制夢僅僅維持了83天就宣告破滅，他本人也在眾叛親離中憂懼而死。

袁世凱死后，中國并沒有迎來真正的和平與穩定，反而陷入了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以段祺瑞為首的北洋軍閥拒絕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召開國會，企圖繼續實行專制統治。孫中山為了維護共和制度，于1917年聯合西南各軍閥在廣州發動“護法運動”，他被推舉為大元帥，誓師北伐，反對段祺瑞的獨裁統治。然而，西南各軍閥名為護法，實為爭奪地盤，他們與孫中山貌合神離，并不真心支持護法運動。在桂系軍閥和政學系的挾制下，孫中山的護法主張無法得到有效實施，最終被迫于1918年去職，護法運動宣告失敗。

護法運動的失敗讓孫中山認識到，依靠軍閥來實現民主共和是行不通的，必須尋找新的革命力量和途徑。1919年，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為日后的奮斗奠定了新的基礎。中國國民黨在組織上更加完善，在政治綱領上也更加明確，強調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標。同時，孫中山開始關注和研究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受到了俄國革命的啟發，逐漸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的，只有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

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被選舉為“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他再次組建政府，試圖重新推動革命事業的發展。然而，此時的孫中山又面臨著新的挑戰。他與粵系軍閥陳炯明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陳炯明企圖割據廣東，反對孫中山的北伐主張。1922年，陳炯明發動“六一六兵變”，炮擊了孫中山的住所粵秀樓，孫中山在脫險后避入永豐艦再赴上海。這次兵變給孫中山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但也讓他更加堅定了尋求新的革命道路的決心。

在“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孫中山開始接受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建議，逐漸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1923年，表示服從孫中山的滇桂軍隊將陳炯明逐出廣州后，孫中山從上海回到廣州，并以大元帥名義統率各軍。此時的廣州城雖已擺脫陳炯明的威脅，但擺在孫中山面前的是一個千瘡百孔、局勢復雜的局面。

孫中山回廣州后，首要任務便是穩定軍政局勢。一方面，要整合內部軍事力量。支持他的滇桂軍隊雖趕走了陳炯明，然而這些軍隊成分復雜，各自為政，缺乏統一的指揮與紀律。滇軍將領楊希閔、桂軍將領劉震寰等，表面服從孫中山的領導，實則心懷異志，他們擁兵自重，在廣州城內橫征暴斂，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和民眾生活，也削弱了革命政府的公信力 。孫中山為了協調各方軍事力量，耗費了大量精力，不斷周旋于各將領之間，試圖建立起一支真正聽從革命指揮、紀律嚴明的軍隊。

另一方面，外部威脅依然嚴峻。陳炯明雖被逐出廣州，但其實力猶存，盤踞在東江地區，時刻準備反撲。陳炯明殘部多次對廣州周邊地區發動進攻，給革命政府的安全造成極大威脅。孫中山不得不組織軍隊進行多次東征，以徹底消滅陳炯明勢力。這些軍事行動不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也使孫中山認識到建立一支強大革命武裝的緊迫性。

在政治方面，孫中山積極籌備重建革命政權。1923年2月，孫中山在廣州設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作為臨時最高軍政機關。大本營在機構設置上，涵蓋軍事、政治、財政、外交等多個部門，但由于當時局勢動蕩，各項工作開展面臨重重困難。財政上，革命政府入不敷出，稅收來源有限，又要承擔龐大的軍費開支，只能依靠向商人借款、發行債券等方式維持運轉，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矛盾。外交上，西方列強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政府持觀望甚至敵視態度，他們更傾向于支持北洋軍閥，在國際上孤立孫中山的革命政權。

為了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局面，孫中山開始尋求新的革命道路和支持力量。在這一時期，他與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聯系日益密切。蘇俄在十月革命后，成功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這給孫中山帶來了新的啟示。同時，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后，積極發動工農群眾，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戰斗力。1924年1月，在孫中山的主持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通過了新的黨綱、黨章，在實際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這一舉措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為中國革命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國共合作的推動下，革命事業迅速發展。1924年5月，孫中山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創辦了黃埔軍校。黃埔軍校以培養革命軍事人才為目標，采用了新式的軍事教育方法和政治教育理念。孫中山親自兼任軍校總理，蔣介石任校長，廖仲愷任黨代表，周恩來等共產黨人也在軍校中擔任重要職務。黃埔軍校為革命軍隊培養了大批優秀的軍事和政治人才，成為后來北伐戰爭的骨干力量。

此外，孫中山還積極推動工農運動的發展。他認識到工農群眾是革命的重要力量，只有發動廣大工農群眾，才能取得革命的最終勝利。在他的支持下，廣東地區的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蓬勃興起工會組織不斷壯大，工人罷工斗爭此起彼伏；農民協會紛紛成立，領導農民進行減租減息等斗爭。這些工農運動不僅為革命提供了廣泛的群眾基礎，也使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然而，孫中山的身體狀況卻在此時逐漸惡化。長期的革命奔波和繁重的工作壓力，使他積勞成疾。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直系軍閥曹錕政府，并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事。孫中山為了實現國家的和平統一，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決定北上。11月13日，孫中山離開廣州，經香港、上海、日本，于12月31日抵達北京。

此時的孫中山已身患重病，但他仍堅持與各方進行會談，希望推動和平統一進程。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享年59歲 。孫中山在臨終前，留下了《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俄遺書》。在《國事遺囑》中，他總結了自己一生的革命經驗，強調“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表達了他對革命事業的堅定信念和對未來中國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