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慢事業(yè)”，也是一場關(guān)于高山杜鵑保育的突圍之戰(zhàn)。

在中國西南部海拔約4000米的橫斷山脈深處，一片綿延百里的紅色花海，如火焰般灼燒著高原的冷寂。

這里是高山杜鵑的隱秘王國，占全球野生杜鵑種類60%的杜鵑花在此生長，極寒與貧瘠擋不住它們的盛開，但很少人真正到訪過這里。

當國際植物園競相爭奪“杜鵑花收藏世界第一”的稱號時，中國華西亞高山植物園高山杜鵑的本土守護者們正以近乎執(zhí)拗的耐心，在四川都江堰的深山里，用三十年時間建起一座亞洲最大的杜鵑花基因庫。

把百年壓縮成十年

中國是野生杜鵑花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也是現(xiàn)代杜鵑花最大的分布中心，集中分布的杜鵑花種類占世界總種數(shù)的60%以上。全球已知野生杜鵑花927種，中國獨占602種，西南橫斷山區(qū)被稱為“杜鵑花屬的諾亞方舟”。

這份榮耀背后是殘酷的現(xiàn)實。據(jù)《中國生物多樣性紅色名錄》，644種中國杜鵑花中，123種瀕臨滅絕，150種連基礎(chǔ)數(shù)據(jù)都無從查證。種種數(shù)據(jù)，凸顯了杜鵑花的脆弱性，也揭示了杜鵑花保護的緊迫性。

“杜鵑花的脆弱性遠超想象。”華西亞高山植物園副主任王飛說，“它們的種子比芝麻還小，一粒種子長成開花植株需要十幾年，但一片泥石流，就能讓整個種群消失。”

（圖/視覺中國）

2006年11月4日，輾轉(zhuǎn)十幾個小時火車和班車，剛畢業(yè)的王飛第一次來到都江堰。他還記得，那天天氣特別好，夕陽照著群山環(huán)繞下的小城。都江堰給王飛的第一印象，就像一個秀麗靜謐的邊陲小鎮(zhèn)。

1988年，植物學家陳明洪在都江堰龍池海拔1800米的山坳里種下第一顆杜鵑種子。如今在華西亞高山植物園的中國杜鵑園里，已收集近430余種原生杜鵑，其種類與數(shù)量位居亞洲之首。

華西園分成兩個園區(qū)，王飛報到后先去了辦公園區(qū)，而龍池杜鵑園區(qū)距離市區(qū)大概30公里，海拔1800米，上山要經(jīng)過很多盤山公路，開車得一個多小時。

王飛清晰記得，第一次去龍池基地時值深秋，山上云霧繚繞，異常濕冷，基地內(nèi)種植著很多杜鵑花幼苗，“感覺就像住在深山老林里，與世隔絕一般”。

在種滿腺果杜鵑的園區(qū)，王飛見證了時間的魔法——2006年栽種時僅2米高的植株，如今已長成3米高的腺果杜鵑樹林，這是華西園著名的腺果杜鵑大道：“過道從十幾年前能開車通過，變成只能側(cè)身走（的寬度）。”

（圖/視覺中國）

王飛主要負責杜鵑花的播種育苗、幼苗管理、雜交育種、病蟲害防治、野外資源考察、種源收集以及日常的科普教育等工作，內(nèi)容不多，但非常煩瑣。比如種子繁育，杜鵑花的種子非常細小，單粒種子一般長度就1毫米，播種只能在土壤表面，幼苗期需要用噴霧器進行保濕，而且杜鵑花幼苗生長非常緩慢。在長達半年的幼苗期內(nèi)，要非常耐心地為它補水、除草、防病。

高山杜鵑的低海拔引種馴化，則是王飛等國內(nèi)杜鵑花專家重要的突破目標：“一方面我們會通過高山杜鵑的雜交育種篩選適應低海拔的新品種；另一方面，我們也通過引種馴化，從野生杜鵑花原種中篩選出耐熱性、適應性比較強的樹種，進行推廣應用。目前低海拔引種馴化中面臨的問題還非常多，其中育種周期長是制約引種馴化的一個很重要的瓶頸。”

它們是創(chuàng)造生命奇跡的英雄，

卻活得像隱士

高山杜鵑生長極為緩慢，許多品種需要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才能開花。

作為華西亞高山植物園第三代“園丁”，王飛不僅要在室內(nèi)做研究，更要直面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冒著生命危險采集、記錄和保護這些瀕危的珍稀植物。

王飛的日常工作，像一場緊湊而寂寞的“單人接力”：每年3月到7月，他深入川滇藏無人區(qū)追蹤花期；9月到11月再次投身野外，收集數(shù)萬粒“比睫毛還輕”的高山杜鵑種子。有些物種的種子只有在特定的時間才能采集到，錯過了就只能再等一年。為了確保種子的質(zhì)量，他們必須在種子成熟后的幾天內(nèi)完成采集，否則種子就會散落。

王飛在野外調(diào)查高山杜鵑生長情況。（圖/由被訪者提供）

在王飛看來，高山杜鵑的個性高冷、外表華麗，但不庸俗：“野外的高山杜鵑，每株都是一道獨特的風景，在不同生境下，神態(tài)各異。在野生高山杜鵑的每個個體上都能找出它與眾不同的美。”

高山杜鵑大多生長于高海拔無人區(qū)，這些地方往往沒有道路，甚至沒有手機信號。王飛和他的團隊經(jīng)常背著沉重的裝備和生活物資，穿越陡峭的山脊和泥濘的河谷，徒步數(shù)天。他們的工具里包括采集標本的夾子和記錄本，還有可以當帳篷使用的材料袋、食物和水等生活物資。這些物資，全靠人力背運。

高黎貢山獨龍江公路旁的大樹杜鵑 。（圖/TT）

“很多時候，我們不得不在野外過夜。”王飛說起野外工作的艱辛，每一種都極其考驗體能和意志，“我們考察的基本是無人區(qū)，山高路陡，尤其是西藏和云南的山區(qū)，天氣變化無常，隨時可能發(fā)生泥石流和山體滑坡。”

王飛回憶，他們2010年去墨脫的一次考察，車輛在泥濘的山路上行駛，平均時速只有5公里。因為這里山路陡峭、降雨量大，經(jīng)常有車墜入山谷，司機和車輛瞬間被湍急的河水沖走，“連尸體都找不到”。

但越是在危險的無人之境，越可能看見絕美的杜鵑花。在西藏墨脫的多雄拉山，王飛曾目睹讓他感到震撼的景象：“那是天然的杜鵑花園，但游客永遠到不了那里，很少有人能夠一睹高山杜鵑漫山遍野盛開的壯麗。”

這種相遇的欣喜，足以抵消常年奔波于無人區(qū)的疲累，以及從未消失的孤獨和危險。

當公益遇上流量密碼

高山杜鵑的珍貴與美麗，在流量時代顯得過于蒼白。它在社交媒體上的聲量，遠不如多肉、龜背竹等一眾新老網(wǎng)紅植物。

2021年，田英創(chuàng)立了一家奢侈品品牌咨詢顧問公司。而當她第一次走進華西亞高山植物園龍池基地，第一次見到高山杜鵑盛開的場景時，被深深震撼：“作為都江堰人，我才知道家鄉(xiāng)竟然藏著這么重要的高山杜鵑保育基地和全世界第二大高山杜鵑原生種基因庫。”

如此珍貴美好的高山杜鵑和一直默默守護高山杜鵑的華西亞高山植物園，都鮮有人知。這讓田英迫切地想要做些什么，去更好地保護這片盛景，并讓其為更多人所知。

（圖/視覺中國）

于是，田英在2021年成立了蜜植生境公益基金。蜜植生境公益基金項目的首個計劃，便是從2023年到2032年共綿延十年的“華西園高山杜鵑保育計劃”。通過公益倡導提高公眾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推進高山杜鵑生態(tài)價值貢獻的科普教育，同時提倡社會機構(gòu)和商業(yè)品牌承擔企業(yè)社會責任，幫助中國杜鵑園引種新的高山杜鵑原生種80種以上，達到總收藏種類500種以上，野外回歸3—5種，培育和馴化新品種10個。

同時，田英運用媒體人的經(jīng)驗，試圖解開高山杜鵑傳播的難題：她計劃邀請奢侈品品牌參與杜鵑花認養(yǎng)，將高山杜鵑的故事寫成連載文章，帶專業(yè)攝影師參與野外調(diào)查，圍繞高山杜鵑進行藝術(shù)創(chuàng)作和文化傳播。

田英的目標，是借助話題與流量，讓更多人了解高山杜鵑，了解它們的景觀與生態(tài)價值，從而讓更多人參與和支持高山杜鵑的保育工作。

2024年，田英帶團隊拜訪了蘇格蘭愛丁堡皇家植物園，與那里的植物專家們進行了交流。讓她震驚的對比是，蘇格蘭愛丁堡皇家植物園以819種杜鵑收藏聞名世界，而華西亞高山植物園作為許多杜鵑品種原產(chǎn)地的守護者，卻因資金匱乏，連官網(wǎng)都沒有。

20世紀，西方人將敦煌藝術(shù)品和植物物種帶入西方，高山杜鵑的命運和敦煌藝術(shù)品便有了相似之處，但遠不如敦煌有名。所以田英希望能為它做點什么，同時她表示，華西園里植物學家們做的工作太重要了，而他們所獲得的資金支持卻遠遠不夠。

值得欣喜的是，改變正在發(fā)生。

田英關(guān)注著每一個傳播數(shù)據(jù)：“去年有許多篇文章被上海植物園轉(zhuǎn)發(fā)，還有兩篇關(guān)于高山杜鵑的文章閱讀量突破了1萬次，這對我們來說已經(jīng)是不錯的成績。此外《人與自然》雜志在去年邀請我們供稿，做了一期杜鵑花的專刊。”

據(jù)田英介紹，近兩年媒體對高山杜鵑的報道顯著增加，社交媒體也開始出現(xiàn)“高山杜鵑打卡地”等話題。一些高山杜鵑自然棲息地成為熱點旅游目的地，游客可以親身體驗其原生態(tài)環(huán)境，進一步提高對這種植物的認知和重視程度。

（圖/視覺中國）

此外，隨著高山杜鵑育種和苗圃公司數(shù)量增多，已經(jīng)有企業(yè)主動聯(lián)系蜜植生境，希望達成合作。

目前，高山杜鵑成了年宵花中極受歡迎的品類，被花卉行業(yè)視為花卉市場的價值洼地。近兩年業(yè)內(nèi)出現(xiàn)了許多高山杜鵑主題的年宵花直播，商機意味著生機。

在華西亞高山植物園里，茁壯成長的高山杜鵑提醒著所有人，保護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持續(xù)有效的行動。30公里外，都江堰的岷江水奔流了2000多年，而華西亞高山植物園的植物學家們?nèi)栽谶M行最古老的實驗——把種子撒進土地，等待十幾年后的花開。

這是植物教給人類的一個道理：或許當我們學會為一朵花付出時間，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重量。

編輯 詹騰宇

運營 馬社力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