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9日，原紅五軍團政委、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李卓然在北京病逝，享年90歲。

李卓然在諸多戰友以及同僚中，算是比較高壽的，可在他的一生中，一直有一個遺憾，在他臨終之際，最后清醒的幾秒鐘里，他說的最清晰的一句話是：

“毛主席北上沒有叫上我。”

李卓然心里記掛的這件事，指的是當年1935年6月紅一、紅四兩個方面軍會師后，為了執行集中主力向北進攻的戰略，中革軍委以紅四方面軍總部作為紅軍前敵指揮部，并將兩個方面軍混編。

即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張國燾率領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軍組成的左路軍；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率領由第1、第3、第4、第30軍組成的右路軍。

后來由于張國燾拒不執行中央命令，導致了草地分兵，黨中央毛主席率領原屬紅一方面軍的第1、第3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

可這么一來，也導致了一個問題，即原屬紅一方面軍的紅五軍團改編的紅五軍、紅九軍團改編的紅32軍留在了紅四方面軍，未能隨同北上。

李卓然一生雖然都未提這件事，但在臨終前念叨這句話，卻表明他始終未忘記這件事。

一

李卓然一生標志性的經歷就是出任紅五軍團政委。

2014年，李卓然的兒子、原湖南常德市市委副書記、副市長李延生還專門到河北邢臺新河縣參拜董振堂墓，當時李延生想拍攝一部有關父親生平的影視劇，考慮到提起李卓然，不能不提董振堂、不能不提紅五軍團，這才專門有此一行。

據李延生回憶，當年李卓然調紅五軍團任政委，是因為董振堂與時任政委的朱瑞關系不太好。

董振堂率領的紅五軍團實際上是1931年12月14日寧都起義由國民黨軍第26路軍改編來的隊伍。應該說明的是，當時寧都起義的部隊占當時紅軍總數的三分之一，可以說是兵強馬壯。

在歷經幾次磨合后，紅五軍團成為紅軍中一支精銳，特別是在后來長征時期擔任后衛，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李卓然則是在長征前夕調紅五軍團任政委的，他凸顯的作用可見一斑。

當然，這本書也和李卓然資歷老有很大關系。

李卓然是1922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早期名聲不顯，原因在于他在法國留學后又到了蘇聯留學，時間長達10年，至1929年才回國。

回國后，李卓然先是在上海從事兵運工作，不久后調中央蘇區，任中央紅軍司令部直屬隊黨總支書記、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辦公室主任，并照顧毛主席衣食起居。

得益于此，李卓然與毛主席建立了很深厚的關系。

盡管在毛主席身邊呆的時間不長，但李卓然卻很受毛主席影響。

毛主席在贛南會議后被排擠，李卓然還幾次專門去探望過他（李時任贛南縣委書記），在聽說毛主席生病后，還特意讓江西老表帶著他上山采藥，并把采集的藥給毛主席送過去。

二

李卓然過去雖然也在紅軍中，但大多數時間只是負責宣傳工作，后來又調地方工作，所以本身并沒有多少軍事上的經驗，所以他在長征前夕調紅五軍團任政委，主要考慮是他黨性原則性很強，關鍵時候能夠進行思想動員，聚攏人心。

紅五軍團在擔任后衛期間，李卓然果然發揮了卓越的作用。

1934年年底，紅軍突破湘江后損失慘重，特別是擔任后衛的紅五軍團出現重大傷亡，戰士們疲憊不堪，加之敵人圍追堵截，說怪話的很多。

1935年1月中旬，紅五軍團在貴州桐梓集結，李卓然接到周恩來發來的電報，要他火速與劉少奇（中央派駐紅五軍團的代表）到遵義開會。

李卓然到后，遵義會議其實已經開始，當天晚上他就趕到毛主席住處匯報情況。毛主席那時正患感冒發燒，頭上裹著白毛巾，但還是硬撐著見了李卓然，并聽李卓然匯報了紅五軍團的情況。

聽到李卓然匯報紅五軍團怨聲載道的情況后，毛主席特意囑咐他要他在第二天會上發言。

第二天，李卓然以長征以后紅五軍團所面臨的情況以及損失為依據，批判了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帶來的危害，對毛主席的正確主張起到了支持作用。

1936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當時中央根據全國形勢制定了北上創建川陜甘蘇區的主張，張國燾自恃人槍，不贊同中央主張，并圍繞“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向黨索取權力。

為了兩軍和睦考慮，中革軍委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并以紅四方面軍總部為為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徐向前兼任總指揮，陳昌浩兼任政治委員。

當時，周恩來找到李卓然，并提出希望他能到紅四方面軍工作的請求。

老實說，李卓然當時并不知道中央內部的分歧，致使覺得中央的命令應該服從，所以在周恩來提出要求后，李卓然便答應下來，出任前敵政治部副主任。

李卓然因此被留在紅四方面軍，后來后來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中央”，，李卓然協同朱老總、劉伯承一起抵制了他的分裂行徑。

1936年夏，紅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兩軍會師后共同北上，并于當年10月在會寧會師。

當時，中央為推動形成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紅四方面軍指揮部三個軍西渡黃河，由于敵情變化導致了已經渡河的紅四方面軍與河東紅軍隔斷，寧夏戰役計劃被迫終止。

1936年11月，已經渡河的紅四方面軍遵照中央指示，改稱西路軍，并組成西路軍軍政委員會。

主席陳昌浩，副主席徐向前，軍政委員會委員李卓然、曾傳六、熊國炳、王樹聲、楊克明、李特、李先念、鄭義齋、陳海松等9人。

并同時成立西路軍總指揮部。

總指揮徐向前、副總指揮王樹聲、總政委陳昌浩，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參謀長李特，軍人部長黃火青，供給部長鄭義齋，衛生部長蘇井觀，組織部長張琴秋，敵工部長曾日三，保衛部長曾傳六，宣傳部長劉瑞龍，兵站部長吳先恩，吳永康任地方工作部部長。

從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以及西路軍總指揮部名單不難看出，李卓然地位極高。

1937年3月，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在石窩山召開最后一次軍事會議，會議最終決定，徐向前、陳昌浩化妝離開部隊返回中央匯報情況，并組成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繼續領導西路軍工作，李卓然任西路軍工作委員會書記。

當時，黨中央毛主席復電表示同意。

可遺憾的是，西路軍仍遭失敗，李卓然隨李先念率領部分西路軍撤到了新疆。

同年12月，李卓然一行回到延安，并受到毛主席接見。

三

由于西路軍失利，李先念、李卓然等西路軍領導干部不可避免的受到些許影響。

據《李先念傳》記載，1938年11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后，時任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譚政與當時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的李先念談話，要調他到129師任營長。

毛主席后來聽說這件事，還為李先念抱不平，因為李先念過去就是紅四方面軍紅三十軍政委，后來又是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西路軍工作委員會委員。

在毛主席建議下，李先念調新四軍，給高敬亭當參謀長。

李先念是被連降了六級，而李卓然則是被連降了八級。

1938年元旦以后，李卓然接到了調令，任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干部教育科科長。

也許是擔心李卓然想不通，事后毛主席囑咐把他叫來談話，兩人談話期間主要聊了西路軍有關的情況，李卓然也毫無保留的把西路軍遭遇馬家軍的情況說了一遍，并從軍事、政治層面著重分析。

毛主席聽了李卓然的回報，也知道他在西路軍這件事情上有疙瘩，在安撫過后，毛主席很快就談到了李卓然工作安排問題上。

“這些年，我們干部隊伍損失很大，現在干部的儲備極其有限，干部素質與革命形勢的發展也很不適應……愚蠢的軍隊是打不了勝仗的……現在你回來了正好，你就到我這里搭把手，宣傳部里設立了一個干部教育科，現在還是個空架子，你過去把這項工作抓起來，王若飛同志會配合你工作、”

老實說，對于降職這件事，李卓然不是沒有想過，他認為西路軍失敗，自己富有領導責任，因此無論組織上給予何處分，他都將無怨無悔的接受。

李卓然上任后不久，毛主席還專程去探望他：

“卓然同志，組織上的處分有些重，你也別太在意，這都是暫時的。現在黨內有些同志對西路軍的事情還有看法，中央也要照顧大家的意見。”

李卓然一開始負責干部教育工作，后來慢慢過渡到宣傳工作上，后來未再回到一線。綜合各方面考量外，李卓然之所以沒有再回軍隊，很大程度上也是考慮到他實際擅長的領域：一個就是教育，一個就是宣傳。

新中國成立以后，李卓然在多數時間也是在這兩個崗位上發光發熱。

1955年，李卓然接替劉少奇出任了馬列學院院長，后來又調到了宣傳部任副部長。后來在那個特殊年代，李卓然也曾受到影響，所幸有毛主席親自出面，這才幸免于難。

1971年“九一三”以后，李卓然曾給毛主席寫信要求工作，但毛主席只是在他的那封信上畫了個圈。

李卓然后來又復出，任中宣部副部長、顧問。

從七十年代末以后，李卓然的身體就開始每況愈下，至病重后期，他已經全身癱瘓，后不能言，家人們問及他身后事，并就安葬地寫下兩處，一處是北京八寶山，一處是老家湖南湘鄉，讓李卓然選擇。

李卓然雖然不能說話，但看到上述兩處地方，仍艱難搖頭，表示不同意，只是望著掛著的那幅世界地圖不出聲，后來家人給他把地圖拿到身邊，李卓然用顫抖的手逐漸摸索，一直摸到了中國西北角上，手指停著的地方，正是河西走廊最西段、祁連山腳下的安西。

李卓然逝世后，按照其遺囑，家人將他的部分骨灰葬在安西，2006年安西縣改稱瓜州縣，同年李卓然夫人魯陸去世，家人遵從其意愿，與李卓然骨灰合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