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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和張允和：找個有趣的人一起變老

文/慕容素衣

來源：慕容素衣（ID:mrsy66）

理想的婚姻狀態是什么樣的？

有句流傳很廣的話說出了大家對理想伴侶的期待：一輩子太長，得找個有趣的人白頭偕老。

這話說起來容易，要真正實現卻很難。

首先，得有兩個有趣的人；其次，這兩個有趣的人得恰好看對了眼；再次，他們最好還要活得足夠長，才能達到“找個有趣的人白頭偕老”的境界。

在民國眾多伉儷中，能抵達這一境界的夫妻并不多。很多世人推崇的神仙眷屬，大多只能做到“有情”，要想達到“有趣”，還得多一點幽默感，多一份俏皮勁兒。

攜手走過百年風雨的周有光和張允和，就是這么一對堪稱鳳毛麟角的夫妻。他們倆年齡加起來超過兩百歲時，仍能舉“杯”齊眉，兩“老”無猜。

1998年12月21日，國際教育基金會舉行百對恩愛夫妻會，年近百歲的周有光、張允和是最年長的一對。

歲月沒有消磨掉他們對生活的激情和對彼此的愛意，他們越活越有味，越愛越深沉，一個是新潮老頭，一個是白發才女，真正做到了“有趣到老”。

張允和是誰？鼎鼎大名的合肥四姐妹之一，她在張家排行第二，被稱為“最后的閨秀”，張家人則親昵地稱之為“小二毛”。

張家四姐妹中，就數她最活潑、最爽朗，從小就深得父親張武齡的鐘愛，每次出門，都喜歡捎帶著她，“小二毛，來！”父親出謎語，制對聯，她總是第一個搶著作答，人送外號“快嘴李翠蓮”。

小小年紀，她就一肚子的主意，父母讓她當四妹充和的老師，她就耍起了“小老師”的威風，給四妹改了個名字叫“王覺悟”，意思是要妹妹做個懂民主、懂科學的新人。

孰料妹妹反問她：“你既是明白道理的人，為何要改我的姓？我姓張，不姓王。”她被妹妹問住了，氣得拿剪刀去拆書包上繡的“王覺悟”三個字，“覺”的繁體字足足有二十個筆畫，拆得她滿頭大汗。這起小鬧劇，日后反成了姐妹間的溫馨回憶。

張家姐妹從小就跟著父母聽昆曲，耳濡目染，慢慢都學著在家演戲。

姐妹們愛演《三娘教子》《探親相罵》《小上墳》《小放牛》之類的戲，大姐元和、三妹兆和演主角，我們二毛允和呢，則是永遠的配角，為主角們插科打諢、開鑼喝道。

她還專愛演丑角，鼻子上點一塊白豆腐，勾上幾筆黑線條，就是一個活靈活現的小琴童、小書童，非常符合她活潑靈動的性子。

很多人演配角都會為自己抱不平，允和則高興地回憶說：“我認為配角很重要，現在不是有配角獎嗎？我的童年如有配角獎，我可以受之無愧。”后來，她在學校里、曲社里都愛演配角、湊熱鬧。

在三妹兆和和沈從文的婚姻中，允和可以說是一個“最佳配角”了。

沈從文苦苦追求張兆和而不得，索性追到了她九如巷的家里來，兆和不想見他，是允和勸她說，他是老師，你是學生，做老師的到學生家里來，總要接待一下吧，你就對他說，我家里有很多弟弟妹妹，歡迎來玩。兆和聽了她的勸告，沈從文才有機會進了張家的門。

后來又是允和代沈從文向父母提親，開明的張家父母一口就答應了這門親事。允和非常開心，連忙跑到電報局去給未來的三妹夫發了一封電報，上面只有一個“允”字，既是應允的意思，又包含了她的名字，一語雙關，可見張二姐的機智。沈從文對這位二姐非常感激，到晚年時還戲謔地稱她為“媒婆”。

盡管允和在曲會上演了一輩子的配角，但對周有光來說，她卻是始終不變的女主角。

周有光先學經濟，后攻語言，被稱為“漢語拼音之父”。

作為一個經歷了百年滄桑的“四朝元老”，周有光給人最大的感覺是處變不驚。他一百一十歲時，別人問他長壽的秘訣，他說是“不要生氣”，因為生氣是用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

其實除了淡然處世外，活得生機盎然可能也是周有光的長壽秘訣。

他年輕時就喜游歷、談鋒健，愛好十分廣泛。小時跟著老師學拉小提琴，很有音樂天賦。老師讓他每天練四個小時，他卻說，學琴只是為了好玩，并不是為了成為演奏名家，于是照舊按自己習慣的時間練。

十年動亂時，他被下放到寧夏，和教育學家林漢達一起看守高粱地，仍然能夠談笑風生，好像是在對著一萬株高粱演講。

八十五歲那年，他離開辦公室，回到家里的小書房，看報、寫文章，那間書房僅僅只有九平方米，他卻安之若素，還饒有興致地撰寫了一篇《新陋室銘》：

山不在高，只要有蔥郁的樹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魚群。

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義的快樂自尋。

房間陰境，更顯窗子明亮，

書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門檻破爛，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歡迎老友來臨。

九十多歲時，他頭頂上的頭發都掉光了，他卻笑著說是還沒有長出來，依然像年輕時一樣，隨身帶著幾塊潔白的大手帕，時不時拿出來擦擦臉。

說起來，周有光和張允和的結緣，還要歸功于幾塊大手帕呢。

晚年周有光回憶起他和張允和的戀愛，用“流水式”的戀愛來形容這段關系。兩個人的相識相戀，沒有經過大風大浪，而是自然而然地走在了一起。

張允和和周有光的妹妹是同學，兩人由此相識。兩家都是望族，但周家已經沒落，一度連周有光念大學時的學費都交不起，所以允和常笑稱自己戲曲看多了，有“落難公子后花園”的情結，不僅沒有嫌棄周家家道中落，反而認定了周有光是個“落難公子”，想去搭救他一把。

張家有十個兄弟姐妹，周家的年輕人也很多，兩家人常常聚在一起玩。在九如巷的小型曲會上，張家姐妹唱戲，年輕的周有光會給她們拍曲，沒想到，這一拍，竟然就持續了一輩子。

可能是因為性情相近，周有光和張允和做了很多年的好朋友，直到有一天，在上海教書的他給還在杭州讀書的她寫了一封信，信中的內容很普通，沒有一句有關情愛的話。

允和收到信后，還是很緊張，和比她年齡大的同學商量后，才敢回信。暑假兩人再見面時，已經沒有以前相處時的自然，可能愛情的萌芽都始于這種不自然吧。

很多年以后，允和回憶起和周有光挑明心跡的那一幕，清晰得宛如昨日。

那是1928年的一個星期天，他們一起從吳淞中國公學的大鐵門走出來，一直走到了吳淞江邊的防浪石堤上，兩人沒有手挽手，而是保持著一尺左右的距離。

在溫柔的防浪石堤上，他掏出一塊潔白的大手帕，細心地墊在石頭上，讓她坐了下來。可能是太緊張，她的手直出汗，他又取出一塊小手帕，塞在兩只手之間。她心想：手帕真多！

隔著一塊手帕，他緊緊地握住了她的手。

回想起這一刻，暮年的她動情地寫道：一切都化為烏有，只有兩顆心在顫動著。

從那以后，她和他無論歡樂幸福，還是風雨突變，都沒有松開過彼此的手。

他們戀愛期間，發生了兩段很有意思的小插曲。

一個周末，周有光和張允和相約在靈隱寺見面，那時候的寺廟，常常成為書生小姐談戀愛的地方，《西廂記》的故事就發生在寺廟。

兩人肩并著肩一起上山，始終不敢手挽著手。一個老和尚一直尾隨在他們身后，他們走他也走，他們停他也停。這對情侶心想，這個和尚也太不識相了，于是索性坐在樹下休息。豈料老和尚也坐了下來，還問周有光：“這個外國人來了幾年了？”

原來允和鼻子很高，輪廓分明，所以被老和尚誤認為是個外國人，這才好奇地一路跟著來瞧瞧。

周有光不動聲色，笑著回答：“來了三年了。”

老和尚說：“難怪中國話講得這么好。”

熱戀中的人難免要安排各種娛樂節目，有一次，喜歡西洋音樂的周有光特意請還在念書的張允和去聽音樂會，地點是在法租界的法國花園，一個人一把躺椅，躺著聽，很貴，得兩個銀圓一張票。

當天演奏的是貝多芬的交響樂，沒想到，在雄渾激越的音樂聲中，張允和聽著聽著居然睡著了，這位張二小姐，打小喜歡的就是昆曲之類的中國古典音樂，對西洋音樂實在是欣賞不了。

周圍的人難免投來詫異的眼光，周有光心里也有點打鼓，但還是淡定地聽完了音樂會，其間任允和在躺椅上酣睡，并沒有叫醒她。

換成其他人，也許會埋怨愛侶不懂欣賞，周有光卻完全不以為忤，反把這當成了一件趣事，可見再合拍的情侶，也需要有一顆懂得包容的心，關系方能長久。

相識十年、戀愛五年后，兩個人準備結婚，定下日期后，允和的姑奶奶出面阻止，認為喜期定在月末不吉利，是陰歷的盡頭日子。于是改為4月30日擺酒，結果發現是陽歷的盡頭日子，再改已來不及了，只好如期舉行。允和相信，舊的走到了盡頭就會是新的開始。

婚禮很簡單又很新潮，四妹充和唱昆曲《佳期》，后來成為張家大姐夫的顧傳玠吹笛伴奏，還有一位白俄小姑娘彈奏鋼琴，稱得上是中西合璧。

允和是張家四姐妹中第一個結婚的，起初張家人并不看好這段姻緣。照顧允和的保姆拿著這一對新人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稱，這對夫妻都活不過三十五歲，連三妹兆和都說：“二姐嫁給癆病鬼，哭的日子在后頭呢。”

盡管如此，開明的張家還是沒有阻攔他們的結合，還給了新婚夫婦兩千銀圓的嫁妝。他們用這筆錢出國留學，并乘坐當時最豪華的游輪“伊麗莎白皇后號”遍游美、英、法、意大利、埃及等地。

結婚前，周有光有些憂慮地給允和寫信說：“我很窮，怕不能給你幸福。”允和回了一封很長的信，表明了一個意思：“幸福是要自己去創造的。”

他們果然用自己的雙手創造了幸福，兩人共同生活了近七十年，允和活了九十三歲，創造了白首不相離的奇跡。

七十年的婚姻歲月，就像婚前一樣，仍然是流水式的相守相依，其間不乏風風雨雨，抗戰時他們經歷了喪女之痛，“文革”時又受到打擊，他們卻用天性中的樂觀和熱情，將每一天都過得生機盎然。

這對恩愛終生的夫妻身上的共同點很多，其中最大的特點莫過于樂觀和活力。

晚年的周有光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張允和的樂觀人生》，在他眼里，這位夫人既是人們所說的“最后的閨秀”，又是充滿朝氣的現代新女性。

她學生時代的作文，把凄涼的落后時節，寫成歡悅的豐收佳節；她參加大學生國語比賽，自定題目“現在”，勸說青年們抓住現在，不要迷戀過去；她編輯報紙副刊，提出“女人不是花”，反對把女職員說成“花瓶”。

在干孫女曾薔的眼里，這位張奶奶的性格恰如宋詞，既婉約，又豪放，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也有堅貞不屈的一面。

“文革”期間，紅衛兵來抄他們的家，可在張允和看來，這些紅衛兵只不過是天真的孩子，這個時候化身為十分嚴厲的導演。她自己呢，平時在戲臺上扮慣了小丑，在這非常時刻，也就當是在演戲陪孩子們玩兒吧。

回顧這場風波，她一點怨氣也沒有，說：“我的孫子在我面前耍猴，我生不生氣呢？當然不。”

都說人生如戲，人啊，有時候確實需要一種游戲的精神，這樣才能出乎其外，不至于陷入痛苦無法自拔。

有骨氣的知識分子，在“文革”中多半在劫難逃。當時有人戲出上聯：“伊凡彼得斯大林”，周有光隨口對出下聯：“秦皇漢武毛澤東”。一下子捅了馬蜂窩，被打成了反革命，下放到寧夏平羅。

在平羅，他染上了青光眼病，病情危急，張允和則帶著孫女在北京借貸過日，并在好心人的幫助下，每月給周有光寄藥，共寄了四年零四個月。

回憶起那段暗無天日的日子，周有光記住的居然都是些趣事。

且看他筆下的“大雁糞雨”：“只聽到一位大雁領導同志一聲怪叫，大家集體大便，有如驟雨，傾盆而下，準確地落在集會的五七戰士的頭上。”盡管有大草帽頂著，他身上仍沾了不少糞便，可在他看來，大雁糞便準確地落到人群頭上要一萬年才遇到一次，所以笑稱自己運氣太好了，遇到了幸福的及時雨。

他被發配到寧夏農場，和林漢達先生一起看守高粱地，這里荒蕪，兩個老頭兒躺在高粱地里，仰望長空，暢談起了語文的大眾化，林漢達問他“未亡人”“遺孀”“寡婦”哪一種說法好，周有光開玩笑地回答說：“大人物的寡婦叫遺孀，小人物的遺孀叫寡婦。”

就是憑著這種他們夫婦所說的“阿Q精神”，他們總算熬過了劫難。

回到北京的周有光，推出了一系列語言學的著作，工作到八十五歲才退休，仍然筆耕不輟。有記者問他：你一生百歲，有點什么經驗可以留給后人？他回答說：如果說有，那就是堅持終身自我教育，百歲自學。

一臺夏普打字機，是周有光的寶貝，早在1988年，他就學會了打字。

這種“活到老、學到老”的勁頭感染了張允和，八十六歲那年，為了重新編印張家的家庭刊物《水》，這位張二小姐決定學習打字。她的老師，自然就是被沈從文稱為“周百科”的周有光。

張允和是合肥人，普通話不標準，“半精（京）半肥（合肥）”，老是拼錯字，這時候，只需要一句“幫幫忙”，周有光就會應聲過來，幫她校正。

可以說，允和打出的每一個字，都浸透了丈夫的愛意和耐心，所以她最先會打的就是“親愛的”三個字。正是用這臺打字機，張允和創作了《最后的閨秀》等作品，八十八歲時出版了處女作。

如果說打字方面是“婦敲夫審”，那么唱起昆曲來，則是“婦唱夫隨”了。張允和晚年與俞平伯等人一起成立了昆曲研習社，周有光常常陪同她去參加曲社活動。允和七十歲生日時,周有光送了她一套《湯顯祖全集》,老太太心里甜滋滋的：“他真是懂我的心思。”

夫妻倆當然也有不同的地方，張允和是“詩化的人”，富于傳統文化韻味，周有光則是“科學的人”，條理明晰，滔滔善辯。性格不同，并不相互抵觸，而是相互補充，以音樂為例，他跟著她去聽昆曲，她則跟著她一起聽西洋音樂。

他們的婚姻生活是雅致和雅趣的結合，夫妻倆經常不定期地請一些“親愛的”來參加“一壺酒、一碟菜”的“蝴蝶會”，還在酒席上行“新水令”。他們在朋友的幫助下，用五線譜等記下了評彈的詞和曲，使無論哪國的音樂家拿起樂譜就可以演唱。

“快樂極了”“得意得不得了”成了晚年張允和的口頭語。他們每天上午十點鐘和下午三四點鐘喝茶，有的時候也喝咖啡，吃一點小點心。喝茶的時候，他們兩個“舉杯齊眉”，既是為了好玩，更是雙方互相敬重的一種表達。后輩們都笑他們“兩老無猜”。

常有老年人說：“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而周有光夫婦的想法截然不同，周老先生曾說：“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他的理論是，人過八十，年齡應重新算起，九十二歲時，還自稱“十二歲爺爺”。

允和長得很美，年輕時的照片曾登上過雜志封面，出版人范用說她的臉符合黃金比例。她一生都穿中式衣裳，晚年時用黑絲線混著銀發絲編成辮子盤在頭頂，仍然是個時髦而優雅的老太太。

見過二老攝于1992年的一幀照片，他們站在花叢中，相依相偎，共讀一本書。此情此景，不禁讓人想起寶黛共讀《西廂記》的畫面。

俞平伯夫人許瑩環生日時，允和曾寫了一首詩祝賀，詩中說“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

多情人不老，說得多好啊，只有對生活飽含熱情的人，才能永葆活力，將每個平凡的日子都過得有滋有味。這樣的人即使老了，一顆心卻永遠年輕。

允和去世后，周有光滿心空蕩蕩的，不愿再回臥室睡覺，每日在書房里的沙發床上入睡，沙發床對面的五斗櫥上，擺了一排放大后的允和的照片。照片中，她對著他微笑，美麗一如當初。

作者：慕容素衣，作家，出版有暢銷作品《時光深處的優雅》等，本文選自新書《在最美的時光里遇見最好的愛情》，個人公眾號：慕容素衣（mrsy66）。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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