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轉折》里，鄧政委有句經典臺詞：“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們走的。”

這句話，放到解放戰爭時期沒有問題，但《大轉折》是97年的劇，新中國成立將近五十年，再說出這句臺詞可是相當不容易的。

都說老劇經典，原因就在于高度還原、實事求是。

不過，鄧政委的這句臺詞是有出處的，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2、

1947年6月，解放戰爭已經進行了一年。

這一年來，解放軍累計殲滅國民黨正規軍97個旅，盡管國民黨不斷的抓壯丁補充兵員，但總兵力仍然從430萬下降到373萬，其中正規軍只有150萬。

相比之下，解放軍的總兵力從127萬增長到195萬，其中正規軍100萬，動員起來支援前線的農民6000萬左右。

解放軍和國軍的兵力總數看起來相差不大，但經過一年的進攻、反擊之后，整體的戰場態勢出現一個特點，那就是國軍深陷陜北、山東兩大戰場，機動兵力不足，空虛的中原地區，則指望黃河決口造成的黃泛區，能替代四十萬兵力，消解解放軍的機動性。

而解放軍除了在陜北、山東和國軍膠著以外，在中原還有一支戰略機動兵團，即劉伯承和鄧小平領導的晉冀魯豫野戰軍。

教員分析了戰爭的整體態勢、敵我雙方的條件、以及各項戰略規劃的可行性以后，最終做出決定——

晉冀魯豫野戰軍渡過黃泛區，回到大別山區建立根據地，逼近國民黨的核心統治區，迫使國軍自陜北、山東回援，從根本上改變戰爭的整體態勢。

他在《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里寫道：

“我軍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是，舉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在外線大量殲敵，徹底破壞國民黨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進一步破壞和消耗解放區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戰略方針。”

在這樣的背景下，1947年6月30日，晉冀魯豫野戰軍第1、2、3、6縱隊共12萬人，突破黃河天險，發起魯西南戰役，吹響戰略反攻的號角。

截止8月27日，晉冀魯豫野戰軍經過將近兩個月的奔襲作戰，便抵達大別山區，解放寧陵、沈丘、息縣等11座縣城做為根據地，初步取得俯瞰中原、威脅南京、挾制武漢的有利地位。

這就是千里躍進大別山。

3、

關于千里躍進大別山，鄧政委有一句評價：

“吸引了蔣介石南線的一半以上兵力，保證了其他地區的勝利展開。雖然在全國范圍吃苦頭最多，付出了代價，但換取了戰略上的主動，取得全局的勝利。”

吃苦頭、付代價，不是空穴來風。

晉冀魯豫野戰軍南下的時候，整整一個月沒有得到休整，部隊非常疲憊，剛吸收的2.5萬解放戰士來不及訓練，思想問題非常嚴重。可以說，晉冀魯豫野戰軍南下，是把潛力發揮到極致，強行南下。

結果就是，非戰斗減員很多，戰士們抱怨很重。

橫寬20公里的黃泛區遍地污泥，人在里面行走時，污泥淺處能沒過膝蓋，深處能到人的胸腹部，而且黃泛區沒有明確的道路，更沒有人煙。

在這種環境下強行軍，可想而知難度有多大。

為了順利抵達大別山區，完成教員交代的任務，劉鄧提出“走到大別山就是勝利”的口號，并決定炸毀榴彈炮、野炮、輜重車等重型裝備，戰士只帶機步槍和子彈輕裝前進。

等到了大別山區以后，晉冀魯豫野戰軍的一個縱隊只有一個山炮連，一個旅只有兩門山炮。

沒有重武器，晉冀魯豫野戰軍便成了一只輕裝部隊，戰斗力比以前下降一大截，基本喪失了大兵團作戰的能力。

這就是千里躍進大別山的苦頭和代價。

然而，晉冀魯豫野戰軍吃了苦頭、付出代價回到大別山區，并沒有體會到回家的感覺，甚至遭到人民群眾的冷漠對待。

因為在十幾年前，張國燾帶著紅四方面軍離開鄂豫皖根據地，那些支持紅軍的各界人士和分到土地的農民，隨即遭到國軍的清洗報復，血流成河。蘇區各縣的“分田”、“查田”運動，也被國民黨以“物歸原主”的方式，徹底摧毀。

再往后，來自廣西的桂系盤踞湖北，嚴格實行保甲、告密、連坐等政策，把湖北尤其是大別山區，打造成桂系的鐵桶江山。

這樣的經歷，給大別山區的人民群眾留下深刻印象，他們打心底里認為——

分田沒有好下場，國民黨不可戰勝。

紅四方面軍改編的晉冀魯豫野戰軍，即便現在回來了，過段時間還得跑。如果現在支持他們，到時候就得陪著死。

于是，晉冀魯豫野戰軍到大別山區以后，不僅國民黨實行堅壁清野政策，人民群眾也紛紛離開家鄉躲進山里，以至于戰士們經常吃不上飯，出行找不到向導，因饑餓、勞累、迷路而犧牲的事屢有發生。

在大別山區建設根據地，難度很大。

4、

不建設根據地就不能立足大別山區，不能立足大別山區就不能牽制國軍，進而無法發揮戰略機動兵團的作用，完成教員交代的任務。

而要打開局面，最重要的一步便是爭取民心。

人民群眾不相信野戰軍能常駐，野戰軍就得公開承諾常駐，給人民群眾信心。

人民群眾害怕國軍反撲，野戰軍就要打敗國軍，讓人民群眾看到希望。

人民群眾害怕打砸搶燒，野戰軍就要約束軍紀，讓人民群眾安居樂業。

總而言之，人民群眾缺什么，野戰軍就要給什么，如此才能塑造軍民魚水一家親的環境，把人民群眾和野戰軍緊緊捆綁在一起。

有了民心，自然就有了根據地。

在這樣的背景下，劉鄧領導野戰軍各級指戰員，逐步開展了一些工作。

首先是自力更生。

既然人民群眾害怕野戰軍，那就暫時不去打擾他們，各級指戰員和戰士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條件，解決自己的困難。

在劉鄧的號召下，十余萬人的野戰軍，一夜之間開始學習打草鞋、挖野菜、辨植物、做米飯等生活技能。劉鄧等領導干部，甚至帶著機關干部下基層，親自參加抬傷員、運彈藥等體力勞動。

經過一番自力更生運動，盡管野戰軍的外部環境沒有改善，但起碼能生存下去了。

其次是打勝仗，給各級指戰員和人民群眾樹立信心。

鄧政委在《創建鞏固的大別山根據地》里做出六條指示，除了口號和宏觀目標以外，具體的措施有兩條——

最初一個月內不打大仗，而是多打小仗，占領城鎮、肅清土頑，在此過程中熟悉地形，習慣生活，學習山地戰，給大殲滅戰做準備。以后半年內爭取殲滅國軍十個旅，讓群眾相信我們敢于起來斗爭。

向人民群眾說明，我們是鄂豫皖子弟兵，在華北殲滅一百余萬人以后，重新打回了鄂豫皖，以后不會再走了，要和鄂豫皖的人民群眾共存亡。

隨后，劉司令指揮晉冀魯豫野戰軍各縱隊，用三場大仗，重創前來“圍剿”的滇軍整編第58師、來自河南信陽的整編第85師，殲敵六千人，一舉解放霍山、岳西、六安、舒城、太湖、羅田、光山等23座縣城。

見他們打了勝仗，人民群眾的信心便起來了。

再次是劃分區域，各自建設根據地。

有了一片解放區以后，劉鄧決定，晉冀魯豫野戰軍第1、2、3、6縱隊，分別前往豫東南、鄂皖、皖西、鄂東，肅清民團發動群眾，并以此為中心，迅速搶占周圍的數十縣，開辟四個大的根據地。

等四個大根據地初步開辟成功，再合而為一，便是一個巨大的大別山根據地。

最后是整頓紀律。

實事求是的說，晉冀魯豫野戰軍剛到大別山區的時候，有段時間軍紀并不好。

因為鄂豫皖子弟是抱著回家的心情來大別山的，華北子弟是抱著解放大別山的心情來的，還有人認為南方條件好能改善生活，結果來了一看，人都跑了，心情非常失落。

有人就吐槽說：“我們是來解放他們的，可人家不領情。”

人跑了，房間和店鋪就沒人看守，再加上戰士們缺吃少喝、心情差，便出現很多拿了東西不留錢的行為，如同搶劫。

歷史上能征善戰的軍隊，都有著嚴格的軍紀，更離不開人民群眾的支持，如果就這樣一直搶劫下去，別說建立大別山根據地了，不陷入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就不錯了。

于是，鄧政委和劉司令商量以后，決定和各級指戰員約法三章——打老百姓者槍斃，掠奪民財者槍斃，強奸婦女者槍斃。

為什么專門提這三條呢？

肯定是出現了這樣的事，才專門做了相關規定，否則不可能無緣無故的提這三條。

為了嚴格執行軍紀，鄧政委還親自領導成立了執法小組，對違反軍紀者嚴懲不貸。

野戰軍警衛團的一個副連長，名叫趙桂良，是個戰斗英雄。有天他到街上買東西，見店里沒人，便順手拿了花布、粉條、白紙、毛筆等物件，然后掛在槍上返回連里。

他拿這些東西都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了大家——

花布給小戰士做棉衣。

紙和筆用來出板報。

粉條給領導改善生活。

但這件事被捅出來以后，鄧政委說了兩句話：

“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們走的，如果我們的紀律搞不好，老百姓為什么不可以跟別人走呢？”

“我們有過規定，搶劫民財者要槍斃。問題既然已經發生，那就只好從我們身邊開刀了。”

隨后，趙桂良被執行槍斃，震動全軍。

這么有原則的領導，制定了這么嚴格的軍紀，晉冀魯豫野戰軍的不正之風怎么可能止不住呢？贏得人民群眾的認可，也只是時間問題。

5、

晉冀魯豫野戰軍能立足大別山區，除了以上四項工作以外，最關鍵的一項還是土地改革。

1947年10月10日，中央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并宣布了中國共產黨的八項基本政策，重新頒布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同日，中央頒布《土地法大綱》，宣布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隨著這兩項文件出臺，全中國的工人、農民、解放軍、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進步人士都成為潛在的受益者，我黨領導的革命陣營，爭取到最廣大的同盟者。

10月12日，鄧政委兼任書記的中原局，便發布《放手發動群眾創建大別山根據地的指示》，要求各級干部普遍宣傳黨的土地法大綱，立即發動群眾，開展分田地、分浮財的運動。

為了順利完成土地改革，中原局和野戰軍總部決定，成立鄂豫、皖西兩個黨委和軍區，從每個縱隊抽調三個團，做為軍區的基本武裝，從每個縱隊抽調1—2千名干部和老區戰士，做為軍區和黨委的基本工作人員，共同領導土地改革。

這樣一來，野戰軍可以靈活機動的殲滅國軍，軍區和黨委可以擴占地盤、發動群眾、清剿土匪，兩者相輔相成，共同鞏固大別山根據地。

“千里躍進大別山”以前，教員曾對這一行動的前途，做了三種判斷——

一是付了代價但站不住腳，準備回來。二是付了代價但站不穩腳，在周圍堅持斗爭。三是付了代價，站穩了腳。

經過數月奮斗，到1947年底，劉鄧領導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便在大別山區站穩腳跟，建立起步入正軌的根據地，在教員判斷的三種前途中，爭取到最好的一種。

能做出這樣的成績，既離不開劉司令的軍事指揮，更離不開鄧政委的政治初心：

“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們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