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寫了《動物農場》一書，給蘇俄制度畫了一副肖相，看起來是虛構，實際上是寫生。

提起喬治·奧威爾，很多人都知道，英國著名小說家、記者和社會評論家，代表作《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是反極權主義的經典名著，其中《一九八四》是20世紀影響最大的英語小說之一。

奧威爾一生短暫，但其以敏銳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筆審視和記錄著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做出了許多超越時代的預言，被稱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

奧威爾是英國人，出生在印度北部比哈爾邦的墨蒂哈里，原名埃里克·布萊爾，作為占領印度的英國殖民者，他的一家就生活在印度。長大后，出于要當作家的個人理想，奧威爾來到巴黎，住在拉丁區簡陋的出租房里，吃了上頓沒下頓。最后，身上僅有了一點錢又被人偷了，只好去飯館刷盤子，一天工作13個小時，還時不時生病，每天咳嗽不斷。他甚至產生過讓警察把他抓走，關在監獄里，這樣就能吃飽飯。

在最底層掙扎了兩年后，奧威爾回到英國，終于發表了一部中篇小說《巴黎倫敦落魄記》。說是小說，其實全是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他不想讓家人看到他的落魄，決定選個筆名，自此，喬治·奧威爾就代替了埃里克·布萊爾。這兩年的流浪讓奧威爾成為一個人道社會主義者。邁耶斯說：“他的社會主義信仰并非建立在政治和經濟原則基礎上，而是以自由和人道主義信念為基礎。”

奧威爾回到英國后受一家雜志委托，去調查英國北方工業地區失業和經濟狀況。調查的結果就是那部報告文學式的作品《通往威根碼頭之路》。當時，英國的社會主義雜志拿這篇東西和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相比，說他們都是通過詳實的資料，說明英國工人階級極其惡劣的生活狀況，工作狀況。從這部作品看，奧威爾是一個充滿同情心和正義感的人，對社會中的不平等，不公正行為極為痛恨。他敏銳指出，貧窮是那些邪惡之人煽動民粹與法西斯主義的最好借口。

最終決定奧威爾思想傾向的西班牙內戰。他不僅參加了共和派與叛亂派的戰爭，一顆子彈穿透他的咽喉，差點要了他的命，也經歷了共和派內部的戰爭，其殘酷程度甚至超過與叛亂派的戰斗，他將之稱為“內戰中的內戰”。他要不是逃得快，差點死于共和派中的極左翼黨派之手。正是這些驚心動魄的經歷讓他對獨裁與民主，暴政與自由的區別有了深刻的體會和思考。奧威爾親眼看到了“白色恐怖正在實施，對政黨的無情鎮壓，萬馬齊喑的出版審查，無休止的間諜活動和大規模的未經庭審的監禁。當我們6月底離開巴塞羅那時，各座監獄正在擴建，只是現在關押的人并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革命人士。”

奧威爾在這里實際上指出了一個歷史事實，蘇俄制度從來沒有一個一貫的價值標準，這個政權活動的目的就是奪取和掌握權力，由此實現統治集團的利益最大化。在某種情況下，奪取政權的需要使它打出革命的旗號，而一旦政權到手，或又有了新的利益需要，它完全可以站到對抗自由的反革命一邊。

在西班牙內戰中飽受沖擊的奧威爾迫不及待地提起了筆，他要向英國人民說出西班牙內戰的真相。一切革命浪漫主義的描述，戰斗者的英勇行為都不足以呈現這場內戰的真相。

從這里，奧威爾從人道主義的維護者轉向了極權主義的批判者。

　　奧威爾曾有一篇隨筆，題目就叫《我為什么寫作》，明白闡述了他的文學觀，創作觀，很值得我們了解。他稱是在西班牙的那段經歷，讓他知道了自己該做什么。他說：“我在1936年以后寫的每一篇嚴肅的作品都是指向極權主義和擁護民主社會主義的，當然是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明白了他的這個態度，就能更好地理解他那些批判專制暴政的作品，那些作品不僅對專制暴政的批評刀刀見血，同時又不失文字上的優美，藝術上的完善，這是他畢生的追求。

在小說《上來透口氣》中有一段描述，透露出奧威爾那時已經思考暴政統治的來臨。那是他在參加一場左翼聯盟的演講會時，聽到了演講者不停地重復希特勒，法西斯，斯大林，他突然想到，”戰爭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戰后的世界，那個我們就要沉淪陷入的世界，充滿仇恨和口號的世界，到處是迷彩服、鐵絲網、橡膠警棍、電燈日夜長明的秘密監獄，在你睡覺時也監視著你的密探，還有游行和印著巨大臉龐的海報，上百萬人為領袖震耳欲聾的歡呼。”這段描寫成為后來的小說《1984》中的場景，只是更具體，更細致，更可怕。

奧威爾的小說揭示的不僅是權力的循環詛咒，更是文明演進中難以根治的癌變——任何試圖建立完美秩序的努力，都可能成為孕育新極權的溫床。這個關于動物革命的寓言，在多年后依然能引發靈魂震顫，因為它直指文明演進中最深層的悖論。

真正的覺醒在于保持對任何絕對真理的警惕，守護獨立思考的星火。因為文明最危險的時刻，往往始于我們主動交出頭顱中的那寸自由之地。

這就是奧威爾留給世人最大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