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經》作為中國古代地理與神話的集大成之作，記錄了諸多奇珍異獸與地理風貌。

堪培拉大學歷史系教授伊可·馬琳提出其中部分描述與澳大利亞的地形、生物存在關聯。

例如，《山海經·海外西經》中提到的“其狀如兔而鼠尾，善登木”的異獸，與澳大利亞考拉的形態特征驚人相似；而“有鳥焉，其狀如鸮，赤足而直喙”的描述，亦可能對應澳洲特有的鶴鴕（食火雞）。

從這些內容可以看出，數千年前，古代中國人對南半球大陸的已有認知，并通過海上交流留下了文化痕跡。

然而，當歐洲殖民者于18世紀“發現”澳大利亞時，他們并未以探索者的謙卑與當地土著展開對話，而是以槍炮與病菌開啟了一段血腥的殖民史。

這段歷史不僅摧毀了土著文明，更將《山海經》中暗含的文明交融因素，化為種族滅絕的殘酷現實。

《山海經》對地理方位的描述常以中原為中心向外輻射，但其“海外經”中記錄的某些地貌特征與澳大利亞存在耐人尋味的相似性。

例如：袋鼠與《山海經》異獸的形態呼應，《山海經·大荒南經》記載：“有獸焉，其狀如菟而鳥喙，鴟目蛇尾，見人則眠。”這種“跳躍如飛”“見人則眠”的特性，與袋鼠的習性和防御性假死行為高度契合。若將“菟”（兔）視為對袋鼠后肢發達特征的誤讀，這種生物的地理坐標或可指向澳洲大陸。

澳大利亞中部的烏魯魯巨石（艾爾斯巖）以其赤紅色聞名，而《山海經·西山經》中多次提到“赤銅”“丹粟”等紅色礦物，是對澳洲獨特紅土礦藏的隱喻。

土著傳說中，烏魯魯山是創世神靈的居所，與中國神話中“昆侖山”作為天地樞紐的象征意義不謀而合。

正如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所言：神話是集體無意識的語言，它跨越時空的共鳴，揭示著人類對未知的共同好奇。

澳大利亞土著文化中的“夢世紀”（Dreamtime）創世觀，與《山海經》中“女媧造人”“盤古開天”等神話有著相似的精神內核。

自然崇拜與萬物有靈，澳大利亞土著認為山川、河流皆有靈魂，祖先神靈化身為動植物守護土地。

這與《山海經》中“精衛填海”“夸父逐日”等故事傳遞的“天人合一”思想遙相呼應。

例如，土著傳說中的“彩虹蛇”既是創世神，又是水源的象征，與《山海經》中“應龍蓄水”的記載幾乎一模一樣。

澳大利亞土著通過歌謠、巖畫代代相傳歷史，其敘事方式與《山海經》以圖文記錄山海異事的傳統異曲同工。

新南威爾士州發現的萬年前巖畫中，描繪的巨型袋鼠與《山海經》異獸圖鑒的線條風格神似，間接佐證兩條文明長河在某一刻已經交匯。

遺憾的是，這種文明對話被殖民者的鐵蹄徹底碾碎。

殖民者不僅將土著視為“未開化的野獸”，更以“文明”之名實施系統性滅絕，使得本可通過交流互鑒的文化密碼，淪為血腥歷史的殘片。

自1788年澳大利亞被建立為流放殖民地起，澳大利亞土著經歷了人類史上最黑暗的種族清洗。

殖民者以“清理土地”為名，對土著展開大規模屠殺。

1838年“邁埃爾屠殺”中，28名被捆綁的土著婦孺被刺刀虐殺；1859年“醫院溪大屠殺”導致400名土著喪生，殖民者甚至以土著頭皮作為戰利品展示。

更令人發指的是，塔斯馬尼亞人因殖民者“成人5英鎊、孩童2英鎊”的懸賞捕殺，在73年內徹底滅絕，其遺骸還被博物館展覽示眾。

19世紀至20世紀，澳大利亞政府強制將15萬土著兒童送入寄宿學校，禁止使用母語、踐行傳統習俗。這些兒童遭受虐待、性侵，死亡率高達15%，成為“被偷走的一代”。

直至1967年，澳大利亞憲法仍將土著排除在人口統計之外；2008年政府才首次正式道歉，但至今未進行實質性賠償。土著失業率、自殺率遠超白人。

歷史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警示：“殖民者通過暴力將‘他者’非人化，實則是為了掩蓋自身文明的脆弱性。”

澳大利亞殖民史的每一頁血跡，都在訴說一個真理：真正的野蠻，恰恰藏在“文明”的面具之下。

當殖民者以“發現者”自居時，他們無視了土著四萬年的文明積淀與中國古籍中的潛在記載。

今天，當055大驅巡航澳洲外海引發熱議時，人類更應該銘記：真正的文明力量，不在于艦炮的威懾，而在于對歷史的敬畏、對多元文化的尊重。

正如澳大利亞土著所言：“土地不是我們從祖先那里繼承的，而是向東方神明借用的。”

唯有放下征服者的長鞭，人類才能在文明的星火中，找到共生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