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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主義是錯還是對？

文：古原

這篇文章也很長，長達一萬字，會介紹孤立主義的發展歷程，最后會引用奧派兩位大師對于孤立主義不同的觀點。

絕大多數人以為孤立主義就是閉關鎖國。

美國從建國初期就積極參與國際貿易，只是試圖避免卷入歐洲的政治紛爭。

什么叫孤立主義，說白了就是：做生意可以，但別扯上政治，免得惹麻煩。

這種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從華盛頓開始的。

1796年，華盛頓在《告別演說》中，對全國人民說："歐洲有她的一系列最重要的利益，與我們的關系很少或者根本沒有關系。把我們卷入她政治的糾葛中，是不明智的。"

華盛頓在私下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表示："我們必須利用地理上的優勢，專注于自身的發展，直到我們強大到足以自行決定命運的那一天。"

然后杰斐遜在1801年的就職演說中也說："和所有國家保持和平友好的商業關系，與任何國家都不結成令人糾纏不清的同盟。"

到了1823年，詹姆斯·門羅直接來了個"門羅主義"，說美洲大陸不是歐洲殖民的對象，美國不干涉歐洲內部事務，歐洲也不許干涉美洲事務。

門羅主義其實是孤立主義和擴張主義的雙重產物：既說美國不摻和歐洲事，又確立了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

當時的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斯在內閣會議上強調："美國不應該到國外去尋找怪物去摧毀"。

就這么一句話，貫穿了美國近百年的外交政策。

早期孤立主義

早期美國搞孤立主義，靠的是三個支柱：

第一是地理位置優勢。

美國兩邊是大洋，天然屏障阻擋了歐亞大陸的威脅。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說："我們擁有遠離歐洲強國的地理優勢，這使我們能夠追求不同于舊世界的獨特發展道路。"

第二是對歐洲的警惕

美國建國領袖都覺得歐洲政治制度腐敗透頂，碰都不想碰。

富蘭克林在私人信中說："歐洲的宮廷是腐敗和陰謀的溫床，我們的新共和國應當避免與它們過于親密，以免重蹈覆轍。"

第三是，經濟利益考量。

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思想在美國很吃香，美國領導人認為應該追求貿易不追求政治同盟。

漢密爾頓1795年就指出："商業關系是自然的、和平的紐帶，政治糾葛則會帶來不必要的風險和責任。"

19世紀上半葉，美國基本遵循孤立主義外交方針。

雖然積極向西擴張領土，但在歐洲事務上保持超脫態度。

1812年打完英國后，美國簽了和平條約，然后就專心內部發展。

不過別誤會，孤立主義并不等于完全隔絕。

1823年門羅主義的提出，其實已經表明美國開始關注更廣泛的國際利益。

1825年，美國派代表參加了拉丁美洲的巴拿馬會議，盡管國會對此爭議不斷。

參議員馬丁·范布倫當時就警告："我們應當謹慎行事，不要陷入可能引發戰爭的承諾中。"

1830年代杰克遜繼續玩孤立主義，但同時加強商業外交。

杰克遜說："我的政策是拓展貿易，而不是擴展領土或承擔政治義務。"

然后1846-1848年的墨西哥戰爭給孤立主義來了個大考驗。

美國拿下大片領土，但也引發了爭論：我們是不是變成"帝國"了？

亨利·克萊公開罵道："我們正在拋棄共和國的原則，走向與我們建國精神相悖的征服之路。"

到了19世紀后期，美國工業化加速，開始尋求新市場和資源。

所以外交政策也變得微妙起來：政治上還是裝孤立，但商業和領土上已經開始擴張了。

威廉·西沃德當國務卿(1861-1869)時，就積極推動美國的海外擴張，買下了阿拉斯加，還想搞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基地。

西沃德在內閣會議上直接說："商業擴張是我們民族命運的一部分，但我們仍應避免歐洲的政治糾紛。"

1893年，美國支持推翻了夏威夷女王，又引發了爭論：我們應不應該吞并夏威夷？

這種矛盾越來越明顯：孤立主義理想和擴張主義現實怎么調和？

最后美西戰爭(1898)成了孤立主義的轉折點。

戰爭結束后，美國拿到了菲律賓、關島和波多黎各，正式開始卷入全球事務。

麥金萊總統為吞并菲律賓辯護時說："上帝已經為我們指明了道路，我們除了前進，別無選擇。"

這話聽起來是不是很像"命運使然"？

雖然如此，孤立主義思想還在影響美國政策。

西奧多·羅斯福在私人信中寫道："我們必須在國際舞臺上有所作為，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卷入歐洲的糾紛。我們的擴張應該服務于美國的利益，而不是歐洲的利益。"

20世紀初，美國在羅斯福和塔夫脫領導下，開始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羅斯福搞"大棒外交"，塔夫脫玩"美元外交"，美國在拉丁美洲和亞洲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但對歐洲事務，美國還是保持距離。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威爾遜總統宣布中立，表明美國社會還是孤立主義情緒濃厚。

1914年8月，威爾遜呼吁美國人民"在思想和行動上都保持中立"。

然而隨著戰爭進行，美國與協約國的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尤其是向英法提供貸款和軍火。

最后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戰和齊默曼電報事件導致了美國政府的政策變化，1917年4月6日美國對德宣戰。

威爾遜把參戰包裝成"理想主義使命"，而不只是國家利益考量。

他說美國的目標是"使世界安全，以實現民主"，還提出了"十四點計劃"作為戰后和平基礎。

但威爾遜的理想主義最終被現實碾壓得粉碎。

一戰結束后，威爾遜積極參與巴黎和會，推動建立國際聯盟，希望通過集體安全機制防止未來戰爭。

然而，這一倡議在美國國內，尤其是參議院，遭到了強烈反對。

共和黨參議員亨利·卡伯特·洛奇領導的"不可調和派"堅決反對加入國際聯盟。

洛奇在參議院辯論中警告："國際聯盟將侵蝕美國的主權，并使我們卷入與我們無關的糾紛中。"

威廉·博拉參議員更直截了當："如果我們加入國際聯盟，美國將不再是美國人的美國，而是全世界的美國。"

1919年11月19日，參議院以55票對39票否決了《凡爾賽條約》，美國沒有加入國際聯盟。

一位匿名參議員對記者說："今天，我們不僅是在投票決定是否加入國際聯盟，我們是在決定美國的靈魂應該屬于誰——是屬于我們自己，還是屬于全世界。"

這句話，把美國孤立主義的核心表達得淋漓盡致。

華倫·哈定當選總統后，美國外交政策明顯轉向孤立主義。

1921年，哈定在就職演說中宣稱："我們尋求參與，而不是糾纏；服務，而不是主導。"

卡爾文·柯立芝和赫伯特·胡佛總統延續了這一政策。

美國雖然在經濟和金融上與世界各國保持聯系，但政治上卻保持距離。

1929年大蕭條爆發后，美國更關注國內問題。

1930年，胡佛總統簽署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大幅提高進口關稅。

胡佛在私下對顧問表示："在當前經濟危機下，我們必須首先照顧好自己的人民，然后才能考慮他國的需求。"

這一舉措，將政治上的孤立主義轉成了經濟上的民族主義。

羅斯福1933年上臺初期，同樣專注于解決國內經濟問題。

1935-1937年，國會通過了一系列中立法案，禁止向交戰國出售武器和提供貸款。

參議員杰拉爾德·奈提出中立法案時表示："我們不會再次被拖入歐洲的戰爭。美國應該成為和平的燈塔，而不是戰爭的參與者。"

亨利·卡伯特·洛奇是反對加入國際聯盟的主要領袖。

作為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洛奇提出了對《凡爾賽條約》的14項保留條款，實質上大大削弱了條約效力。

在參議院辯論中，洛奇發表長篇演講："國際聯盟的盟約與我們的憲法相悖，將迫使我們卷入遙遠國家的沖突，并受制于一個我們無法控制的國際機構的決定。"

洛奇對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外交直接批評："威爾遜總統似乎忘記了，他首先是美國的總統，而非世界的總統。我們的責任是保護美國的利益，而非解決全球的問題。"

威廉·博拉參議員是20世紀20-30年代美國孤立主義的代表人物。

1935年，在支持第一部中立法案時，博拉說："歷史已經證明，戰爭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只會制造更多問題。讓我們保持中立，讓歐洲人自己解決他們的問題。"

博拉說："歐洲列強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在進行權力游戲，而每次美國卷入其中，我們都是最大的輸家。我寧愿被稱為孤立主義者，也不愿看到美國青年再次為歐洲的紛爭流血。"

對于批評孤立主義的人，博拉回應："他們將孤立主義描繪成一種落后、自私的政策，但實際上，它是最符合美國傳統和利益的政策。華盛頓和杰斐遜都警告過我們不要卷入歐洲的紛爭，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的智慧。"

另一位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是二戰前夕美國孤立主義的重要代表。

1939年，在歐洲戰爭爆發后，塔夫脫警告："參與這場戰爭對美國沒有任何好處。我們應該專注于自己的防御，而不是試圖解決歐洲的問題。"

1940年，當羅斯福開始傾向于支持英國抵抗納粹德國時，塔夫脫批評道："總統似乎正在一步步將我們引向戰爭，而沒有獲得國會和人民的授權。這是對我們憲法原則的違背。"

著名飛行員查爾斯·林德伯格是"美國第一委員會"最知名的發言人。

在1941年9月11日演講中，林德伯格說："我們被告知我們必須進入這場戰爭，以捍衛民主。我親眼目睹了在歐洲進行的戰爭，在那里我看不到任何捍衛民主的行動...美國的戰爭政策正受到三個主要團體的壓力：英國人、猶太人和羅斯福政府。"

此話一出，輿論大嘩。

因為將猶太人列為壓力團體了，而猶太人是當時的受難者。

羅斯福一直想擺脫孤立主義對自己的限制。

1937年，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隔離侵略者"演講："當一場流行病開始蔓延時，社區會團結起來隔離病人以保護社區健康。和平的維護也需要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共同體的行動。"

但羅斯福知道美國社會孤立主義情緒很強，所以很謹慎。

他在內閣會議上說："我們必須一步一步來，不能操之過急。美國民眾尚未準備好接受我們必須在世界舞臺上發揮更大作用的現實。"

1939年歐洲戰爭爆發后，羅斯福面臨兩難：想支持英法抵抗法西斯，又得顧及國內反戰情緒。

他選擇了中間路線：提供物資援助但不直接參戰。

羅斯福向美國人民保證："我希望美國保持中立，我相信每個美國人都希望美國保持中立。"

但在私下，羅斯福對英國大使說："我們將盡一切可能幫助你們，只是一時還不能公開宣布這一點。"

這種公開中立、私下支持的雙重策略，反映了美國社會的矛盾心態。

1935年至1939年間，美國國會通過了一系列中立法案，禁止向交戰國出售武器和提供貸款。

參議員杰拉爾德·奈說："我們必須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吸取教訓。當時，正是我們的武器貿易和貸款最終將我們拖入了戰爭。這一次，我們不會重蹈覆轍。"

隨著歐洲局勢惡化，羅斯福開始推動修改中立法案。

1939年11月，國會通過了"現金與運輸"修正案，允許交戰國用現金購買美國武器，但須自行運輸。

羅斯福在爭取這一修改時用了個比喻："當你的鄰居的房子著火時，你不會斤斤計較水管的價格。你會借給他水管，然后在火災結束后討論報酬問題。"

1940年法國淪陷后，英國成了抵抗納粹德國的最后堡壘。

英國物資短缺、外匯枯竭，羅斯福在1940年12月提出了租借法案，允許美國向盟國"出借"軍事裝備。

羅斯福繼續用他的鄰居比喻："假設我的鄰居的房子著火了，如果我能借給他我的花園水管幫助撲滅火災，我當然會這么做。我不會在他的房子燃燒時，告訴他必須先付給我500美元才能用我的水管。"

孤立主義者強烈反對租借法案。

塔夫脫說："租借法案本質上是對中立的徹底背叛。它使美國成為英國的武器庫，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我們卷入戰爭。"

珍珠港：孤立主義的終結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造成2400多名美國人死亡，美國太平洋艦隊遭受重創。

次日，羅斯福向國會請求對日本宣戰，稱這是"將永遠銘記恥辱的日子"。

幾天后，德國和意大利對美國宣戰，美國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珍珠港事件徹底終結了美國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

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說："珍珠港使美國一夜之間從孤立主義轉向了國際主義。"

在全國一致支持參戰的氛圍下，孤立主義者的聲音迅速變弱。

就連羅伯特·塔夫脫這種堅定反對美國卷入歐洲事務的人，也不得不屈服于現實。

塔夫脫在對日宣戰決議表決后表示："雖然我反對我們卷入歐洲戰爭的政策，但現在我們已經遭到攻擊，所有美國人都必須團結起來支持我們的戰爭努力。"

查爾斯·林德伯格取消了在"美國第一委員會"的所有演講，發表聲明："我們被迫參戰。現在我們已經進入戰爭，對我們來說只有一條道路，那就是團結一致，盡一切可能取得勝利。"

"美國第一委員會"1941年12月10日宣布解散，標志著組織化孤立主義運動的終結。

戰爭期間，羅斯福開始規劃戰后美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角色。

在1943年的德黑蘭會議上，羅斯福與丘吉爾和斯大林討論了戰后世界秩序。

羅斯福私下告訴丘吉爾："這一次，美國不會重蹈覆轍。我們將參與構建持久和平的國際機制。"

羅斯福吸取了威爾遜的教訓，積極爭取兩黨支持戰后國際合作計劃。

1944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支持美國參與戰后國際組織，標志著共和黨主流放棄了傳統孤立主義立場。

參議員亞瑟·范登伯格的轉變尤為引人注目。

這位曾經的孤立主義者逐漸接受了美國必須在世界舞臺上發揮積極作用的觀點。

1945年1月，范登伯格在參議院發表演講："二戰已經消除了美國可以孤立于世界之外的任何幻想...我們必須合作，否則我們將分別滅亡。"

范登伯格后來成為建立聯合國的堅定支持者，在爭取參議院批準《聯合國憲章》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他對記者解釋自己的轉變："我的基本原則沒有改變。我仍然將美國的利益放在首位。只是現在，我認識到美國的利益與世界和平不可分割。"

二戰后，美國成了全球領導者，孤立主義作為主導外交政策的選項已經死了。

孤立主義的持續影響

但孤立主義思想并沒死透，而是以新的形式繼續影響美國政治。

羅伯特·塔夫脫是戰后"新孤立主義"代表人物。

雖然他承認美國必須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但反對過度的海外軍事承諾。

塔夫脫批評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認為太慷慨，超出了美國能力。

1950年，在關于北約的辯論中，塔夫脫警告："我們不能承擔起保衛整個自由世界的責任。這將耗盡我們的資源，最終削弱而非加強我們的國家安全。"

塔夫脫并不反對所有國際參與。他向支持者解釋："我支持通過外交和貿易與世界接觸，但反對無限制的軍事承諾和經濟援助。美國應該明智地選擇在哪里以及如何使用我們的實力。"

塔夫脫的立場在共和黨內有相當大的支持。1952年，他與艾森豪威爾激烈競爭共和黨總統提名。

雖然最終艾森豪爾獲勝，但塔夫脫的"新孤立主義"思想繼續影響共和黨的一部分。

1960年代到1970年代，越南戰爭失敗使美國民眾對海外軍事干預產生懷疑，引發了新一波孤立主義情緒。

1973年，國會通過《戰爭權力法案》，限制總統在未經國會批準的情況下派兵海外。

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主張美國應減少海外軍事存在，尤其是在歐洲和亞洲。

1971年，曼斯菲爾德提出決議，要求大幅削減駐歐美軍。

他說："美國不能也不應該試圖成為世界警察。我們的盟友必須承擔更多責任保衛自己。"

卡特總統上任初期也表現出這種有限參與思想。

在競選期間，卡特承諾："我們將不再卷入像越南那樣的海外冒險。"

但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和伊朗人質危機使卡特不得不調整政策，增加防務支出并強化美國在海灣地區的軍事存在。

冷戰結束后，一些政治家和學者開始重新思考美國的全球角色。

1992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保羅·宗加斯提出"美國回家"的口號，主張減少海外軍事存在。

共和黨內的帕特·布坎南也挑戰了共和黨的國際主義傳統，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認為它們損害了美國工人的利益。

在1992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布坎南發表了著名的"文化戰爭"演說，其中包含明顯的孤立主義色彩："我們應該把美國放在第一位...是時候我們開始照顧好我們自己的國家和我們自己的人民了。"

小布什總統上臺初期，也有某種程度的孤立主義傾向。

他質疑美國參與"國家建設"的價值，并退出了《京都議定書》等多邊協議。

但9/11恐怖襲擊后，布什政府迅速轉向積極干預主義，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

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兼具單邊主義和干預主義特點，這與傳統意義上的孤立主義有所不同。

國務卿科林·鮑威爾在一次私人場合解釋："我們不是孤立主義者，我們是現實主義者。我們愿意與他國合作，但當美國利益受到威脅時，我們也準備單獨行動。"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特朗普以"美國優先"為口號，引起了全球關注。

特朗普批評北約等傳統聯盟，質疑自由貿易協定，并主張削減對外援助。

在就職演說中，特朗普宣稱："從今天起，將有一個新的愿景統治我們的國家。從今天起，美國優先。"

這一表述直接引用了1940年代"美國第一委員會"的口號，反映了孤立主義思想在美國政治中的持久影響。

這可不是一般的影響力啊！從華盛頓時代到特朗普時代，跨越兩個多世紀，這思想居然還能激起民眾如此強烈的共鳴！

不過特朗普強調，他的"美國優先"并不是純粹的孤立主義。

他并不主張美國完全退出國際舞臺，而是要重新定義美國的全球角色，強調直接的國家利益而非什么虛頭巴腦的國際主義價值觀。

特朗普的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在研討會上這樣解釋："'美國優先'不是孤立主義，而是健康的民族主義。我們依然重視盟友，但要求他們公平分擔責任。"

特朗普政府的實際政策表現出極度復雜性。一方面，美國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和《伊朗核協議》等多邊協議；另一方面，美國在中東和亞太地區仍保持軍事存在，還增加了對以色列和某些阿拉伯國家的支持。

孤立主義作為一種外交傳統，經歷了從建國初期的戰略需要，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政治爭議，再到二戰后的逐漸式微的復雜發展過程。

孤立主義不僅是一種外交政策，也反映了美國的身份認同。

美國建國之初就把自己視為一座"山巔之城"，一個與腐敗的歐洲列強完全不同的新型共和國。

這種例外主義觀念既可能導向孤立主義（遠離腐敗的世界），也可能導向干涉主義（改變世界）。

歷史學家沃爾特·拉素爾說："孤立主義和干涉主義看似矛盾，實際上是美國例外主義的兩種表現形式。"

這解釋了為什么美國的外交政策總是像神經病一樣搖擺不定，以及為什么孤立主義思想能在美國社會中持續存在。

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說過："每一代美國人都必須重新定義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這種定義總是在孤立與干涉、理想與現實、價值與利益之間尋求平衡。"

奧派大師的觀點

米塞斯在對《全能政府》一書中針對納粹的侵略說：

今天我們主要需要的是聯合摧毀極權主義侵略的國家之間的持續合作。

如果有關國家不將它們目前的聯合轉為永續的聯盟，那么任何計劃都不會奏效。

米塞斯認為，需要保護的是生活方式，而不是國家主權。

如果西方民主國家不能成功地建立永久聯合，勝利的果實會再次失落。它們的不團結將會使戰敗的侵略者有機會為另一次進犯重新操弄政治陰謀詭計，重新武裝并形成新的更強大的同盟。除非它們選擇有效的團結，否則民主國家注定要失敗。如果它們試圖維護外交術語所稱的“國家主權”，那么它們將無法捍衛自己的生活方式。 它們必須在將所有權力交給一個新的超國家權力機構，或者成為那些不打算平等對待它們的國家的奴隸之間作出選擇。

但話音一轉，米賽斯說：

如果它們在勝利之后恢復戰前的政策，如果它們重返政治敵對和經濟戰爭，結果將會是再次重現 1919-1939 年間的發展事態。在經濟領域彼此斗爭的國家之間，既不可能存在有效的政治合作，也不可能有團結和集體安全。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如果歐美重新回到二戰前的貿易保護主義，那么，歐美國家之間不存在合作和團結。

米塞斯進一步尖銳地批評：

因此很明顯，西方民主國家在他們的雙邊關系中必須結束所有進一步的經濟戰措施。但是，如果不廢除組成民主聯盟的各個國家之間的貿易壁壘，根本不會存在任何聯盟。

必須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經濟民族主義是國家控制主義——無論是干預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必然結果。

政府干預實業和國家“計劃”催生了經濟民族主義。如果人們不想回到不受阻礙的市場經濟社會，但又要放棄經濟民族主義——這是建立持久和平不可或缺的條件——只能通過單一制政府來實現。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任何和平計劃如果要奏效，就必須建立這樣一個聯盟。實現西方民主國家聯盟的替代項就是重返 1918-1939 （全球貿易戰）年間惡劣處境，從而導致新的更加噩夢般的戰爭。

在貨幣方法與市場過程一書中，米塞斯說：

雖然行使主權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但各國政府都受制于一條阻止國際沖突產生的原則之至高無上性。

如果國家根據經濟干預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行政，主權就變得不受限制，就成了絕對的。

國家主權的這一過分概念與經濟發展的當前狀況是不相宜的。它不能與國際勞動分工共存。它不公正地對待其他所有的國家，必定導致沖突。

人類不可任意地從較高的勞動分工水平退回到較低的勞動分工水平。每個國家的自給自足會明顯地降低所有民族的生活水平。

時至今日，不再有這回事，即一個國家的國內事務不影響世界其他地方的福利。每一個國家在其他國家的經濟福利中都有自己的物質利益，因為一國的暴政也會傷害到所有其他的國家。

如果一國政府阻礙了其資源的最有效的利用，它就損害了所有其他國家的利益。一個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國家如果經濟落后，是在挑戰那些能夠通過更有效率地利用這些自然財富而改善自身境況的所有人。

貿易保護主義和自給自足導致這樣一種狀況，即一國的資源利用達不到在自由貿易條件下本該達到的水平。

一個國家的經濟孤立不僅損害本國公民的福利，對外國人的經濟利益也造成至少同等程度的傷害。

不僅是經濟孤立，政治孤立在當前的世界上也是不可行的。西半球一度不用擔心侵略。數千英里的寬闊海洋將它與侵略者隔離開來。飛機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狀態。美國的孤立主義者卻還沒有認識到這一事實。

他們這樣爭辯道：“歐洲各民族現在兵戎想見，他們已經毀滅了那輝煌的文明，他們注定要陷入饑荒和悲慘的境遇，這真是非常可悲的事實。同樣可悲的是亞洲也是如此。十分不幸，我們不能將他們從災難中拯救出來。他們必須自己認識到，和平合作比戰爭和互相滅絕對他們更有利。我們不能當世界警察。我們能做的一切是照顧我們自己，保持西半球的獨立。我們將保持中立，不干預其他洲的事務，從而保存我們美國的生活方式。”

為了自己生死攸關的利益，美國人不能在世界事務中保持中立，也不能生活在政治上的孤立中。美國必須認識到，每一次國際沖突都會或遲或早地將它也卷入進來，美國的當務之急是建立持久和平的戰后秩序。

但是，在經濟領域苦斗的國家之間，是不可能實現共同安全的。經濟民族主義分裂了熱愛和平的國家。如果聯合國不能成功地清除經濟民族主義，戰后的局面就不會與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狀況有什么兩樣。那么，第三次更為可怕的戰爭也就無可避免了。

如果經濟民族主義不被摒棄，最徹底的裁軍也不能防止被擊敗的侵略國重施外交詭計，形成新的利益圈子，挑撥國家之間的關系，重新武裝和最終圖謀新的進攻。經濟民族主義是持久和平的主要障礙。

米塞斯的學生羅斯巴德的觀點有所不同。

羅斯巴德在自由的倫理一書中說：

考慮到國家的存在，自由主義有沒有什么道德原則可以作為外交政策的指引標準呢？這個答案大體上是與自由主義在國家的“內部政策”上的道德指引標準類似，那就是，盡可能地減少國家對個人的強制程度。

那么，戰爭，即使是正義的防衛性戰爭，也只是在把暴力的行使嚴格限制于針對罪犯自身的時候才是正當的。

因為每個國家都硬性地賦予自己對其領域內的暴力的壟斷，只要它的掠奪和勒索未遭受抵抗，在那塊領土上就被認為是“和平”的，因為唯一的暴力是以單行道地方式延續，由國家自上而下針對它的人民實施。在那個領域內的公開沖突只有在“革命”的情況下才會突然發生，在此情況下人民反對國家向他們使用權力。無論是國家不受抵抗的安寧的情況，還是公開的革命的情況，都可以被稱為“垂直的暴力”；國家針對它的公眾的暴力或者反之亦然。

在我們現在的世界上，每個國土受到一個國家機構的統治，而地球上分散著許多國家，每個國家都在它自己的領域內享有對暴力的壟斷權。但是在整個世界上不存在享有暴力壟斷的超國家；所以在若干國家之間存在著“無政府”的狀態。這樣，除了偶發的革命，世界范圍上的公開的暴力和雙邊沖突發生在兩個或更多的國家之間，這被稱為“國際戰爭”或“水平層次的暴力”。

一方面是國家之間的戰爭，一方面是反國家的革命或者私人主體之間的沖突，這兩者之間存在關鍵的和重要的區別。在同一個地理區域內發生革命沖突時，國家的寵臣和革命者都是居住在同一塊領土上。而國家間戰爭是發生在兩個集團之間，這兩個集團都對自己的地理領域享有壟斷權；也就是說，它發生在不同領土的居民之間。

國家間戰爭的一個獨特屬性是領域之間的，另外一個獨特的屬性源于國家是依賴于對統治對象征稅而生存的事實。所以，針對另一個國家的任何戰爭，難免會導致針對自己人民的稅收侵犯的增加和擴張。私人之間的沖突可以，并且往往是有關各方自愿支付報酬和供給經費的。革命可以，并且常常是由公眾提供自愿的資助從而進行對抗。但是國家的戰爭只能通過對納稅人的侵犯得以獲得資助。

所以，所有的國家戰爭，都涉及對國家自己的納稅人的加大侵犯，另外幾乎所有的國家戰爭（在現代戰爭中是全部）涉及對敵對國家統治的無辜市民的最大的侵犯（謀殺）。另外一方面，革命常常是自愿資助的，也可以精確把他們的暴力針對國家統治者實施；私人沖突也可以把他們的暴力限制于實際的罪犯。

所以我們必須下結論認為，有些革命和私人沖突可能是合法的，但國家的戰爭永遠是應被譴責的。

有些自由主義者也許會如此反對：“盡管我們也為稅收和戰爭以及國家對防衛服務的壟斷感到悲痛，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些情況的存在，正因為它們的存在，我們必須支持國家進行防衛性的正義之戰。”

根據我們上面的討論，對此的回答是這樣的：“是的，國家事實上存在著，并且只要它們存在著，自由主義者對國家的態度實際上應該是這樣的說法：‘行，你存在吧，但是只要你存在，至少得把你的活動限制于你壟斷的那些領域。’”

簡要地說，自由主義者關心的是盡可能地減少國家對私人進行侵犯的領域，無論是“外國的”私人還是“本國的”私人。

在國際事務方面，達到這個目標的唯一途徑是，每個國家的人民給他們各自的國家施加壓力，要求國家把其活動局限于它壟斷的領域，不要侵犯其他國家（壟斷者）——尤其是其他國家統治下的人民。

簡要地說，自由主義者的目標是把任何已經存在的國家對人身和財產的侵入限定在盡可能小的程度。這就意味著完全避免戰爭。

每個國家的人民應該向“他們”各自的國家施加壓力，要求不要互相攻擊，并且，如果沖突產生了，根據物質條件的可能性盡快地談判協商尋求和平或者宣布停火。

以羅斯巴德的理論，孤立主義當然是正確的，一國政府無權將本國稅收用于外部戰爭，更不要說征兵了。這是本國政府對本國民眾的侵犯。

他認為只有如此，才能徹底消滅政府戰爭。

奧派兩位大師，在這一問題上的不同觀點，正是功利主義與權利主義在奧派內部爭論的源頭。

我認同羅斯巴德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