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ry Norman Bethune/亨利·諾爾曼·白求恩，1890年3月3日（也有說法為4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鎮，他是著名胸外科專家和加拿大共產黨員，更是不朽的國際主義戰士，是我國人民的忠實朋友。

過去的幾十年以來，很多的我國朋友一聽說加拿大這個國家，都由于白求恩同志，給印象加了好多分兒。

他的名言：“我是來工作的，不是來休息的，你們要拿我當一挺機關槍使用”。

他年輕的時候患過肺結核病，仍然繼續努力工作，創建了胸外科的人工氣胸療法。后來他的外科手術器械還獲得了很多專利。可以說，在自己國家的工作崗位上已經處于生活不愁的狀態。但是他看到勞苦大眾的命運，毅然加入了加拿大共產黨。1936年冬，他志愿去西班牙參加反法西斯斗爭。

后來，他見過陶行知，打聽過我國抗戰，也看到斯諾的書《紅星照耀中國》，于是就向加拿大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巴克表達了自己要到中國去的愿望。巴克也對美國的共產黨中央總書記白勞德談了白求恩的想法。

1938年1月初，他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親自率領美國外科醫生帕森斯及加拿大護士瓊·尤恩等人的醫療隊奔赴中國支援抗日戰爭。出發之前，巴克問白求恩還有什么需要交待，他莊嚴地表示：“我只有一個條件，如果我回不來，你們要讓世界知道，白求恩是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身份犧牲的。”從此他把自己交給了我國民族抗戰的偉大事業，并貢獻了自己的一切。

白求恩等人帶著醫療器械及藥品、他堅定不移的信仰和舍生忘死的精神，從溫哥華出發，一路突破各種困難，轉道香港，在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同志幫助下前往武漢，最終終于到了延安寶塔山下，見到了毛主席。

他在中國找到了真正的理想和同志，他對毛主席的評價說：“這是一個巨人，他是我們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

他在給加拿大朋友的信中說：“我能與這些同志相處和一起工作，真是莫大的幸福。對他們來說，共產主義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僅僅是一種空談或信仰。他們的共產主義簡單而又深刻，其自然合拍一如膝骨之運動、肺之呼吸、心臟之搏動。這里能找到人們稱為共產主義領導階層的同志——布爾什維克。”

他又說：“這里需要我，何況，使我的虛榮心得以滿足的是，他們已向我表明這種需要。”“我沒有錢，也不需要錢，一切均已供應。他們把我當作一個國王般的同志，給予各種無微不至的關懷和難以想象的禮遇。”

這位不算年輕的共產黨人很興奮，他在日記里寫下：“在延安，我見到了一個嶄新的中國。街上一片蓬勃的氣象，來來往往的人們好像都知道自己是為什么目的而奔忙……”

他給毛主席遞過他的加拿大黨員的證件，用職業信仰和革命精神向毛主席保證說，“重傷員中百分之七十五可以救過來。”

1938年6月17日，他到了晉察冀邊區。這是河北山西一帶，當年條件很困難，是最需要醫療條件的地方。

白求恩擔任八路軍的衛生顧問，多次冒著戰火深入前線實施手術。他親自參與救治的傷員超過千名（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率醫療隊到山西雁北和冀中前線進行戰地救治，4個月里，行程750千米，做手術300余次，建立手術室和包扎所13處，救治大批傷員）。

他創造了流動醫療隊的工作模式，親自設計因地制宜的輕便的醫療設備，這樣能夠快速跟大部隊轉移。他的工作極大的提高了傷員救治效率。白求恩同志組建的八路軍戰地醫療隊對當時我軍來說真的是雪中送炭。例如設計“白求恩肋剪”、“盧溝橋藥馱子”等工具，都是為了適應戰地環境需求。

“盧溝橋”，不是北京豐臺那個地方，指的是白求恩為野戰手術而設計的一種橋型木架，搭在馬背上，一頭裝藥品，一頭裝器械。護士把“盧溝橋”搬下來，拿出東西，不一會，手術臺、換藥臺、器械筒、藥瓶車、洗手盆等全體就緒，醫生、護士、司藥、擔架員、記錄員各就各位，簡易手術室就布置好了。下一步是示范傷員進入手術的過程，傷員從門外抬入、搬動、解繃帶、檢查傷情、換藥、包扎或手術都井然有序。第三步是手術室的撤收，全部用品有條不紊地歸位，最后把“盧溝橋”馱到馬背上。

白求恩說，當一名好醫生不僅要技術好，還要時刻準備上前線！

他還推廣輸血的技術，在物資匱乏的條件下，他首創了“志愿鮮血隊”，解決了輸血難題，挽救了很多生命。他把自己當成一個小伙子使用，他說自己是O型血，很多次都說：“抽我的血吧，別耽誤時間，救傷員要緊！”比如，359旅營教導員、開國少將彭清云身體里就流淌著白求恩的血液。他還把自己的醫療知識和經驗編寫成醫療手冊教材教給八路軍的同志。比如，他撰寫過《游擊戰爭中師野戰醫院的組織與技術》、《戰地救護須知》等教材，系統指導戰地醫療工作，培養了不少人才。就在這樣緊張的繁重的工作當中，他還抽時間寫信、寫文章，甚至寫文學作品，向國際社會宣傳我黨領導的抗戰形勢，并且大力呼吁國際團體為我國抗戰提供援助。

在緊張的工作同時，他還注意系統教育醫療人才，在河北唐縣成立了晉察冀軍區衛生學校，后來叫做白求恩醫務士官學校。可貴的是，他還對其他八路軍同志言傳身教，通過手術示范、理論授課等多種方式，將現代系統的醫學知識傳授給我軍年輕同志們。在晉察冀邊區的戰斗生活是艱苦和緊張的，他始終忘我地工作，我黨對幫助我們的外國友人給予了一些特殊的“營養照顧”，全都被他拒絕了。他從自己的嘴里省出吃的讓給傷病員，把自己的藥品讓給傷病員。

因為對毛主席保證，救活75%的重傷員，他打算建一個模范醫院。 當時在晉察冀邊區的聶帥認為對他有危險，因為日軍隨時會有轟炸。不過白求恩同志再三請求，聶帥同意建立一個小型的示范病房，經過白求恩同志的努力“五星期計劃”，把村里的龍王廟改造成了一個井然有序的戰地醫院。

1939年10月，本來預定這個月的20日他要回國，本打算回國為我國募集經費和醫療物資的，我們邊區都已經舉行了歡送大會。可是，日軍發動3萬多兵力向我們發起了大掃蕩。我軍區衛生部即刻組織了醫療隊趕赴河北的淶源摩天嶺搶救傷員。

白求恩同志當時就決定不走了。他和隊伍一起冒雪，急行軍70里，趕到離前線非常近的孫家莊。他在一座小廟里搭起了手術臺，冒著敵人的槍彈，堅持給傷員動手術。由于實在過分緊張和勞累，他在手術中不慎割傷手指，感染鏈球菌，仍帶病救治傷員，本來準備從1分區醫院離開的時候還是去病房看留下來的傷員。他又堅持給患丹毒合并蜂窩組織炎的傷員做手術，當時醫療器械都已經裝到馬馱子上了，他叫臨時又卸下來……因為“槍聲就是命令”……在這一次手術當中，受傷的手指又被感染了……他最終因敗血癥于11月12日逝世，年僅49歲。

在病逝的前一天，他給聶帥寫信，一個字都不提自己的事，只是記著我們的工作……

“親愛的聶司令員：

今天我感覺非常不好……也許我會和你們永別了！請轉告加拿大和美國共產黨，我在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貢獻！……每年要買２５０磅奎寧和３００磅鐵劑，專為患瘧疾病者和極大多數貧血病患者（使用）。千萬別再往保定、平、津一帶購買藥品，因為那邊的價錢比滬、港貴兩倍……兩個行軍床，你和聶夫人留下吧，給我的小鬼和馬夫每人一床毯子，醫學的書籍和小鬧鐘給衛生學校。 ……我不能再寫下去了。讓我把千百倍的謝忱送給你和其余千百萬親愛的同志。……”

他還說，“最近兩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義的日子……”他不愛財產，身無長物，但是把自己用的東西留給了大家。他也請求國際援華委員會給他的前妻法蘭西絲撥一筆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給付……因為當年是患肺結核，不想傳染給妻子，所以就離婚了。他要求組織向她說明，自己十分抱歉，同時也告訴她，自己曾經是很愉快的。在最后的時候，他還關心著身邊所有的人，沒考慮自己。

聶榮臻同志看到這封信，為跨越國際的共產主義精神和友誼掉下淚來……

毛主席很惋惜，寫下了著名的《紀念白求恩》：“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么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他以醫療為職業，對技術精益求精。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在整個八路軍醫務系統中，他的醫術是很高明的。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白求恩同志在中國只停留了655天，這每一天都是超級飽和的工作和超級充實的革命活動，他在離火線最近的手術臺上，曾經3天3夜不休息，69個小時之內做了155例手術，除了傷勢極重的基本都搶救過來了，成功率高達80%以上，超過了他對毛主席的保證！

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不遠萬里來救死扶傷的白求恩同志，永遠不會忘記我們的老朋友，他是高尚的人，純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