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實現‘是一場沒有終點的運動，受制于我為自己選擇并將恪守的某些原則’——是的，當然！我很難不同意。盡管如此，自我實現不正是當今新自由主義這一意識形態霸權所大肆利用的神話嗎？”

——齊格蒙·鮑曼

▲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 1925.11.19 — 2017.1.9），當代英國著名社會學家，著有《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后現代性與知識分子》（1987）、《自由》（1988）、《現代性與大屠殺》（1989）、《工作、消費主義與新窮人》（1998）等。

01

羅德：

這就把我們引向了另一系列問題，即自我實現的問題上。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將自我作為一個靜態背景下的實體來討論。現在，讓我們引入一個更廣闊的時間框架，即在個人時間和社會時間的框架下，討論自我實現的問題。試圖效仿一個現成的理想是一回事，但最終實現這個理想則是另一回事。大多數情況下，自我實現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自律，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且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即使有回報，也總是遠在天邊，無法立即兌現。然而，似乎有不少人認為，長遠的自我實現比眼前的享受更重要。常言道：“種一棵樹，蓋一座房子，養一個兒子。”

鮑曼：

回報“總是遠在天邊”——我猜你的意思是：“已經在望，但尚未觸及。”你這么說，我也同意。但是，為自我實現所做的努力，對不斷遠去的地平線永無休止的追逐，所得的回報是什么呢？它是否就像薩特的“生活計劃”，即一個很早就被選定的“一勞永逸”的模型？一旦選定，我們就必須堅持不懈，一層一層、一磚一瓦地耐心建造，直至生命的終結，就像遠洋船上安裝的陀螺儀一樣，讓自我的建造者保持航向，排除萬難，一直前行。還是說，它作為一個預先設計好的模型，是我們這些生活藝術的工匠拿著“路線圖”，在認真開始自我實現的勞動之前，就已經預知或勾勒好的完整形狀？甚或它只是一個還沒有完整地呈現出來的模型，仍然有些模糊，布滿了太多的空白點——但我們希望隨著勞動的進行，這些空白點將被填補，我們也有決心在未來的時間里一勞永逸地填補這些空白點？我不這么認為。

在流動的現代，“自我實現”的觀念已經得到更新。我認為，大多數人傾向于認同的在當下“自我實現”觀念中所嵌入的意義，更類似于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建議：“要相信上帝，但必須保持火藥干燥。”用現代的話語來說：“兩面下注，保持選擇權。”如今，“自我實現”活動最常見的指導原則，與其說是在一個預先設定好的、得到堅定擁護的自我模式上機械地完成既定動作，不如說是保持自我實現的未完成性和可塑性，留有足夠的空間來試驗自我實現的別種可能——人們期望出現和學習的已知或未知。引導我們追求“自我實現”的是對僵固的恐懼，而不是對抵達終點的渴望。流動的現代境況要求我們靈活變通——對此，我們只能服從。

人們最初創造的“自我實現”觀念，是以相對持久且變化緩慢的倫理原則、價值等級和戰略準則為指導的。這種自我實現觀念已經陳舊過時，因為它所服務的是曾經那個相對穩定、變化緩慢的世界（與個體的預期壽命相比）。在那個世界里，人們無論進行耗時多長的行動，在取得預期結果之前，其行動所處的環境預計都不會發生重大變化。在那個世界里，這種期望“自有道理”；于是，當人們把這種期望投射到生活中時，他們自然而然地展望未來，制定以既定目標為導向的長期規劃，并堅持不懈、堅定不移地執行計劃，以實現預期目標。然而，在流動的現代，這一全新的“自我實現”觀念則服務于這樣一個世界：個人生活環境中（幾乎）所有相關要素（如企業、貿易條件、政治體制和綱領、珍視的價值觀、“合宜”與“不合宜”之間的區別、主流生活方式和/或令人羨慕的生活方式等）的預期壽命都在不斷加速縮短，只有個人的預期壽命在不斷變長，后者是這一普遍規則的唯一例外。當今世界的口號是：靈活性，而不是一成不變；在人生旅途中改變目的地和交通工具的意愿和能力，而不是固守既有的信念和習慣；總而言之，忘記而不是銘記。與其說是為了遙遠的理想境界而努力，不如說是為了更好地利用當前瞬息萬變的機會而努力。正如第一位“修正主義者”愛德華·伯恩斯坦那句著名的格言：“于我而言，最終目的微不足道,社會主義運動才是一切。”的確，我不禁想把當今的自我實現描述為一種“修正性的”實踐。

02

羅德：

你認為自我實現的觀念已經過時，我對此感到遺憾。當然，我也理解你為什么會這么說，因為在當前的流動環境下，我們已經不可能再像幾十年前那樣指望一個延伸至未來的穩定觀念了。1972年，一家日本銀行打了一個廣告：它向剛剛入職一家公司的年輕人提議，要與其終身保持密切合作，并列出了他生命中將會發生的所有人生大事，譬如從26歲時兒子出生、30歲時女兒出生，到女兒的婚禮，以及他退休后的歐洲旅行。這則銀行廣告的主意是，你定期向銀行付款，當你真正需要這筆錢來支付婚禮、旅行或大學學費等費用時，銀行會在事先約定的時間向你提供超出你此時支出的金額。所以，你只需簽一次字，銀行就為你規劃好了你的整個人生——爾后，你就可以按部就班地生活了。這讓我想起瑪麗蓮·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順口說過的一句話，這句話既殘酷又準確：中產階級把生活變成了一個項目。事實上，中產“以下”的人無法從項目的角度來考慮自己的生活，因為他們首先要不斷地為生存而奮斗，而中產“以上”的人則無須做出長期的目標承諾，因為于他們而言，基本的回報——可以讓他們隨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的財務自由——已經不再是問題。

當然，你說得沒錯，此時此刻，任何一家銀行都不可能再為以上勾勒的未來打廣告，也很少有人在簽訂工作合同時會真的以為它是終身契約。延伸至未來的穩定觀念已然土崩瓦解。但我覺得，這種流動性并沒有使自我實現本身過時，只是將自我實現的位置轉移至別處。你曾在《自由》（1988年）一書中描述過，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性變革中，消費已經取代工作，成為行使個人自由的方式。但這也與我的想法完全不一致。我可以理解你對“一個還沒有完整地呈現出來的模型，仍然有些模糊，布滿了太多的空白點”所持的悲觀態度。的確，社會實踐似乎證實了人們所做的一切都以帶有“重啟”按鈕的電子游戲為模式，而不是像辛納屈曾經所做的經典宣言那樣，以“我行我素”的自信步伐度過一生。是啊，既然人們頻頻更換戀人，搬家時也沒有太多感傷，甚至輕而易舉地從一個政黨跳到另一個政黨，那么談論正在進行中的自我實現過程似乎顯得不合時宜。

然而，它尚未真的過時。

你剛才引用了伯恩斯坦的名言：“于我而言，最終目的微不足道,社會主義運動才是一切。”拿這句名言觀照那些可能實現了社會主義的社會，也許會更有啟示意義。這些社會所實現的社會主義，未必都是馬克思主義所理解的社會主義，即暴力革命所引起的從量變到質變的結果，而可能是以一種平靜祥和、合乎道德的方式實現的社會主義。我指的是北歐國家，這些國家在過去相當長的形成期內一直由社會民主黨政府執政，因此，盡管其中一些國家有更多的右翼政治家擔任領導職務，但他們并沒有改變北歐國家的基本精神，即平等主義、個人主義，以及尋求共識，并將此作為解決問題之道。我想說的是，倘若一個國家的成功可以用其資源造福居民的程度來衡量的話，那么北歐國家已經做得相當出色了。我指的并不是挪威的石油，因為挪威的石油開發得相當晚。以芬蘭為例，它氣候惡劣，人口密度低，外國人很難聽懂它的語言，地底下也沒有蘊藏可觀的財富；然而，較之自然潛力更大的諸多國家，芬蘭卻能為人民提供更多東西。

我們若將目光投向北歐的政治進程，就會馬上想到伯恩斯坦的這句話。向著社會理想前進的人，不可能事先知道自己最終實現的理想會是什么樣的。這個旅程沒有終點，朝著理想前進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如果你朝著理想邁進，你就不能假裝自己已經成為另一個人，一個新世界的歸化公民。是的，你可能對自己想成為什么樣的人，以及別人想成為什么樣的人有自己的想法；其他人可能會贊同你的一部分想法，而反對另一部分。因此，向理想邁進的過程會改變你對理想的想象。一旦你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你就會立即注意到，為了更接近你當下所憧憬的理想，你還有其他事情需要去做——其中一些可能是你的解決方案所產生的問題，另一些只是以前被你忽視或剛剛浮現出來的東西。

因此，這里有兩種不同的刺激因素在發揮作用。一方面，我們有改造社會、不斷前進的想法；但另一方面，恰恰是缺乏一個固定的、長期的、可遵循的意識形態愿景，才確保了這場運動的成功。實現中期目標的路線圖可以有，但一幅完整的社會建設藍圖不可能存在，因為我們不能固守舊藍圖而不顧新愿景。這與“民主”本身的含義不盡相同，因為民主也可以發生在互不兼容的政治思維方式之間的斗爭之地。然而，在北歐社會，朝向理想的運動遵循某些公認的原則，一種不可拋棄的邏輯，盡管這種邏輯可能會產生分歧和不可預測的社會結果。事實上，北歐社會雖然有很多共同點，但也存在巨大差異，這不僅是國民性格使然，還因為他們在政治上做出的微觀選擇。即便如此，北歐的保守主義者通常也不會主張“傳統的家庭價值觀”，即女人應在家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們不會抑制女性積極、平等地參與社會生活。

那么，這番冗長的題外話究竟要表達什么？我們或許可以從同樣的前提出發來解決自我實現的問題：所謂自我實現，不是完成一項計劃，不是遵循既定的人生軌跡，不是走一條或由我自己發明的、或被規定好的道路；相反，它是一場沒有終點的運動，受制于我為自己選擇并將恪守的某些原則——如果途中發生的事情與我堅守的原則相抵觸，那么我將不得不再次做出選擇，二擇其一。我想要實現自我，但我并不知道我是誰。對于這一出發點，想必蘇格拉底和釋迦牟尼都會表示認同。

03

鮑曼：

自我實現“是一場沒有終點的運動，受制于我為自己選擇并將恪守的某些原則”——是的，當然！我很難不同意。盡管如此，自我實現不正是當今新自由主義這一意識形態霸權所大肆利用的神話嗎？它掩蓋了新自由主義政治對“命運”——顯然是我無法控制的外部環境——的操縱，其目的是集中打擊留給個體的自由裁量空間及其回旋能力。半個世紀前的1964年，米歇爾·克羅澤在法國官僚體制的實踐中發現了一種策略：解綁自己雙手的同時捆住別人的雙手；在時間的長河中，這種策略不正是對自我實現機會的根本性不均衡分布的一種預見性洞察嗎？它洞察到，在我們所處的個體化的消費者社會中，自我實現是通過“軟”實力而不是“硬”實力，通過胡蘿卜加大棒而不是赤裸裸的脅迫所產生的。我們真的能夠滿足新自由主義的要求，動用個人擁有和支配的資源來解決由社會造成的生活問題嗎？從“法律上的個體”地位擢升至“實質上的個體”地位？！好吧，我們中的一些人——少數人，而且是越來越少的少數人——偶爾能夠做到。但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候都做不到。

在另一個場合，我曾說過，在我們這個流動的現代世界里，流動人口大致分為兩類：游客和流浪者。游客是自由而快樂地選擇流浪，而流浪者則是迫于無奈才成為游客的，內心充滿恐懼和怨恨。盡管出于截然不同的原因，但這兩類人都不能或不會長期停滯不前。

在當今社會，風頭正勁的名人從道德權威和道德導師手中承接了人生導師的角色。這樣的社會環境倡導個體獨立完成自我實現的使命。這一提議看似崇高，實則目光短淺、漫不經心，充其量是美學家（Sch?ngeisten）一廂情愿的渴望，因為它無視社會的殘酷現實：這個社會預先設立了阻礙機制，不僅不利于個體的自治、自決和自我肯定，還阻礙個體貫徹“我為自己選擇并將恪守的某些原則”。這并不意味著人們無法追求所愿，但這確實意味著，對大多數人來說，在大多數情況下，追求所愿實乃望塵莫及，這一事實既殘酷又令人沮喪。作為一個頑固不化、無藥可救的社會學家，我傾向于得出這樣的結論：以永恒的視角觀之，蘇格拉底針對“如何過有意義的生活”所提出的哲學策略，自始至終都是正確的，但人們心甘情愿、卓有成效地踐行這一策略的可能性，自始至終都低得令人發指，在當今社會更是如此。

我全心全意地贊同你的看法：北歐社會正在奮力抵抗新自由主義的壓力，并極力清除這一意識形態霸權傳達給個人的虛假、虛偽信息的毒素，這表明我們依然有望使經驗現實接近道德真理所設定的標準。我只是希望，我們有能力證明這些北歐國家是為我們開辟道路的先鋒，而不僅僅是地方性的異類。

文字丨節選自《自我：與齊格蒙特·鮑曼對談》, [英]齊格蒙特?鮑曼、[愛沙尼亞]瑞恩?羅德、［英］齊格蒙?鮑曼 著，張德旭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4-8

編輯丨leffity

版權聲明：【文藝所使用文章、圖片及音樂屬于相關權利人所有，因客觀原因，如存在不當使用情況，敬請相關權利人隨時與我們聯系及時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