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深圳跨境電子商務協會（下稱“深跨協”）會長王馨女士接受香港經濟導報專訪，深入剖析中國跨境電商發展的現狀與未來機遇。在全球化競爭加劇、產業鏈重構的背景下，王馨會長從深圳與香港的聯動優勢、中國企業的出海挑戰、國際規則應對、深港雙循環模式等多個維度，分享了獨到見解。她強調，跨境電商已從傳統貿易模式轉向全鏈路革新，而香港的國際聲譽、金融、物流、仲裁及國際化等資源，將成為中國電商企業走向全球的重要支點。以下是專訪實錄。

深圳跨境電子商務協會會長王馨女士接受本刊首席記者梁帆專訪

全球變局 中國跨境電商何去何從

記者：從“三來一補”到今天的“MADE in China”，直到我們現在自主品牌主動地走向了海外，中國企業的出海經歷了跌宕起伏的20年。那么能否談一談，我們中國今天的跨境電商發展到了一個什么樣的階段呢？

王馨：從傳統型的OEM，也就是來料加工產品，到自己設計產品，再到今天走自己的自主品牌，我們稱之為OEM、ODM，再到OBM，也就是設計（design）和品牌（brand）的結合，中國走過了20年的歷程。但過去的20年里，中國主要完成了生產加工的環節，而在流通環節，也就是貿易環節里，我們還沒有時間和能力去完成。而跨境電商與傳統貿易不同，它是全流程的，從設計生產開始，一直到終端客戶，整個鏈路都走完了。這個過程改變了消費格局，進而改變了生產鏈路。原來我們是先設計、生產、銷售，再到終端，中間還要存貨，資金通過銀行流轉。而跨境電商則是基于市場需求和客戶大資料進行反向設計，生產后再通過互聯網賣到全球，根據客戶需求調整運輸鏈和供應鏈。所以，今天的跨境電商重塑了整個產業鏈，從消費、生產、設計到用戶需求、心理變化、商業模式都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

記者：跨境電商和普通的傳統型出口貿易有何分別？我們看到國內電商模式通常是B2C模式，那跨境電商是否也沿用著此路徑？

王馨：跨境電商和傳統出口貿易相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全流程性和互聯網屬性。傳統出口貿易往往只涉及生產加工和運輸環節，而跨境電商則涵蓋了從設計、生產、銷售到售后服務的全鏈路。這種全流程的參與，讓跨境電商企業能夠更精準地把握市場需求，提供更優質的產品和服務。

至于模式方面，跨境電商確實也沿用了B2C的模式，但并不僅限于此。實際上，跨境電商有兩種主要的路徑：一種是通過電商平臺直接面向消費者銷售（B2C）；另一種則是通過海外倉進行批量出口，再由當地的合作伙伴或經銷商進行分銷（B2B2C）。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跨境電商的互聯網屬性也讓它具有了更強的靈活性和創新性。通過互聯網，跨境電商企業可以更方便地獲取市場訊息、優化產品設計、提升客戶體驗，從而在全球市場中占據更有利的地位。

記者：自從特朗普再次上臺后，雖然對中國的關稅力度“有所打折”，但您之前也提到過，他的核心意圖仍是推動供應鏈的中國去中心化。對此，您覺得今天內地企業出海有哪些難點和痛點？同時，中國的跨境電商是否會面臨更大的稅務壓力？

王馨：雖然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關稅力度有所調整，但全球范圍內的關稅和貿易壁壘仍在不斷增加。這對中國跨境電商企業的出口成本和市場開拓都帶來了一定的挑戰。從特朗普第一次上任到拜登，再到特朗普二次上臺，他們推動的第一條策略就是“近岸外包”，把產業先遷出中國，放到其他國家進行。這導致許多國內的產業現在已轉移到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他們在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稅務成本等方面都比中國要低得多。而中國改革開放40年后，經濟高速發展，質量上去的同時成本也跟著上來了，導致以勞動力、土地低廉的成本優勢已經逐漸喪失。所以，可以說中國企業在低端附加值產品上失去了國際競爭力。但另一方面，中國在高端、創新、文化符號、高科技產品等方面卻至少有5到10年的優勢。

記者：就您提到的成本不斷攀高問題，想必中國企業為了追求利潤，也會通過海外建廠、建倉等方式來規避重稅。這是否會令到我們國內的一個制造業和產業鏈的持續外移呢？我們對此有沒有什么方法可以應對？

王馨：短期內，企業可能只是通過海外建倉來規避部分關稅，生產還在國內。但長期來看，隨著成本優勢的喪失，產能確實會轉移到海外。進而影響到國內的就業、稅收和產業升級。長期來看，如果國內不能有效應對這種趨勢，可能會導致產業鏈空心化，影響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對于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從多個方面入手，比如加強創新、提升產品附加值、優化產業結構等，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和競爭力。同時，政府也可以出臺相關政策來支援國內企業的出海發展。例如，《中國—馬爾地夫自貿協定》生效后，雙方最終實現零關稅的產品稅目數和進口額占比均接近96%，這將為相關企業節省大量關稅成本。

深港聯動 引領中國跨境電商

記者：通過資料我們可以明顯看到，深圳在出口方面是明顯優于其他內地沿海城市的。那您認為深圳的獨特優勢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王馨：我覺得深圳的跨境電商連續這十年一直是“遙遙領先”的，主要是因為它具備六大優勢。首先，深圳是工業中心，引領了“粵港澳大灣區9+2的城市帶”生產制造業；其次，深圳是信息中心，與國際信息的互動非常頻密；第三，深圳是人才中心，跨境電商人才儲備豐富；第四，深圳是金融中心，對于初創企業來說融資相對容易；第五，深圳是創新中心，有很多的文化IP設計和產品創新；第六，深圳跨境電商的生態建設做得特別好，一年能舉辦100多場大會，涵蓋了跨境電商的全鏈路。

記者：您曾提到香港的“海空聯運”模式。那對于香港而言，如何通過“海空聯運、智慧清關”等創新模式來鞏固國際樞紐地位？

王馨：香港作為國際貿易和物流中心之一，在跨境電商領域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特別是其海空聯運模式更是獨具特色且優勢明顯。海空聯運模式是指通過海運和空運相結合的方式來實現貨物的快速、高效運輸。這種模式不僅能夠充分利用海運成本低廉、運量大的優勢，還能夠借助空運速度快、時效高的特點來滿足客戶對時效性的需求。比如，我們在內地的海關檢驗完后，電子鎖一鎖上，到香港就不用再檢了，直接運到海港或倉庫。如此便節省了好幾個小時的效率，對企業來說就是實打實成本的降低。因此，我們一定要利用好香港港口和機場的優勢，與內地銜接起來。

記者：根據最新資料，深圳跨境電商的出口額已經超3000億元，而香港則重于全球的優質商品集中。對此，兩地如何通過“出口+進口”雙循環實現互補？

王馨：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問題。過去40年里，深圳依靠香港的天然保稅倉帶動了經濟發展。但未來，我們需要更新經濟鏈，把香港的進口中心變成出口中心，成為中國品牌走向世界的重要關口。因為香港具備國際公信力，非常多的案例表明世界對香港品牌是高度認可的。具體來說，深圳可以依托其強大的工業基礎和豐富的產品資源來開發更多符合國際市場需求的高質量商品，并通過香港這一國際平臺來進行市場推廣和品牌建設，而提高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知名度和競爭力。

如果在這里建立品牌中心、認證中心、人才中心，就能把國內的跨境電商反向推向全球。同時，香港匯聚了大量國際化人才，跨文化溝通及專業能力強。企業在香港建立公司尋找法律顧問、商業咨詢、會計等專業人士都比較容易。以上種種，皆可為內地電商企業出海提供強力支持。

記者：談到合規方面，應對海外的平臺壟斷和規則不透明，香港作為國際仲裁中心、智慧財產權保護體系，是否能夠為內地企業提供海外訴訟的防火墻？

王馨：這非常重要。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面臨很多國際規則和智慧財產權的問題。而香港是全球唯一一個可以實行普通法的地區，在國際貿易中懂得國際規則，如果與內地企業聯動，可以規避很多壁壘和沉沒成本。

一方面，香港作為國際仲裁中心之一，擁有豐富的仲裁經驗和專業的仲裁人才隊伍，可以為內地企業提供高效、公正的仲裁服務，幫助企業解決海外平臺上遇到的壟斷和不正當競爭問題，維護其合法權益和市場競爭力。

另一方面，香港作為智慧財產權保護體系完善之地，可以為內地企業提供全面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服務，包括專利申請、商標注冊、版權登記等方面的工作。幫助企業加強智慧財產權布局和保護力度；提高其在海外市場上的競爭力和議價能力。

不諱言，倘若能把跨境電商的國際仲裁拉到香港來，就能省去更多海外訴訟的成本，為中國跨境電商提供強有力的保障作用。

記者：深跨協“K100戰略”計劃提出構建100個行業協會的網絡，那么對于香港而言，香港的商會和國際組織將如何參與呢？

王馨：香港是一個自由之都，國際商協會鱗次櫛比，且香港的很多本地品牌也可以通過跨境電商走向全球。我們希望未來深化協能與香港的商協會進行合作，乃至商協會的各界人士進行深度合作。通過商協會之間的聯動，例如可以邀請香港商會和國際組織的專家學者參與到我們的研討會，或加強與香港商會和國際組織的溝通等方式，帶更多的商協會下游企業一塊來做跨境電商。

當然，在推動K100戰略計劃實施的過程中，我們還需要注重加強與政府部門的溝通與協調力度，爭取更多政策支持和資源保障以推動計劃的順利實施并取得預期成效。

記者：未來十年，深跨協未來會推動哪些重點改革，來引領行業發展？

王馨：下個十年，我們將全面推動中國產業戰略出海，帶動內地的產業帶形成品牌、IP、產業集群往外走。

同時，跨境電商行業是一個新興且快速發展的行業，對人才的需求量非常大且要求也非常高，所以我們會加強人力資源建設，與全球的大學培訓機構合作培養復型人才。

此外，我們還將推動中國文化和IP的出海，賦能100個跨境電商行業的上市公司或品牌走向世界。同時，我們也希望與更多的商協會和國際組織銜接，在國際規則的制定和話語權方面發揮作用。

以上，有相當多的需求其實和香港的優勢是重合互補的，所以加強與香港的合作與交流力度，有利于共同推動中國跨境電商行業的持續健康發展進程并實現互利共贏局面。

來源：香港經濟導報

作者：本刊首席記者 梁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