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義桅

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歐盟研究中心

? 譚燕楠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導讀】俄烏沖突三周年之際，繞開歐洲的美俄停戰談判進程正在加速。近日，特朗普還表示美國不再向烏克蘭提供新的軍事援助，要求烏克蘭用礦產等自然資源“償還”過去的援助，同時也要求歐盟和北約為烏克蘭的安全承擔更多責任。如果說面對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指責，歐洲仍試圖討好美國，那么，以美國利益優先的特朗普已決心對曾經的盟友歐洲、烏克蘭一視同仁。

本文反思了俄烏沖突對美歐之間跨大西洋關系的影響。隨著俄烏沖突向持久戰方向演變，共同價值的缺失已成為美歐之間的核心分歧與主要威脅。歐盟27國軍費總和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一，且裝備標準化率甚至不足15%。美歐關系破裂后，雖然各國高層的發言和歐盟內部的討論不絕于耳，但真正從歐洲內部審視跨大西洋關系、呼吁深層變革的聲音寥寥無幾。

作者指出，歐洲實際上仍然沒有為自己確認合適的秩序角色與地位，不愿從傲慢的西方至上的歷史中蘇醒，也沒有下定決心與美國解綁。特朗普的強勢回歸使歐洲對未來秩序的演變產生四重恐懼：一是恐懼世界將“無序無極”，“花園般”的歐洲適應不了“叢林般”的世界；二是擔憂“無序有極”，即中美成為世界的兩極，大國競爭導致世界秩序的再構造面臨破碎和瓦解；三是擔憂世界“有序無極（G0時代）”，擔憂國際混亂進一步加劇；四是擔憂“有序有極”，但呈現“多極化，化歐洲”的窘境。嚴峻形勢下，歐洲開始做一種最壞的打算，然而作者認為，繼續討好美國并不是出路，歐洲是時候拋棄幻想，放下傲慢了，只有增強戰略自主性，才能適應這個“去西方化”的新世界。

本文為作者投稿，原題為《無處安放的恐慌：俄烏沖突三周年之際反思破碎的跨大西洋關系》，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跨大西洋關系：從“共進”到“共退”

起初，令美歐引以為傲的跨大西洋關系似乎因俄烏沖突的爆發而煥發了新生。美歐之間的戰略協調和資源統籌以前所未有的緊密程度展開。但硝煙彌漫的三年過后，正如最近發布的2025年度慕尼黑安全會議（以下簡稱“慕安會”）報告所言，歐洲后知后覺地發現自己正身處于一場“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的中心。這場風暴中，歐洲的影響力和安全性正節節敗退，恐慌和焦慮卻呈現出螺旋性的上升。過往與美國步調一致的合作中，歐洲的自主權已被美國的野心侵蝕殆盡，但隨著俄烏沖突向持久戰方向演變，歐洲仍想方設法地試圖延長與美國的特殊關系，來換取虛假的安全和共榮。結局是，消耗大量金錢、資源、武器的歐洲，近期卻在特朗普政府的俄烏沖突解決方案下卻眼睜睜看著烏克蘭在菜單上，而自己不在餐桌上——2024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一句“如果你不在餐桌上，便在餐單上(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you’re going to be on the menu）”，讓世人大跌眼鏡。

烏克蘭危機爆發前的2022年初，慕尼黑安全會議中的歐洲正在“群體性無助”（collective helplessness）中自我反思。歐洲人發現，面對秩序衰退、地緣競爭加劇、社會制度危機涌現和“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的普遍趨勢之下，西方國家感慨“不僅世界處于后西方，西方也處于后西方”。彼時，歐洲為自身開出的藥方是“團結”，即所謂的民主國家要基于西方共有的價值觀積極合作，借助法德提出的“多邊主義聯盟”計劃、美國的“民主峰會”、復興北約或宣傳“歐洲主權”倡議等行動，促進西方世界的再次偉大。

然而，作為二戰后協調美歐安全合作與西方秩序安排的核心平臺，第61屆慕尼黑安全會議見證了跨大西洋關系自冷戰以來發生的最深刻、最令人咋舌的變化。共同締造世界秩序的帶頭大哥美國似乎正準備與歐洲解綁——副總統萬斯指責歐洲正在退縮，共同價值的缺失已成為二者之間的核心分歧與跨大西洋關系的主要威脅。國務卿馬爾科·盧比奧則透露，美國正在考慮“究竟是繼續站在保護歐洲大陸的前沿，還是退居二線，成為保護歐洲大陸的后盾。”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和國防部長在談及俄烏沖突時更是坦言，“安保方面，歐洲人將完全承擔自己的責任”。

歐洲人后知后覺地發現，曾經開出的藥方卻成了當前歐洲政治經濟與安全千瘡百孔的癥結。而現在，伴隨著準備“拋棄”歐洲的特朗普政府的強勢回歸，被迫離開美國為其搭建的“安全屋”的歐洲，正身處于一個從未準備好單獨應對的外部秩序環境。歐洲防務局的報告顯示，歐盟27國軍費總和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一，且裝備標準化率甚至不足15%。美歐關系破裂后，雖然各國高層的發言和歐盟內部的討論不絕于耳，但真正從歐洲內部審視跨大西洋關系、呼吁深層變革的聲音寥寥無幾。失去美國對歐洲安全保障的堅定承諾之后，歐洲于迅速變動的國際關系局勢和國際秩序中迷失了方向。

雖然慕尼黑安全會議報告中，歐洲正借助其影響力的余暉，竭力推銷其“多極化”概念，試圖為未來國際格局的演變描繪出一條符合歐洲期望的路徑，但當前國際關系層面的多極化是以“去西方化”為主要標志的。比起繼續傲慢地對“全球南方”國家與美歐之外的世界指手畫腳，歐洲應優先審視自身因跨大西洋關系的桎梏而造成的時代脫節，更多地吸取過去三年中俄烏沖突中早該被吸取的教訓，從而避免被美國不對等的戰略綁定推入更可怕的深淵。

▍“服從性測試”：三年俄烏沖突對美歐關系的檢驗

一是防務方面，美歐之間在國防合作層面的結構性弱點不斷凸顯，北約從“腦死亡”走向復活實質上帶來了歐洲自主權的消亡。長期以來，由于歐洲內部國防工業體系的分散和歐盟于統籌防務戰略層面的“失權”，歐亞大陸的沖突并沒有成為歐洲內部整合的催化劑。多年來，歐盟在低政治領域的一體化始終優于高政治層面的一體化，有序整合且高效運行的歐洲統一國防體系基礎根本不存在。歐洲在沖突爆發后逐步被掏空了內部的戰略資源儲備，卻在美國的立場下繼續深度參與消耗戰，加大了對外部供應鏈的深度依賴。但作為主要提供安全保障的“承包商”，美國及其領導的北約在俄烏沖突中進一步挫傷了歐洲的防務能力，甚至成為歐洲安全的新威脅。

雖然美國在跨大西洋伙伴關系建立初期開始就多次表態支持歐洲自主戰略發展，但歐洲的防務自主與美國的秩序構想有本質性沖突。于美國方面的強勢戰略綁定和對俄羅斯等外部威脅的夸大渲染下，多年來歐洲的安全格局幾乎全部依賴美國的主導和維系。2024年的北約峰會中，美歐簽署了《華盛頓宣言》，但就白宮發布的文件來看，美德加強中程導彈部署、增加西班牙海域軍艦部署等行動都表明，北約為歐洲設計的安全方案依舊是歐洲防務美國化的老調重彈。拜登政府后期，美國仍在積極推進對于硝煙彌漫的歐洲而言不切實際的北約印太化。奉行“美國優先”的特朗普就任后甚至呼吁北約成員國每年花費GDP的四分之一用于國防建設。而在過去，軍費陡增已經激化了歐洲內部的政治糾紛、經濟困境和社會矛盾，讓本就自顧不暇的歐洲為了跟上美國的步伐更加疲于奔命。

二是外交方面，美歐在多個層次的立場協調讓歐洲在全球層面付出了不可挽回的聲譽損失和利益代價，但這種犧牲并沒有為歐洲長遠戰略安排帶來裨益，也沒有獲得美國的“嘉獎”。一方面，北約雖然從此前飽受嘲諷的“腦死亡”之中復活，但全球對北約的敵視和懷疑卻不增反減。盡管西方對俄羅斯的侵略行為做出了一致反應，但歐洲未能摒棄美國的新冷戰思維的鉗制，錯過了與中國、印度或其他重要的國際參與者積極接觸與切實合作的窗口，對俄烏沖突上的立場與對美國入侵阿富汗、巴以沖突等其他沖突層面的“雙標”態度也導致歐洲與第三世界國家背道而馳。最終，歐洲被動被納入了美國所渲染的“民主VS威權”的敘事，在意識形態、安全領域的層層綁定不僅讓歐洲在俄烏沖突中的外交空間嚴重受限，也在自身最擅長的全球治理領域也失去了優勢，進一步造成了自身在國際社會的孤立。

另一方面，對美國戰略需求的讓步導致歐洲對俄羅斯發出的外交信號混亂而無效，俄羅斯傳遞的信息也被忽視或曲解。歐洲方面實際上有許多可以利用的對俄談判資源，例如被歐盟凍結的俄羅斯海外資產、制裁工具以及能源貿易等，但由于過度追求與美國立場一致，歐洲對俄羅斯的態度是純粹的對抗立場——以制裁、軍事威懾和戰略遏制為主要特征，將俄羅斯威脅進一步妖魔化。這樣的態度不僅引發了歐洲內部的恐慌，不斷擴大的軍事投入也導致歐洲通脹攀升、能源枯竭，弱化了自主與俄羅斯進行外交談判的能力。歐洲甚至沒有為烏克蘭問題的解決形成后備方案。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婭·卡拉斯曾公開表示，“烏克蘭戰爭應該導致俄羅斯的失敗和解體”。

但過去不斷重演的烏克蘭危機已經多次提醒歐洲——俄羅斯不應也無法無限期地被排除在西方安全秩序之外。歐洲應設計一個新的框架，在維護國際規范的同時防止未來的沖突。歐洲外交失敗的結果是，美俄有可能借助和談達成合作交易，坐收漁利，將重建烏克蘭的成本和戰爭損失轉移到歐洲，并進一步促進全球戰略資源和其經濟重心從西方轉向亞洲。

三是地緣方面，隨著東歐被推向戰爭的前線，歐洲內部的分裂逐漸加劇，而美國對歐反復失信也進一步惡化了歐洲的安全格局和戰略環境。歐洲長期依賴美國、法國和英國等核大國的保護和威懾效力。目前，在歐洲中心內陸地區的安全防御主要由法德兩國的防務所支撐，英國脫歐后的影響力大多呈現出外部性，無法真正成為歐洲防務一體化助推器。與烏克蘭戰場臨近的東歐各國逐漸成為安全架構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其不僅與歐洲內部緊密關聯，也與美俄之間有著復雜的安全利益關系。隨著戰爭帶來的經濟和內政壓力不斷增加，不同的安全架構之間的矛盾也逐漸涌現。

但作為統籌性力量的盟友，美國在俄烏沖突中卻接連“背叛”歐洲，加劇了歐洲集體行動的困境。拜登政府時期，《通脹削減法案》為美國企業提供高額補貼，支持電動汽車、清潔能源等多行業的生產和投資，這樣的政策無疑讓已經深陷戰爭的歐洲經濟損失慘重。特朗普更是聲稱將追求美歐對等經濟關系，宣布對歐洲汽車、鋁和半導體等產品加征關稅，使分身乏術的歐洲遭遇進一步的戰略透支。美國利用法案加速了美國實現產業回流和“再工業化”步伐，但也以鄰為壑，掏空了歐洲的經濟基礎。為了保證國防，歐洲各國不斷削減醫療保健、社會福利支出，反復進行戰爭動員。極右翼政黨利用這一機會在歐洲政治格局中崛起，政治動蕩、經濟困頓進一步惡化了歐洲社會危機的治理效力，歐洲國家之間政策協調空間再次被嚴重掣肘。

▍后烏克蘭危機時代：跨大西洋秩序結構困境

繼續討好美國確實是一種選擇。歐盟委員會負責貿易和經濟安全等事務的委員馬羅什·謝夫喬維奇訪美之旅無疑是為了繼續謀求美歐關系的彌合。但這顯然不是歐洲最好的選擇。早在跨大西洋關系緊密的初期，米爾斯海默等美國學者已經發現了歐洲將安全外交給美國的不可持續性，而在自身戰略的回撤趨勢之下，美國終將退出歐洲。因此，重新審視跨大西洋關系與歐洲和全球秩序之間的聯系對于現在的歐盟來說至關重要。

歐洲正在努力適應這個多極化的新世界，但想要獲得轉機，就必須徹底改變其自我認知和運作方式，跳脫出西方主導的傲慢而陳舊的秩序規劃路徑。隨著全球南方的興起，AI革命到來，尤其是特朗普強勢回歸，歐洲對世界秩序的理解內部實際上透露出對未來秩序演變的不同結果的擔憂。一是恐懼世界將“無序無極”，歐盟共同安全與外交政策前高級代表博雷利曾感嘆“世界如叢林，歐洲如花園”，典型反映了這種心理；二是擔憂“無序有極”，即中美成為世界的兩極，大國競爭導致世界秩序的再構造面臨破碎和瓦解。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在今年慕安會“世界的歐盟”專場演講中指出，“世界處于中美兩極博弈的風險”，擔心無序，即中美都不遵循歐盟所制定的國際規范，導致歐盟被逐出交易的餐桌；三是擔憂世界“有序無極（G0時代）”，前些年的慕安會報告提及“后西方”“后真相”，就反映了這種對國際體系混亂進一步加劇的擔憂；四是擔憂“有序有極”，但呈現“多極化，化歐洲”的窘境。日前，法國總統馬克龍在人工智能行動峰會上主張歐洲走出AI第三條道路，就是為了走出這一困局。在上述對后俄烏沖突時代的戰略焦慮中，歐洲實際上仍然沒有為自己確認合適的秩序角色與地位，不愿從傲慢的西方至上的歷史中蘇醒，也沒有下定決心與美國解綁，推行完全的戰略自主。

事實上，變革跨大西洋聯盟是可能實現的。首先，比起不斷渲染俄羅斯帶來的恐慌，歐洲應優先努力推進內部的團結。可以預見的是，雖然美國將中國渲染成為地緣競爭敵手，但也不愿意將所謂的“民主世界”領導者的位置交給歐洲。未來，特朗普政府將繼續試圖利用安全這一交易砝碼，迫使歐在防務、經濟、外交和國際制度層面深度服從美國的設計安排。歐洲內部應加快克服恐慌所帶來的決策失誤，形成政治合力，利用跨大西洋關系的變動整合歐洲政治、經濟和安全策略。

其次，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北約、烏克蘭、技術、貿易、氣候、國際秩序及對華政策等多個領域與歐洲存在根本性分歧，歐洲將不再被視為全球戰略的核心。歐洲應設法逐步減少對美國的安全保障，并將北約內部的領導層逐步替換為歐方官員，發揮法國、德國和英國在安全秩序中的關鍵節點作用，打通各國安全合作圈層，建立歐洲統一的威懾防線。

最后，歐洲應大力推進外交的復興，同步推進戰略自主與外交自主，放下傲慢的道德說教，與“全球南方”國家達成良性合作和溝通。特別是在美國全力推進對華戰略競爭的背景下，歐洲必須擺脫新冷戰思維，與中國等國家達成切實有效的戰略合作，為未來跨大西洋關系波動做好后備方案，從而逐步恢復歐洲在全球秩序中的影響力和聲譽，于美歐關系共識的重構中獲得更多話語權。

事實上，中歐在安全方面有著天然的合作基礎。傳統安全方面，中歐可以共同加強基于聯合國架構下的秩序合作，在地區沖突與安全危機上緊密溝通，切實對話，共同為世界帶來穩定；非傳統安全方面，中歐可以在恐怖主義、人工智能、綠色轉型和糧食供給等方面搭建新的全球治理協商機制。特別是于新興技術風險管控層面，中歐可以共同推動人工智能技術治理，建立完善而公平的發展規則。歐洲與發展中國家的平等合作不僅能夠促進歐洲重新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站穩腳跟，也能夠在變動的世界秩序中獲得更多發展機遇。

總而言之，歐洲必須從延宕三年的俄烏沖突中吸取教訓，為跨大西洋關系的整改提供一套歐洲化方案，否則在“全球民粹主義者聯合起來”和全球秩序加快變革的時代下，歐洲只能在恐慌中失語，淪為世界權力格局中那一片“失落的大陸”。

本文為作者投稿，原題為《無處安放的恐慌：俄烏沖突三周年之際反思破碎的跨大西洋關系》。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