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毅

來源：摘自《回首殘陽已含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3年1月版）

1960年——流放北大荒的第三年，對廣大難友來說，真可謂生死存亡之秋。

這一年，糧食定量銳減至每月22斤，而繁重的勞動依舊。饑餓如魔鬼般地吸干了人們的精血，一個個面黃肌瘦，精神萎靡，目光呆滯，如幽靈般地往返于工地與窩棚之間。

“饑餓—消瘦—浮腫—死亡”，大饑荒時期的特有的規(guī)律性現(xiàn)象，在“右派”群體間日益顯露出來。有些人開始瘦極而“肥”，先是腿部浮腫，然后漸漸上移，最后臉部圓腫。當時人們只知道這是病象，尚未意識到它是體能衰竭、走向死亡的先兆。

處此境地，人的求生的本能赤裸裸地顯現(xiàn)了，過去想像不到的事情五花八門地發(fā)生了。

有一次，兩位難友好不容易撈到了去場部出差的機會。他們到達那里，便急不可待地直奔小賣部，希望能買到點吃的，但貨柜空空，什么吃的也沒有，只有醬油、醋可以隨便買。饑餓難忍，他們一人買了一斤醋，一仰脖就全部喝下。

據(jù)他們回來說，喝下去胃里特別難受，但想到醋是糧食做的，覺得難受一點也值得。

謝和賡

一天，我偶然發(fā)現(xiàn)30年代著名影星王瑩的丈夫、留美歸來的原《世界知識》雜志社歐美組組長謝和賡，在伙房后面的垃圾堆上撿爛菜葉子。我問：“撿此何用？”

他尷尬地笑笑：“用開水燙燙可以吃，有維他命。”

這真是英雄末路啊！想當初，謝和賡這位1933年入黨的老黨員何等英姿煥發(fā)：

抗戰(zhàn)時期，先奉命打入馮玉祥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后來作為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直接領導下的“特密”地下黨員，打入桂系軍閥上層領導機關，擔任白崇禧、李宗仁的秘書，為革命建立了卓越的功勛；之后赴美留學，因“共產(chǎn)”嫌疑，被美國移民局遞解出境，夫婦倆于1954年歸來。

王瑩（左）和江青

美籍華裔學者唐德剛先生所撰《史學與文學》一書中載有《王瑩是怎樣回國的》一文，對謝和賡王瑩夫婦被美國聯(lián)邦移民局抓捕的經(jīng)過，述之甚詳。

其時唐和謝同在紐約一家大圖書館打工當“書童”，由是相識。唐對謝有如下一段描述：

“日子久了，我才發(fā)現(xiàn)大維（引者按：此為謝在圖書館打工的洋名）不只是胸懷大志，將來要治國平天下；原來他早已是個大人物了——他和當年所謂’桂系’一批風云人物如李宗仁、白崇禧、廖磊、夏威、黃旭初、李品仙……諸上將，都相知甚深。對’桂系’二級領袖如程思遠、韋永成諸公，那自然更是稱兄道弟了。

照大維這樣有歷史背景的要人，現(xiàn)在居然也跟我一道當’書童’，來’倒夜壺’、’擦皮鞋’，我真是既榮幸、又驚奇、又惋惜！”

這位被唐先生稱為“要人”的謝和賡，回國才第三年，就因鳴放期間提了“中南海應向老百姓開放”的意見而被劃為“右派”，繼而被流放到了北大荒，如今竟淪落到如乞丐一般，靠撿爛菜葉子來維持自己的生命！

光明日報財務科長韓逸云，原本消瘦，加上饑餓折磨，更顯形銷骨立。為了填飽肚子，他的目光竟投注于北大荒肥大的耗子。

一天，他背著大伙兒，不知用何妙法，逮住了一只耗子，用空罐頭盒當鍋，在野外架火煮熟后吞食。

不料被好事者發(fā)現(xiàn)，報告了管教干部。當天晚上，排長奉命召開全排批判大會。

與會者各個饑腸轆轆，無精打采，哪有情緒搞什么批判。但“樹林子大，什么鳥都有”，有的人竟昧著良心上綱上線批判說：

“韓某煮耗子吃，是給社會主義社會臉上抹黑！”（按此邏輯，把人餓得皮包骨頭，倒是給社會主義社會大增“光彩”）

老韓則驚恐萬狀地站立在窩棚中間，不知如何“認罪”是好，只是垂頭喪氣地重復著一句話：“我不該吃耗子……”

人餓極了就會喪失理性，此時道德的約束，法律的制裁，都顯得蒼白無力——這恐怕是歷代圣主賢君將“民以食為天”奉為治國之本的緣由。在平日知書識禮的知識分子中，有少數(shù)人開始鋌而走險，自覺不自覺地進入了梁上君子的角色。

一天，管教干部召集大家訓話，說昨天夜里伙房失竊，丟了若干個窩窩頭，要求大家檢舉揭發(fā)，要求作案者坦白交代。最后，他威脅地念起了緊箍咒：

“你們到北大荒干什么來啦？難道不想摘帽了嗎？”

管教干部“飽漢不知餓漢饑”，他不知道人們此時只想著活命，什么摘帽不摘帽，早已置之腦后——“人都快餓死了，還管它摘帽不摘帽呢！”

所以，盡管他聲嘶力竭地吼叫，會后既沒有人去坦白，也沒有人去揭發(fā)，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也有個別“梁上君子”偷窩窩頭而被人贓俱獲的。這是一位諳古今之變的歷史專業(yè)畢業(yè)的知識分子，他只因饑餓難熬，才出此下策。

事發(fā)之后，此公除被管教干部狗血噴頭地一頓臭罵之外，并未受到其他的懲罰——本來嘛，餓著肚子服勞役，已經(jīng)到了懲罰的極限了。

竊取公家的食物只是異常風景的一面，另一面是個人的食物也時時不翼而飛。

其時，人們顧不得被指控為“給社會主義社會抹黑”，紛紛在家書中陳述饑餓之苦，希望家里接濟些食物。我也寫信給妻子，請她在可能的情況下給我寄點吃的。

一些“右派”家屬得知親人在北大荒挨餓，莫不勒緊褲帶節(jié)省些糧票，買些餅干、糕點之類的食品寄到北大荒。

在普遍缺糧的當年，有條件寄食品的人家總是少數(shù)。在餓漢環(huán)伺的環(huán)境里，少數(shù)難友收到家中寄來的食品包裹，猶如偷來的一般，惟恐被人發(fā)現(xiàn)，收藏和食用都煞費周章。一般只能悄悄塞在被窩里，熄燈后偷偷地蒙在被窩里啃食。

盡管如此，誰人藏有食物，彼此都一清二楚，因為那時人的頭腦雖然餓得幾乎麻木，但感知食品的那根神經(jīng)卻特別靈敏。

有一次，我收到妻子寄來的一斤餅干，喜悅激動之情不能自已，當時恨不得一口氣把它們吞下去，但又舍不得，最后決定“細水長流”，每晚吃幾塊，以延長那食物下肚時的“美妙”的感覺。我把這斤餅干藏在枕頭底下。

不料，第三天晚上我伸手一摸，藏餅干的口袋已空空如也。此時懊悔痛惜之情難以形容——早知如此，還不如一口氣把它們吃光了。

是誰偷的呢？我鄰鋪的難友X君那天病休，沒有出工，以他的嫌疑為最大。此公被錯劃后妻子同他離了婚，孤身一人，沒有人給他寄食品。他既病又餓，因而順手牽羊，當是情理中事。

我沒有聲張，因為聲張也不會有任何結果，徒然傷了和氣，便自認倒霉。在此前后，類似的失竊事件時有所聞，大家都眼開眼閉，不以為怪了。

有時食品包裹打開時食品已經(jīng)霉爛，但誰也舍不得丟棄。北大荒并無正常的郵路，包裹之類的物品，全靠便車捎帶。食品包裹能否及時收到，就看你的運氣了。

難友莽明家中給他寄了幾個月餅，在途中耽擱了兩個多月，收到時已發(fā)霉變質(zhì)，長了白毛。他把長了白毛的月餅在火上烤一烤，填進空空的肚子，居然安然無恙。

人類學家說，火的使用是人類從原始生活邁向文明的第一步，我們的祖先由此開始了熟食。當饑餓威脅到生存時，一種特殊的“返祖現(xiàn)象”出現(xiàn)了——人們回復到如原始人一樣生吃東西。

最常見的是，收割玉米和黃豆時，不少人偷偷地生食玉米和一把把的黃豆。有的人餓急了，采摘地上的野菜，抖抖土，就往嘴里送。

長期營養(yǎng)不良，導致腸胃功能衰退，未經(jīng)煮熟的玉米、黃豆、野菜，如何消化得了？于是腸胃病、便秘、腸梗阻，就成了“右派”群體的流行病，后來不少人因腸梗阻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與其餓而待斃，何如逃亡求生。在饑餓的人群中，個別勇敢分子開始逃跑。

此類事件發(fā)生后，農(nóng)場嚴密封鎖消息，不準議論，不準外傳。我們只是零零星星地聽到一些風聲。逃跑者是哪個隊的？被抓住了嗎？結果怎樣？均不得而知。

但是，比舊時保甲制度嚴密百倍的戶籍管理制度，以及無戶口即無糧食供應的鐵的規(guī)定，任你跑到天涯海角，都逃不脫“如來佛的掌心”。

也就是說，你可以不餓死在北大荒，也會餓死在某個什么地方；或作為不明身份的“黑人”而被投入監(jiān)獄。由此推想，個別勇敢分子的下場一定是很悲慘的。

然而，逃跑者中也有個別幸運者。這就是伐木隊突擊排的成員、原北京電影洗印廠干部莽明。據(jù)他事后告訴我：

1960年10月初，他因?qū)嵲陴I得受不了，終于橫下一條心，逃離北大荒。

一天早晨，他謊稱肚疼，請了病假。待窩棚里出工的人都走光了，他悄悄地從山后的一條小路逃出了云山畜牧場。

在農(nóng)場自辦的一個小火車站（其時從虎林到密山已鋪就了一條鐵路，但鐵道部尚未驗收，歸農(nóng)場自己管理），他憑原來的工會會員證買到一張車票，乘車到了密山。

那時，買吃的都要糧票，他沒有，便用30尺布票同人家換了兩個饅頭一碗稀飯，半饑半飽地搭車回了吉林老家。

在老家待了兩個月，饑餓的問題暫時解決了，但脫離組織即意味著斷絕生活來源，今后怎么辦呢？于是他先到北京原單位，報告因饑餓而逃離北大荒的經(jīng)過，做了把自己臭罵一頓的“檢查”。

原單位組織上動員他回去，他只好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又回到了他不想去的北大荒。趕巧了，此時農(nóng)場正忙于遣散“右派”，顧不上開會批判他，他也就稀里糊涂地被遣散，回了北京原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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