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日，俄烏沖突三周年之際，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基輔的記者會上公開喊話中國，希望中方在停戰、和平與重建中發揮作用，甚至承諾將重建訂單交給中企。

這一幕讓人不禁聯想到一百多年前的袁世凱——那個在列強環伺中妥協退讓、最終背負“竊國大盜”罵名的北洋梟雄。

若袁世凱當年面對日本“二十一條”時，能像澤連斯基今日這般展現外交韌性與國家尊嚴，中國近代史或許會走向完全不同的結局。

袁世凱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

他逼清帝退位、開創民國，卻又復辟帝制；他推動新政、廢除科舉，卻也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

1915年，日本趁一戰之機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全面控制中國的政治、經濟與軍事。

袁世凱雖試圖通過拖延戰術和泄密國際輿論爭取支持，但最終仍被迫接受大部分條款，僅刪除了部分極端內容。

這一妥協的背后，既有袁世凱對日本軍事實力的忌憚，也有其個人野心——他希望通過外交讓步換取列強對其稱帝的支持。

梁啟超曾痛批他“以個人利害為本位，不知國家社會為何物”，而孫中山則一針見血地指出：“若袁氏能堅持共和，中國或可免于分裂。”

反觀澤連斯基，盡管烏克蘭在俄烏沖突中屢遭挫敗，但他始終以“國家尊嚴”為旗號，在國際舞臺上左右逢源。

他一邊向西方索要援助，一邊向中國示好，甚至不惜在特朗普政府的壓力下公開叫板，試圖在夾縫中為烏克蘭爭取最大利益。

這種“以小搏大”的策略雖飽受爭議，卻讓烏克蘭在道義上占據了某種制高點。

若袁世凱能像澤連斯基一樣，以更堅定的姿態應對外交危機，中國近代史或將呈現以下多種可能：

1．民族覺醒可能提前爆發

《二十一條》的簽訂激起了五四運動的導火索，但若袁世凱堅決拒絕日本要求，甚至以軍事動員相抗衡，或可激發更早的全民愛國浪潮。

正如教員所言：“逆歷史潮流而動者必短命。”袁世凱若能順應民意，或許能成為真正的“共和捍衛者”，而非后來的“獨夫民賊”。

2．日本的擴張野心可能受挫

日本通過“二十一條”進一步滲透中國東北，為后來的侵華戰爭埋下伏筆。

若袁世凱以強硬姿態聯合英美制衡日本（類似澤連斯基拉攏中歐），或可打亂日本的侵略節奏。

歷史學者費正清曾分析，袁世凱的妥協本質上是“對國情的誤判”，而澤連斯基的“勇氣”恰恰在于敢于利用大國博弈的縫隙。

3．可能讓中國當時的軍閥割據局面緩和

北洋軍閥的混戰始于袁世凱死后權力真空，若其外交強硬立場贏得國內支持，或能強化中央權威，避免國家陷入長期分裂。

正如加拿大歷史學家陳志讓所言：“袁世凱的目標是創建強大中央政府，但手段卻背離了共和原則。”

當然，任何勇氣都是需要代價的，澤連斯基和烏克蘭也可能要付出相應的代價。

為爭取西方援助，他默許烏克蘭成為“代理人戰爭”的戰場，導致50萬士兵陣亡、經濟瀕臨崩潰。

而特朗普更要求烏克蘭償還數千億美元援助，相當于其GDP的184%，這種“新時代殖民”甚至被比作《辛丑條約》的翻版。

不過，澤連斯基通過塑造“悲情英雄”形象，將烏克蘭問題國際化，迫使美俄歐中均無法置身事外，至少比袁世凱的一味委曲求全更為人稱道。

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勇氣需與智慧并存，從袁世凱到澤連斯基，歷史反復證明，國的生存之道，在于以勇氣為盾、以智慧為劍，在國家博弈中尋找平衡。

澤連斯基也許有一定的傲骨，但還需要為他的“傲骨”尋求合適的解決辦法。

不過，他至少比袁世凱強，至少做過努力，即使作為棋子，也希望為棋子爭取最后的可能的尊嚴。

當然，落到最后的跟上，一個國家，獨立自主才是根本，烏克蘭的教訓在于過度依賴外援，而袁世凱的失敗則源于對列強的幻想。

正如中國駐聯合國代表耿爽所言：“若中國真偏幫俄羅斯，戰場局勢早非今日膠著。”國家的命運必須掌握在自己手中。

當然，歷史沒有如果，但比較與反思能照亮未來，在國家利益面前，退一步未必海闊天空，進一步或許才是柳暗花明。

澤連斯基的“勇氣”或許終將被雨打風吹去，而袁世凱的妥協早已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今天的中國，已經屹立于獨立自主的世界民族之林。

反觀歷史，若當年的袁世凱能多一分澤連斯基的倔強，少一分稱帝的妄念，中國近代的苦難或將被改寫。

而這，正是歷史留給今日的深刻啟示，教員早就說過，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這正是中國今日之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