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曉雯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區域國別研究院

【導讀】近年來，沙特阿拉伯頻頻出圈。一個以宗教保守著稱的國家，居然接連出現了韓國女團熱舞、激情投資電子游戲、“一條直線”的智慧城市規劃、天價簽下C羅本澤馬等足球巨星。今年12月11日，國際足聯還確認沙特阿拉伯正式成為2034年世界杯主辦國。沙特的變化速度之快讓人震驚，這些劇變背后，是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雄心勃勃的“2030愿景”。這位年輕的王儲正試圖通過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將這個傳統的石油王國轉變為一個現代化、多元化的經濟體。但這不是沙特第一次現代化改革嘗試。本文追溯沙特的發家史，對沙特的現代化之路做了清晰的勾勒，展示了這一古老的石油王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曲折歷程。

事實上，早在1932年沙特發現石油，獲得了石油收入帶來的巨大財富，開始推動沙特工業革命之后，沙特的現代化嘗試就已經開始推進。1960年，費薩爾國王時期開始了全面現代化改革。但毫無疑問，現代化和傳統伊斯蘭文化之間存在巨大的張力。1975年費薩爾國王遇刺、1979年發生在麥加大清真寺的極端分子挾持朝覲者，都是沙特宗教保守勢力與現代化力量之間巨大張力的顯現。1980年之后，沙特開始回歸保守主義。不止內政，沙特的轉型過程也深刻受到國際政治格局變化的影響。以石油為主要收入的沙特對外部政治經濟環境高度依賴，1980年之后回歸保守，也有當時美國試圖通過培植伊斯蘭主義以遏制蘇聯的企圖的推動。

21世紀之后，沙特面臨著多重結構性問題。從911事件之后來自曾經的盟友美國的反恐壓力，到當時沙特青年人的高失業率，沙特政府面臨著來自安全、政治和經濟等領域的國內國外的一系列挑戰。再次推動社會改革勢在必行。2015年薩勒曼國王執政以來，沙特的國家現代化進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啟和推進，而此次的國家發展轉型路徑將經濟發展作為核心。但如何平衡傳統宗教訴求與現代化，如何處理沙特內外政策的聯動性，始終是沙特必須面臨的挑戰。在與宗教的纏結之中，在變動的世界格局下，沙特的現代化之路會走向何方，仍然值得進一步觀察。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6期，原題為《沙特阿拉伯的現代化之路》，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沙特阿拉伯的現代化之路

沙特阿拉伯曾經以巨額的石油財富和嚴格保守的宗教傳統而聞名于世界。但近年來，這樣的國際形象正在加速轉變。涉及社會各個方面、各個部門的改革措施層見疊出，從取消女性駕車禁令到廢除宗教警察制度，從發展旅游業到開發數字經濟，沙特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解除舊傳統對經濟發展的束縛。許多前所未見，甚至“腦洞大開”的現象出現在視野中，熱舞的韓國女團、出現在游戲廣告里的宗教學者、被設計成一條直線的智慧城市……這些引人矚目的變化使沙特成為中東地區的“超級明星”。毫無疑問，沙特正在屬于自己的國家現代化道路上加速邁進。然而，從依賴石油到尋求擺脫石油，沙特的現代化進程經歷了怎樣的曲折，又將面臨怎樣的挑戰？也許我們可以從歷史中一窺答案。

▍石油、現代化與新秩序

現代化是以現代工業、科學和技術革命的推動力，實現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大轉變，使工業主義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并引起社會組織與社會行為深刻變革的過程。沙特的現代化進程亦肇始于工業化。1932年發現石油以及隨后石油工業的建立和發展，為沙特帶來了一場工業革命。這場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沙特的經濟形式，并對整個社會政治結構產生了深刻影響。

在石油工業發展之前，沙特普通大眾的生計來源是畜牧業、農業和貿易，具有部落社會自給自足的經濟形式特點。1932年，美國工程師卡爾·推切爾在沙特東部宰赫蘭地區附近發現石油。1933年，沙特王國與美國加州美孚石油公司聯合成立加利福尼亞阿拉伯標準石油公司（后改稱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二戰后，沙特開始大量出口石油，其財政收入也迎來了爆發式的增長。1938~1946年，沙特政府的年均收入為1400萬~1600萬美元，1948年這一數字增長了近三倍， 1950年已經超過了1億美元。自此，石油部門開始在沙特的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石油收入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占比高達80%以上，成為商業活動和基礎設施發展的主要動力來源。

政治制度的變化要滯后于經濟結構的變化，新財富的迅速涌入對原有的政治框架帶來了沖擊。沙特原本的政府組織形式簡單，國王通過與王室成員、地方部落領袖、宗教學者和商人精英的結盟合作來維持自己的統治。盡管20世紀50年代沙特的現代行政管理機構得以發展，大臣會議和一系列政府部門相繼建立，但這些新部門只是舊制度的延伸，權力分配模式并未產生實質性變化。石油財富的主要受益人是國王和特權階層，但對底層民眾來說，國家放寬進口限制導致傳統的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受到破壞，他們陷入了更加困頓的局面。他們將石油視為“邪惡的西方人”帶來的破壞性力量，摧毀了阿拉伯人的男子漢氣概和部落美德，游吟詩人班達爾·本·蘇魯爾生動地描述了原本強大的部落首領如何被國王的賞賜所馴服，諷刺他們“像雞一樣，滿足于扔在泥里的谷粒”。

產業結構的變化也帶來了社會結構的變化和新社會群體的興起，尤其是新中產階層和石油工人的崛起。受當時在中東廣泛傳播的左翼民族主義思想影響，1953年和1956年阿美石油公司的工人發動了兩次大規模罷工運動。同時，在沙特王室中，以塔拉勒親王為核心的“自由親王”也發起了對沙特君主制的批判。財富和權力分配的不平等、新社會群體的興起、制度化水平落后于社會的需求，以及國際和地區環境的影響，為這一時期的沙特政治注入不穩定因素。

20世紀60年代初，更有才能的費薩爾在與蘇歐德國王的政治斗爭中取勝，執掌大權，他先擔任王儲和首相，隨后成為現代沙特王國第三任君主。費薩爾執政期間，對國家的行政、經濟、社會和教育等各領域發起現代化改革，建立起了有力的中央政府機構，全面開啟了沙特的國家現代化進程。1962年，費薩爾頒布了針對內政改革的“十點計劃”，要求在“堅持伊斯蘭教法的同時，頒布一項基本法（憲法）并建立一個協商委員會”。這項改革倡議還承諾了一系列具體措施，包括建立地方政府、增強司法體系的獨立性、控制物價、發展工農業和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同年，費薩爾頒布了《社會安全法》，為孤兒、殘疾人、60歲以上的老人和失去生活保障的婦女提供最低生活補貼。

石油資源帶來的巨額財富使沙特在現代化進程展開初期能夠成功建立起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權威，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在這一進程中產生的劇烈震蕩和暴力斗爭。20世紀60~70年代，國家以大規模投資直接改變了經濟、社會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狀況，政府通過一系列社會保障制度與群眾直接建立了聯系，也掌握了對國家經濟體制和發展規劃的主導權。這有利于促進政治社會環境的穩定，也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20世紀60年代末，沙特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產輸出國。石油收入為國家的現代化改革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以此初步帶動國家的經濟多樣化，為農業和以石化領域為核心的重工業奠定了發展基礎。

同時，地區環境的變化為沙特提升國際地位創造了機遇。在1967年和1973年的兩次中東戰爭中，沙特為埃及、敘利亞和約旦提供了大量資金支持，尤其是1973年發起的“石油禁運”，有力地提升了沙特的國際影響力，沙特邁入了中東大國的行列。

▍現代與傳統

在工業和經濟加速發展的同時，沙特社會與外界的交往愈加頻繁，西方的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開始進入沙特。這種接觸最初來自石油部門，阿美石油公司建立之初雇用了5000名美國人和15000名沙特人，之后又有數萬沙特人接受了技術培訓。石油工業使沙特人的人均收入大幅提升，從1962年的年均550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約22000美元。寬裕的收入增加了生活需求，人們飛往世界各地旅游，接觸到音樂、電影、動畫等眾多當時仍被國家禁止的娛樂方式。

羅榮渠教授指出，在現代化進程中，“文化傳統具有比政治結構更大的穩定性”，是“影響歷史動向的潛在的深層結構”。外來文化與沙特本土文化是如此格格不入，沙特傳統的瓦哈比派宗教學者對現代化帶來的新現象大肆批判。他們將無線電通信技術視為對“魔鬼”的崇拜，批判現代教育中的外語課程將危及伊斯蘭信仰，譴責“地球是圓的”這樣的天體知識違背了先知的教訓。這種文化的沖突在20世紀70年代醞釀了兩個極具悲劇色彩的事件。一個是費薩爾國王的遇刺：1975年3月25日，費薩爾國王被他的侄子伊本·穆薩伊德槍殺。伊本·穆薩伊德是為了復仇。費薩爾國王在1965年引進了電視，在吉達和利雅得建立了首批電視臺，引發了保守民眾的暴力抗議，伊本·穆薩伊德的兄弟在抗議活動中被警察射殺。

另一個事件的影響更加深遠。1979年11月20日，伊斯蘭歷15世紀的第一天，以朱海曼·烏塔比為首的一批極端分子持武器在麥加大清真寺劫持了數百名朝覲者。他們將朱海曼·烏塔比的妹夫穆罕默德·阿布杜拉·蓋哈唐尼視為末日審判前拯救眾生的“馬赫迪”（救世主），譴責沙特王室任由西方文明摧毀本土的文化傳統，要求在“馬赫迪”的帶領下推翻沙特王室的腐朽統治。這一事件造成了數百人死傷，震驚了整個世界，沙特王室不得不求助法國軍隊對這批極端分子進行鎮壓。

此次事件后，沙特政府的回應措施是在社會上推動更加傳統保守的宗教文化氛圍，重申自身政權的伊斯蘭合法性。更多的資金被用來建造清真寺和資助國內外的宗教活動，宗教院校招收的學生數量大幅增加，在費薩爾國王執政時期一度受到打壓的宗教警察再次被重用。“朱海曼的行為阻止了所有現代化的嘗試”，納賽爾·胡扎米在一次訪談中說道，他曾是朱海曼·烏塔比的追隨者之一，但因不相信所謂的“馬赫迪降臨”一說而與這些武裝分子分道揚鑣，“我可以給你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朱海曼曾要求沙特政府趕走電視臺所有的女播音員，自從麥加大清真寺事件后，再也沒有一位女播音員出現在電視上”。

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沙特全面回歸保守的原因，既來源于沙特政府的國內維穩需要，更來源于地區的局勢和國際力量的有意為之。1979年，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建立，這個新的伊斯蘭政體開始與沙特角逐地區領袖的地位。也是在這一年，蘇聯出兵阿富汗，損害了美國在地區的利益，美國把伊斯蘭主義看作可以有效對抗蘇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開始大力扶植伊斯蘭力量。這一舉措雖然有助于沙特維持伊斯蘭世界領導者的地位，但也把阿富汗卷入了戰爭的深淵，變成了全世界穆斯林武裝力量的“練兵場”。

與埃及總統薩達特的命運相似，沙特政府親手扶植起的宗教力量最終與他們的執政者化友為敵、反目成仇。越來越多的宗教學生從學校畢業，但他們面臨的是一個與輝煌的70年代截然不同的經濟場景。20世紀80年代中期，沙特面臨著嚴峻的經濟危機，油價的驟然下跌使石油收入從1981年的1180億美元銳減至1986年的145億美元。沙特國內經濟驟然緊縮，就業機會減少。這場經濟危機很快轉變為無法滿足自身發展需求的受宗教教育的群眾階層與把控國家資源的受西方教育的世俗主義精英階層之間的社會矛盾。而1990年海灣戰爭爆發后，沙特王室邀請美軍進駐的行為，又將這種社會矛盾轉變為了反對西方“異教徒”、反對國家世俗化的宗教話語。20世紀90年代初，數百位宗教學者和知識分子向國王發起聯名請愿，公開批判政府的內政外交政策，敦促沙特政府實施伊斯蘭框架的改革。盡管請愿活動迅速被鎮壓，但這種以宗教話語表達政治訴求的現象對后來的沙特社會產生了持續性的影響。

為了平息20世紀90年代初的政治動蕩，法赫德國王承諾推進政治現代化改革。1992年2月，他以皇家法令的形式頒布了《治國基本法》《協商會議法》和《行省法》，費薩爾國王在30年前提出的改革計劃到此時才真正落地，這是沙特在政治現代化改革中邁出的艱難一步。

▍內外的“全面平衡”

進入21世紀，沙特阿拉伯面臨著多重結構性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圣戰”全球化浪潮使瓦哈比主義從美國的盟友轉變為美國的威脅。“9·11”事件極大地沖擊了沙特與美國維系了60余年的親密盟友關系。美國認為沙特國內的環境是助長國際恐怖主義勢力的直接原因，部分新保守主義陣營的官員甚至將沙特視為“美國的敵人”，要求美國政府予以強烈反擊。在國內層面，沙特政府也面臨著來自安全、政治和經濟等領域的一系列挑戰。2003年5月的利雅得爆炸案被視為沙特本土的“9·11”，沙特政府無法再回避有關恐怖主義的問題，反恐行動迫在眉睫。與此同時，沙特政府還需要應對社會各領域活動者發起的多次政治請愿，請愿者敦促政府在公民權利、婦女賦權、反極端主義以及政治選舉等方面做出改革。更為嚴峻的是人口快速增長帶來的經濟問題，尤其是青年人口膨脹導致的高失業率，2003年至2015年沙特青年人口失業率長期維持在30%左右。在一個30歲以下青年人占總人口60%以上的國家，這意味著沙特政府需要創造上百萬個就業崗位，而政府部門和傳統的石油部門能夠創造的就業機會有限，無法補上這個缺口。

為了應對國內外的危機，沙特政府實施“全面平衡”的內政外交政策，以協調國內利益、安全需求和全球戰略之間的關系。在外交政策層面，沙特政府一方面努力緩和與美國的關系，另一方面通過加強與阿拉伯國家的團結合作，來對沖沙美關系受損所帶來的安全風險。因此，掌權者阿卜杜拉曾一度積極地在巴以沖突、伊拉克—科威特關系等地區問題上扮演協調者的角色。2002年，阿卜杜拉提出“阿拉伯和平倡議”，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出1967年以來占領的所有阿拉伯領土，以換取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的全面正常化。該倡議得到了阿拉伯國家的一致支持和布什政府的積極評價，也有助于沙特在國際輿論中樹立“和平倡議者”，而非“恐怖主義支持者”的形象。

在國內，阿卜杜拉推動“剛柔并濟”的反恐戰略，運用軍事手段打擊國內的極端勢力，出臺《反洗錢法》遏止恐怖主義融資，并加強與美國的反恐合作。為了應對社會中的政治改革訴求，阿卜杜拉采取一系列措施來開放部分政治空間。他建立了一個“全國對話”機制，嘗試將各方不同意見者的言論和建議納入統一的框架，伊斯蘭主義者、什葉派以及自由主義者均參與其中。同時，開啟地方議會的選舉制度，將國內地方議會的半數席位開放，通過選舉產生。在經濟方面，阿卜杜拉積極推動沙特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并出臺針對沙特本國人的就業保護政策，要求在地企業雇用員工的75%以上為沙特人。在教育方面，沙特教育部刪除了學校教材中的教派主義和極端言論，以鼓勵尊重外國文化和信仰的內容取而代之。為了推動教育的現代化，阿卜杜拉于2009年建立了專攻理工領域的國際化高等學府——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

阿卜杜拉在內政外交政策中的系列舉措盡管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但仍受到了明顯的制約。“阿拉伯和平倡議”因多重因素而被擱置，一方面是來自以色列的消極態度，另一方面是沙特政府本身也只滿足于發揮“幕后”作用，而非建立實際的相關機制與議程。但一個更大的背景是這一時期美國的中東戰略致力于拔除所謂的“邪惡軸心”政權和推行“大中東民主計劃”，巴以問題被邊緣化了。

國內的政治、社會改革更是面臨著多方的審視和批判。政治民主化改革不僅被視為對美國的曲意逢迎，而且被批判為“非伊斯蘭”的、有嚴重缺陷的政治手段。時任內政大臣納伊夫親王曾在2003年12月的一份聲明中明確表示反對選舉制度，喊出了“要發展不要改革”的口號。而教育改革更引發了國王與瓦哈比派宗教學者的多次沖突。瓦哈比派學者不僅將教育改革視為對宗教精神的背離，還擔憂自身在教育和其他社會領域的主導權和影響力受到削弱。2004年初，156名瓦哈比派學者向王室提交反對教育改革的請愿書，他們之后又將持自由化立場的教育大臣逐出內閣。對此，阿卜杜拉國王也試圖控制宗教保守勢力的影響。2006年，沙特內政部頒布法令對宗教警察的權力予以限制，要求宗教警察在逮捕嫌犯后需將其移交公訴機構，而不能私自關押或參與后續調查。此后，他又對沙特最高宗教權威機構高級烏萊瑪委員會進行改革，還將個別發布過批判性言論的極端保守的宗教學者解除職務。

▍變化世界中的沙特

有學者指出，在石油工業建立后的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沙特執政者發起的種種變革并不是源于“旨在徹底改變社會的愿望，而更像是世襲君主制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為保持政權的基本價值觀和特征，做出的一種適應性反應”。這一判斷指出，沙特的國家現代化進程不僅是政治的變革和經濟、社會的發展，亦是對一個變化的世界的回應。正如任何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進程都會遭遇波折一樣，沙特對于變化環境的適應性調整亦不是一帆風順的。許多超出預測和掌控的關鍵性事件和因素——無論是來自國內層面的，還是來自地區環境的，都影響著國家的發展方向。1979年的麥加大清真寺事件和伊朗伊斯蘭革命就是局部逆轉沙特現代化改革進程的兩個關鍵性事件。進入21世紀，伊拉克戰爭和中東變局后，伊朗及其什葉派盟友的崛起又再次在某種程度上打斷了沙特的現代化進程。執政者不得不對保守力量做出妥協，借助瓦哈比主義的反什葉派特色，將教派主義話語作為對抗伊朗政治影響力的輿論工具。這種對外政策的調整一度成為助推中東陣營化對抗的重要因素，對中東地區的戰略格局產生深刻影響。

2015年薩勒曼國王執政以來，沙特的國家現代化進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啟和推進，而此次的國家發展轉型路徑將經濟發展作為核心。2016年推出的“2030愿景”旨在減少沙特對石油收入的依賴，推動經濟多元化，解決社會發展問題。以此為背景，沙特政府大力發展旅游、娛樂、采礦、制造、高新科技等非石油產業，并推動國有部門的私有化改革，教育、通信、朝覲、交通運輸、水資源、工業和礦產資源等多個部門成為私有化的關鍵領域。2019年，阿美石油公司首次公開募股出售超1.7%股份，創紀錄籌集資金 294億美元。經濟來源多樣化有助于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同時，更有力的保護就業的政策也得以實施，尤其是針對私營部門勞動力的“本土化”政策，即規定某些行業的工作崗位僅限沙特人，或雇用沙特人必須要達到一定的比例。

在社會領域，薩勒曼父子致力于推動社會的世俗化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2016~2017年，備受爭議的宗教警察制度逐漸從沙特的公共生活中消失。婦女權益也得到大幅提升，沙特女性參與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的機會顯著增加。在2015年舉行的地方議會選舉中，女性首次被賦予政治意義上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2018年，沙特政府正式取消了對女性駕車的禁令。同時，娛樂和文化領域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沙特政府放松了對公共娛樂活動的限制，重新開放電影院，并舉辦了多場國際音樂會和體育賽事。種種舉措不僅豐富了沙特民眾的文化生活，贏得了年輕人的歡迎和喜愛，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國游客和投資。在文化宣傳方面，沙特政府也致力于傳播以“文明對話”和“共同價值觀”為基礎的“溫和伊斯蘭”話語，倡導文明的多樣性和各宗教的和諧共處，來營造更加積極正面的海外形象。

以“2030愿景”為框架的社會和經濟轉型，需要國家和地區環境的安全與穩定來提供基本保障。這一進程曾一度受到也門沖突、卡塔爾危機，以及卡舒吉被殺案等事件的挑戰，但隨著地區各國開始更多關注如何提升本國經濟實力和地區影響力，共同的利益逐漸取代曾經的分歧。2021年以來，沙特與卡塔爾、土耳其、伊朗、敘利亞等地區國家的關系表現出明顯緩和，構成中東“和解潮”的重要一環。2022年俄烏沖突和2023年的新一輪巴以沖突使世界局勢再次震蕩，而對于沙特來說，變化的地緣政治環境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沙特既維持與西方的合作關系，又重視加強與俄羅斯、中國以及亞洲其他國家的聯系，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能源、金融資本，在大國博弈和地區沖突中拓展外交空間，以實現本國利益的最大化。這種更加積極、自主、平衡的外交政策有利于沙特建立更加多元的對外聯系、提升其在地區和全球的戰略地位，從而成為在多極世界格局中具有巨大影響力的“中等強國”。

近年來，沙特阿拉伯在國家轉型變革的多個方面已取得顯著進展，但這一過程也留下一些有待觀察和思考的問題。

首先，在關注沙特當前的改革與變化時，也應注意到其國家發展進程中的歷史連續性。為了實現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大幅削減宗教建制的影響，為了減少對石油的依賴而推動經濟的多元化，這些政策并非史無前例。政治參與、婦女權益、人口、就業、民族身份和國家認同等問題，是沙特在民族國家建構和國家現代化進程中長期面臨的重要議題。當前薩勒曼父子在經濟、社會和民族意識構建等領域的改革方向，在某種程度上與阿卜杜拉國王執政時期具有一致性，但在具體的方法、政策與得到的效果上卻大不相同。相對而言，薩勒曼父子對于推動國家經濟發展的決心更強，手段也更加大膽果決。未來新的歷史條件下，這些“老問題”將得到何種程度的解決值得持續關注。

其次，應看到沙特的內外政策具有聯動性。對內維護王權，對外確保國家安全和追求地區領導地位，是沙特國家的核心利益。薩勒曼國王執政以來的政治集權化和社會世俗化政策，不可避免地將王權合法性與經濟發展更大程度地聯系在一起。當前的外交政策也受對內政策的“驅動”，致力于確保本國領土安全和政局穩定，這促使沙特更加積極地在地區沖突中發揮協調和平衡的作用。因此，有觀察者評價，沙特正從“麻煩制造者”轉變為調解地區沖突的“外交官”。然而，當前沙特的國家轉型仍面臨諸多挑戰。在經濟領域，經濟多元化的任務依然艱巨。盡管2023年以來非石油收入在沙特國家財政收入和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逐漸增長，但石油收入仍是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占比達60%以上，沙特經濟仍受全球油價波動的巨大影響。在對外層面，復雜的地區局勢和不斷變化的全球地緣政治，要求沙特在處理與鄰國及大國關系時更加謹慎和靈活。未來，如何繼續“全面平衡”，如何在現有政治框架下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考驗著沙特執政者的智慧。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6期，原題為《沙特阿拉伯的現代化之路》。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