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越南人民軍仍然處于抗法斗爭的水深火熱之中，看到自己的鄰居在苦苦掙扎，我國政府沒有絲毫猶豫，成為越南在抗法戰爭中唯一一個提供經濟、軍事援助的國家。

1975年越南獨立，新上位的黎筍集團在越南境內大肆推行“反華政策”，當時在越華人同胞很多都受到了影響，再后來，越南人民軍騷擾我國邊境。

鑒于越南人民軍在邊境的瘋狂舉動，我國領導人于1978年12月7日召開的中央軍委會議上，做出對越南實施自衛反擊的決定，1979年2月17日，我軍和越南人民軍在邊境開始交火，中國對越南自衛反擊作戰正式開始。

1979年3月6日，我軍下令從越南撤軍后，越南黎筍集團在國際上大肆宣揚我軍被他們打退了。越南人民軍當時在戰斗中的實際情況是什么呢？下面我們來看一下越南視角下的1979年戰爭到底是什么樣的。

1950—1978年間，我國在越南無視雙方友誼撕破臉皮之前，共向越南提供了6.35億美元的自由外匯、200億美元的資金援助（包括93.3%的無償援助和6.7%的無息貸款）、94.3億多噸的無償軍援、300000人的武裝部隊支援。

即便如此，黎筍集團在越南獨立后依然做出了“中國人是很陰險的，我們要提高警惕”的錯誤決定。1975年，原越共中央委員、黨中央機關報《人民報》總編輯黃松在同瑞典記者埃里克·皮埃爾的談話中表示：

“在戰時，使中國和蘇聯盡力幫助北越，這對越南來說是最重要的。現在越南不再執行這一政策了。無論如何，來自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壓力必須消除。蘇聯強烈地希望削弱中國在世界這個部分的影響，這一點正好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

黃松的講話內容在當時實際上是代表黎筍態度的，談話后不久，黎筍集團就出讓金蘭灣，徹底倒向蘇聯，在越南國內有計劃地大規模排華行動，槍擊我國邊民，侵占中國領土。至1978年12月底的時候，共有20萬華僑被驅逐出越南，越南制造的邊境流血事件更是達到了驚人的1108起。

盡管越南當時在中越邊境地區已經達到了囂張跋扈的地步，但我們依然本著和平外交的政策，對越南的做法一忍再忍。

我方為了給和平談判創造條件，專門命令邊防部隊“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打第一槍”。但黎筍并沒有意識到我們的和談誠意，繼續在邊境地區侵占我國領土。鑒于如此，我們只能用越南能聽懂的“語言”和他們對話。

1978年12月8日，我中央軍委下達正式命令，“以廣州軍區、昆明軍區部隊，殲滅越南人民軍第一線邊防部隊，摧毀其軍事設施，還擊越南當局奉行的侵略政策，保衛我國邊疆地區的和平安定。”接到命令后，我軍各部隊迅速進行戰斗準備。

1979年2月17日，經多次警告無果后，我軍向越南方面發動自衛反擊作戰。在戰斗初期，由于我軍提前做好戰斗準備，越軍并未料到我軍具體進攻時間，在戰斗初期進展非常迅速。

在1979年2月17日凌晨的戰斗中，發生在越南武警第33邊防哨所的一場戰斗曾經被越南媒體進行過報道。他們聲稱“中國3個營包圍了33邊防哨所，一天被消滅600人”。

越南媒體在報道中是這樣描述當年的戰況的：1979年2月，越南人民軍一等兵謝光良在南納河邊的一個掩體中，發現下士范氏河受傷，將他從生死邊緣救了出來。

在戰場的槍林彈雨中，他們失去了聯系，30年后他們再次相遇。之后，越南媒體記者對謝光良和范氏河這兩位戰爭親歷者進行了專門的采訪。

在接受越南記者采訪的時候，范氏河對戰斗中的場景進行了回憶，“1979年2月17日晚上，當我受傷躺在南納河附近的掩體中時，我聽到了腳步聲，嚇了一跳，我以為敵人來了，我拿著手榴彈準備進行反擊，我做的最壞的打算就是和敵人同歸于盡。但當腳步靠近的時候，我聽到的是越南話的聲音，‘有人在嗎’我抬頭看到帽子上有一顆星星，我得救了！”來人正是越南人民軍一等兵謝光良。

謝光良是一位出生于1960年的越南人民軍退伍軍人，1979年我軍和越軍開戰時，其正在越南邊境的武警第33邊防站（現萊州省豐壽縣馬魯塘邊防哨所）服役。根據謝光良在采訪中描述，“隨著西南地區波爾布特的槍擊事件，北部邊境局勢開始升溫。1979年2月17日凌晨我們遭到攻擊，2月17日上午9點，我們接到撤退的命令，但第33號哨所仍堅守到當天下午6點”。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發生在越南人民軍第33號哨所的戰斗是非常慘烈的。

謝光良繼續回憶道：“盡管我們兵力少、武器少，但我們的部隊還是堅守陣地，與入侵的3個中國營作戰，摧毀了3輛坦克和600名敵人，在戰斗中的時候，我的旁邊時不時就會有戰友倒下，我只聽見‘啪’的一聲，就看到戰友的額頭被打出了一個洞，背也被打斷了，所以一開始我很害怕，我與死神擦肩而過，我的戰友就沒這么幸運了”。

經過激烈戰斗后，第33號哨所失守，謝光良和9名戰友僥幸逃脫。回到部隊駐地后，謝光良和9名戰友接到了新的命令，他們需要找回剩余的戰友。隨后，謝光良同戰友在森林里摸索前進，他們不僅需要尋找其余受傷和戰亡的戰友，還需要躲避中國軍隊的探照燈、炮彈和機槍掃射。

關于尋找戰友期間發生的事情，謝光良在采訪中也進行了說明：“事件發生在1979年2月17日至18日夜間，我們發現戰亡戰友的尸體后，奉命將他們的尸體帶回駐地。撤退途中，我們需要穿過當時我們布設的一片雷區，撤退途中，我和隊友在南納河邊的一個戰壕里發現了一盞閃爍的燈光，我向下面喊道‘有人嗎？’，下面響起一個女人的聲音‘是誰？’，緊接著便是一聲槍響，還好我們沒人受傷。聽到對方講的話是越南語后，我們一行人下到戰壕中，我看見一個女人拖著血淋淋的雙腿，手里拿著一把上了膛的槍。”

根據越南媒體的報道，我們可以基本將這之后發生的事情進行場景還原。看到謝光良一行人的時候，躺在戰壕中的女人說道“我是741部隊的一名戰士，負責向前哨運送彈藥”。見到女人受傷很重，謝光良緊急對女人的傷口進行了包扎，然后把她從戰壕中解救出來。

這名被謝光良解救的女戰士正是越南人民軍第741團運輸部隊的范氏河。我軍和越軍開始交火后，范氏河所在部隊接到命令向駐扎在馬魯塘的武警邊防第33哨所的越南人民軍第741團第42營第5連戰士運送彈藥。

在接近邊防哨所時，范氏河被我軍炮彈擊中，腿部和手指被流彈擊中，在撤退途中，范氏河因傷勢過重被暫時留在戰壕中等待支援。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范氏河遇到了前來尋找戰友的謝光良。之后，謝光良一行人就地取材制作了簡易的木筏通過河流將范氏河帶回了部隊駐地。

回憶起回部隊的那段路途，謝光良表示“敵人陣地距離我們非常近，即使是最輕微的動靜也可能會被發現并被攻擊。因此，每一個動作都必須在絕對安靜的環境下進行。木筏準備好后，我們趁著天黑偷偷渡河，那段時間，餓了就只能嚼干飯或者找些野菜充饑。口渴時，趕緊喝點溪水，然后繼續前進。有時候，我們因為疲憊不堪而不得不緊緊抱在一起”。

行進到一半時，我軍戰士發現了謝光良一行人，迅速向他們開火，1979年2月20日夜里，一條血路被開辟出來，謝光良一行人繼續前進，3天后他們終于回到部隊駐地，范氏河被送上軍用救護車。之后，謝光良和范氏河就失去了聯系，一直到越南記者對他們進行采訪的時候才再次相見。

以上是越南方面對1979年我軍與越軍在越南武警第33號哨所中發生的戰斗情況的描述，關于當年的戰斗情況，我方并未公布詳細的作戰信息。

對于在越南武警第33哨所戰斗中的傷亡情況，越南政府表示：“中國3個營包圍33邊防哨所，一天被消滅600人”。誠然，黎筍集團當時動員了很多越南人民參戰，但是也不至于600個人，甚至超過600人駐守一個哨所，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越南的兵力部署未免也太離譜了。

資料顯示，越南人民軍第741團當時總共2000多人，下轄第40、第41、第42營，這樣來看第42營總共才近700人，當時越軍編制混亂，1個營平均下轄3個連，所以駐扎在越南武警第33哨所的第5連建制大約為200多人，這還是最多的情況。當時我軍1個營有近500人，3個營加起來已經有近1500人了。所以，這場發生在越南邊境的武警第33邊防站的戰斗，我軍就是將越軍全殲，也只是消滅了200多人。

從數據上足以可見，越南方面的資料有多夸張，不過這也是他們的慣用伎倆了，只有通過夸大傷亡的方式，才能夠顯示出當時戰斗中越軍表現的英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