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　　

1966——1976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對于剛剛走出1959年天災人禍不久，正處于復蘇時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來說，又陷入一場空前的浩劫。當時身任國家副主席的宋慶齡也受到嚴重的沖擊。

由于種種原因，現在能看到的文獻資料不多。

但從宋慶齡的記載不詳的言行，從保留下來的她給親友、同志、同事的一些信札，特別是從粉碎“四人幫”后她對“文革”的批判，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她在十年內亂中，對那股乘機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逆流進行最大限度而極為艱難的抵制與抗擊。

大體說來，在“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宋慶齡是從覺察、警悟、認識，到抵制、反抗以及后來的揭批和反思，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作了所能作的一切，從而使人們更能認識和理解宋慶齡——這位對共產主義信仰從未動搖，為國家和人民利益從未停止過戰斗和前進的偉大的愛國主義戰士。宋慶齡盡管受到越來越大的沖擊，但是她對這場“革命”還是懷著良好的愿望，并且真誠地要求自己通過運動來改進工作。

她在1966年9月24日致函老同事、老朋友羅叔章說：“請您把紅衛兵對我的大字報借給我看，并總理對我支持的話，因為上次您借給我看的，沒有包括在內。你怕我不開心是么？我看到對我的批評不會主觀，如果我有不對的地方我要知道，以便改掉不好的作風。如果不知，那怎么改掉呢？”

她有時會坐著汽車，上街去看大字報，了解情況。她還寫信給當時正在受批判的中國福利會秘書長李云同志，囑咐她“趕快檢查工作，作自我批評，就可以很快恢復工作。”

宋慶齡原來的秘書黎沛華女士受托打電話給李云，說“夫人非常掛念你，要我轉告你快快檢查工作，主要檢查工作中的缺點或者錯誤，就沒事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階段，宋慶齡的某些憂慮還未形成明確的判斷——主要的原因，無疑是事變還未充分展開和暴露。　　

后來形勢很快就急轉直下，急風暴雨般的紅衛兵運動打亂了整個社會秩序并逐漸被林彪、江青一伙所利用甚至操縱。林彪、江青一伙在“文革”中篡黨奪權的政治野心急劇膨脹，他們以革命的面目出現，用極其卑劣的手段，企圖打倒一大批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為口號，恣意歪曲和篡改歷史，為他們上臺做準備。這時，與宋慶齡長期并肩戰斗的許多同事與戰友，很快就“靠邊站”，進而被批斗，被關押，他們當中有些同志因不堪受辱和迫害含冤自殺；國家主席劉少奇一夜間成了“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叛徒、內奸、工賊”；不少長期支持中國革命與建設事業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宋慶齡的親密朋友如愛潑斯坦等，被戴上特務的頭銜以莫須有的罪名投入牢獄。

最使宋慶齡不能忍受的是，她的導師、戰友和伴侶，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竟被江青一伙污蔑為“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老祖宗”（在“文革”的特定歷史條件下，這是一項彌天大罪）和“牛鬼蛇神”，他們竟然要拿走國慶節時天安門廣場上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并列的孫中山像。在南京，發生了紅衛兵搗毀矗立在新街口的孫中山銅像的事件。

對宋慶齡的沖擊也在升級：她主持的中國福利會的工作受到極大干擾而幾乎陷于停頓，正如她后來所敘述的那樣：“一九六六年，也就是十年動亂開始的時候，我們‘中國福利會’在上海的工作實際上處于停頓狀態：《兒童時代》雜志不再出版了，我也接不到一份中國福利會下屬的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兒童藝術劇院和其它單位的報告。這些單位的領導，當時正處于不斷增長的壓力之下或受到了攻擊。”

66年至76年已是宋慶齡的晚年時光，期間主要致力于緩和中美兩國矛盾。　　

在文革期間，心情沉重，百思不得其解，一直過著深居淺出的生活。由于酷愛音樂，工作之余喜彈鋼琴，而在這期間，更常聽《黃河》交響樂和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有時，則伏案繪畫以排憂解愁。

1977年 2月18日 為歡慶打倒四人幫后的第一個春節，高興地購送一條幾十斤重的青魚和一些年糕給兒童藝術劇院，盼望他們在藝術上再放異彩。　　

總的來說，10年動蕩對宋慶齡本身迫害不大，但是起初劉少奇以及國家領導人的相繼離世不能不對她的精神帶來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