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一位香港商人計劃向大陸捐款1000萬美元，同時提出了一個特殊請求。不過，當這個計劃傳達到相關部門后，未立刻得到落實，并且有一部分人提出了反對意見，認為這是為資本家“樹碑立傳”。

而這位香港商人正是當時享譽全球的“船王”包玉剛。

1918年，包玉剛出生于寧波鎮海，父親包兆龍是一位地道的商人，在父親的影響下，少年時期的包玉剛逐漸展現出了經商頭腦。于是在他31歲那年，便跟隨父親來到香港闖蕩。

彼時的香港正處于發展時期，充滿著機遇與挑戰，包玉剛與父親著手做了一些小買賣，在積累了一定資金后，他力排眾議，不顧父親與家人的勸阻，將目光投向了當時競爭十分激烈地海洋運輸業。

然而在創業初期，包玉剛就遇到了資金短缺的問題，幸得在朋友的協助下湊集了20萬英鎊購買了一艘二手貨船，并于1955年創立“環球航運公司”，正式進軍航運行業。

憑借著自身出色的經商才能，包玉剛逐漸在行業內站穩了腳跟。

到了1980年，他的“環球航運公司”迎來了鼎盛階段，貨船數量高達200多艘，總噸位破2000萬，登頂“世界船王”寶座，成為了全球航運業的領軍人物。

中國人向來有一種“衣錦還鄉”的思想觀念，一旦事業有成，都會想到如何報答自己的故鄉，包玉剛也不例外。

其實自1949年離開大陸前往香港發展以來，包玉剛就曾多次與大陸有過不同形式的接觸。

比如剛到香港發展不久，他就幫助大陸運輸了藥品、鋼材等緊缺物資。在這20多年中，包玉剛也曾多次親自來到大陸，但是首次與官方接觸則發生在1978年。

那一年，包玉剛在國務院僑辦主任廖承志的邀請下，以個人名義來到大陸訪問。

短短幾天的北京之行，包玉剛感觸頗深，他意識到此時的大陸正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逐漸回到現代化建設道路的正軌上來了。

同時，他也十分清楚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定的資金和技術，而這兩項正是當時中國的短板所在。

比如當時的北京僅有7家涉外飯店，能夠滿足接待需求的床位也僅有1000多張，這對于即將走對外開放道路的中國來說顯然是不夠的。

因此，到了1979年，包玉剛提出愿意向大陸捐贈1000萬美元，用在北京建造一座擁有300個房間的旅游飯店。

1000萬美元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講，可以說是一筆巨款，當時北京的GDP也僅100億人民幣左右，倘若這筆捐款落實，對于北京的現代化建設無疑一項巨大的幫助。

然而當包玉剛提出這個想法后，并未得到相應的回應。

當時的中國雖然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政策，但是黨內仍然存在一些保守思想，在他們看來，中國向來講“援外”，接受資本主義地區資本家的援助是有悖于社會主義思想的做法。

不過，他并未因此放棄。

1980年3月15日，包玉剛來到北京商談航運合資經營等事宜，并受到了王震、谷牧等領導人的接見。

在與一眾領導人的會談過程中，包玉剛又想起了此前的捐款計劃，于是他誠懇地表態：

目前北京正缺少旅游飯店，這項工作他本人可以做貢獻，愿意捐贈1000萬美元在北京建造一座大型的旅游飯店。

同時，他也有一個特殊的小要求——飯店用其父親的名字命名：“兆龍飯店”，彼時包玉剛的父親已經80多歲，他想有這個特殊的方式來紀念自己的父親。

然而，包玉剛此次還是吃了“閉門羹”，他的這張1000萬美元支票仍是沒有捐出去。

當時，旅游總局副局長莊炎林得知此事后十分重視，他認為“此等好事，多多益善”，可他在這件事上并沒有決定權，需要等高層商量決定，而高層在這件事的討論上也存在分歧。

更為嚴重的是當時在京內傳出了一個不和諧的說法：北京建飯店，以資本家的名字命名，是在為資本家“樹碑立傳”。

為了不辜負包玉剛的一片好心，莊炎林找到了負責管理華僑事務和港澳事務的廖承志，希望他能在這件事上提供一定的幫助。

莊炎林告訴廖承志，閩、粵兩地大多數的僑胞事業有成后，都在自己的家鄉建設了學校、醫院、圖書館，也不乏用自己名字命名的做法。

廖承志對此也感觸頗深，他認為愛國華僑做善事與光宗耀祖之間并不沖突，而且包玉剛并非黨員干部。

加之包家的祖墳在特殊時期遭到過破壞，親屬也挨過整，這方面來講我們有愧于他。而且包玉剛對此并未記仇，相反，他在為國家建設發展方面表現地十分積極。

不過，廖承志也十分清楚當時的環境，以他本人的身份，在這件事起不到關鍵作用，所以他先讓莊炎林寫一份報告，然后他親自將這份報告送到了鄧小平手上，并向鄧小平介紹了此事的詳情。

鄧小平得知此事后，也十分認同莊、廖二人的看法，當即表示愿意出面接受這筆捐贈，并且為飯店提名。

在鄧小平看來，包玉剛捐贈千萬美元建飯店是一件對社會主義建設有幫助的事，而取名“兆龍飯店”是其表達對父親養育之恩的體現，加之包父本身對我們國家做過貢獻，紀念也是應該的。

此話傳到莊炎林和廖承志的耳中后，兩人長舒一口氣，負責旅游飯店建設具體工作的莊炎林立即動身處理選址和征地等相關事宜。

不過，受當時的大環境影響，捐贈事宜雖然已經得到了鄧小平同志的拍板支持，但是整個過程中還是存在一些阻力，所以直到一年后才最終落實，并舉行了一場官方的贈款簽字儀式。

1981年7月3日，包玉剛與父親包兆龍以及親屬共9人前往北京，而這也是包父幾十年來首次來到了自己國家的首都。

7月6號上午，包氏父子等人受邀來到了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親自接見了他們。

當時，鄧小平主動走向包氏父子，緊握著他們的手笑道：“我們早就應該見面了”。

兩人相談甚歡，十分投機像是認識多年的老朋友一般，聊了整整38分鐘。在交談過程中，鄧小平詳細地詢問了環球公司與大陸船舶業的合作情況，并且對包玉剛幫助大陸的船舶業打入國際市場表示感謝。

而包玉剛則向鄧小平介紹了自己從事航運業的一些列經歷，以及在大陸考察的所見所想和大陸發展船舶業的一些建議。

交談結束后，開始正式舉辦那場包玉剛期待許久的捐贈簽字儀式。

在儀式上，鄧小平親手接下了包玉剛手中的1000萬美元支票，并略帶自責地說道：“你們要知道，我們現在的辦事效率就這樣，定個名字、找個地方都那么難，今后一定得想辦法改進。”

此后的四年里，兆龍飯店的建設工作有條不紊地開展著。

曾經為了捐贈事宜牽線搭橋的莊炎林同志已就任國僑辦副主任，雖然不再負責旅游飯店建設的具體事宜，但是他對于兆龍飯店的建設仍然十分關心。

1985年10月，“兆龍飯店”正式落成，此時的包玉剛已經成為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他帶著家人參加了飯店的落成典禮。

曾為飯店題寫名字的鄧小平，也破例出現在剪彩儀式上，這也是鄧小平同志生平唯一一次替外資飯店題寫點名并剪彩，足以表明他對愛國僑胞以及建設旅游飯店的重視。

不過，包玉剛的父親包兆龍老先生在飯店落成之前已經離世，曾為僑胞事務忙前顧后的廖承志同志也因病逝世。

他們作為“兆龍飯店”建設的見證者和貢獻者未能參與落成典禮，不可謂是一種遺憾。

權威資料來源：
《世界船王——包玉剛》
《鄧小平親自接受“燙手支票”》
《鄧小平八次會見“世界船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