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的一個周日，倫敦的舞臺上演了一部名為《大腦：地球全息劇》的荒誕戲劇，演員們身著”亮片短褲”。節目單上印著這樣引人深思的劇情梗概：“全人類在撒哈拉沙漠構筑機械巨腦——它終將突破沙漠的疆界——這個由純粹機械裝置構成的意識體，將掌控全球運作，替代萬物思考?！?/strong>

這部戲劇由默默無聞的圈外人Lionel Erskine Britton創作。這位13歲便踏入工廠的工人階級文學創作者，憑借才華硬生生擠進了倫敦文學精英的行列。該劇描繪了一個以”蔓延全球”的合成大腦形式出現的人工超級智能的構建過程。劇中的人類逐漸喪失所有自主權，最終如同神經元般嚴格同步運作，構成龐大的全球神經網絡。這些情節令大多數評論家感到反感。

Britton，這位同情斯大林的社會主義者，公開頌揚這一未來圖景。而其他一些人，盡管與他一樣預測了類似的未來，卻將其描繪為一場即將到來的災難。

然而，無論這些預言者對此前景是感到振奮還是恐懼，他們都設想著科技發展將催生某種行星尺度的”大腦”。這個全球性的額葉皮層將執行決策，實施洲際規模的管控。

畢竟，這不僅僅是一個集體主義盛行、群眾運動風起云涌的時代。這也是昆蟲學家首次普及”超個體”概念的時代。如同螞蟻合作建造蟻丘——其整體效能遠超個體總和——人們開始追問：全球化的人類是否正在有意或無意地孕育一種新的行星智能？這種智能的主權將遠超任何個人或國家機構。

?圖源：Rafael Varona

接下來，我們將探討那些一個世紀前被遺忘的先驅者如何預見當下合成智能時代的曙光。在他們設想的未來圖景中，人類可能會放棄作為最高思考者的角色，消融于初現崢嶸的非人智慧體網絡。

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未來人類主權與共同命運的深刻思考，在今日愈發引人深思。隨著氣候變化加劇和地緣政治穩定性下降，通過地球工程或全球治理實現行星級調控的呼聲再度高漲。

我們正身處這樣一個時代：病原體與碳排放無視國境線的威嚴，因果鏈如雪崩般蔓延，其影響早已突破地域限制。由此，一個尖銳的問題再度浮現：在行星風險時代，自由意志將何去何從？在思考機器的紀元，人類的主體性又將呈現何種形態？

關于智能人工化的行星愿景并非新鮮事物。盡管未來無疑會比任何預言都更加難以預測，但重訪歷史長河中那些最富想象力的未來寓言，或許能幫助我們在當下的迷霧中找到方向。

個體性的演化

20世紀80年代，著名生物學家E?rs Szathmáry和John Maynard Smith提出了一個極具啟發性的理論：生命演化歷程中曾多次經歷”重大轉變”。每一次重大轉變都重新定義了”個體”這一基本概念。從原核細胞到真核細胞的躍遷，從單細胞生物到多細胞生物的跨越，從獨居個體到社會性族群的蛻變——這些重大轉變的核心特征，都是通過簡單個體的協同整合，形成具有全新功能的整體系統，從而催生出更復雜、更強大的生命形式。

這一過程意味著，原本獨立的個體必須讓渡部分自主權。它們從獨立主體轉變為服務于更高層次整體再生產的組成部分。雖然它們失去了祖先賴以生存的獨居能力，但群體生活帶來了顯著的進化優勢。以人體細胞中的線粒體為例：這些高效的”細胞能量工廠”原本是獨立細菌，如今卻專司生物體的能量代謝。如果線粒體具有意識，它們是否會追憶作為自由生命體的往昔？

?構成人類基因組的DNA存在于人體的細胞核中。然而，線粒體擁有獨立的環狀DNA，這有可能是從遠古細菌時期流傳下來的。圖源：Knowable Magazine

裸鼴鼠則展現了另一種進化可能。這種高度社會化的哺乳動物通過精密的分工協作，展現出顯著的群體智能。與體型相近的其他嚙齒類動物相比，裸鼴鼠的腦容量相對較小。但作為整體，它們展現出驚人的智力。當群體本身演化為一個超級有機體，個體如同神經元般的特化與簡化也就不難理解了。

“有證據顯示，現代人類的大腦比我們祖先的要小。也許我們正在走向裸鼴鼠的道路？”

不可否認的是，隨著人類活動的日益集中化，我們已經形成了一種能夠深刻改變地球系統的力量。雖然這種力量是否可稱為”智能”仍存在爭議，但隨著機器學習技術的發展，特別是人工神經網絡的全球性擴展，人類個體是否能夠永遠保持其作為歷史發展基本單元的地位，已然成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或許，一個更為強大的超級有機體正在形成過程中。

關于”重大演化轉變”的理論框架可追溯至20世紀80年代。與此同時，關于人類與人工智能是否應該融合形成蜂巢思維的討論也始于這一時期。但正如Britton對未來的愿景所示，這種思想脈絡早在數代人之前就已悄然萌芽。

宇宙的神經化

1930年，Britton的戲劇在首演時引發了觀眾的不安與爭議。有評論家將其貶斥為”故作高深的空話堆砌”，更有甚者直接將其定性為”偽哲學鬧劇”。更有評論家對其首演當晚未著正裝大加嘲諷——這位特立獨行的無產者終其一生拒絕領帶的束縛，堪稱典型的學究式叛逆者。在書店打工期間，他憑借”沾滿油墨的手指”苦讀經典，立志要在文學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記。

然而命運并未眷顧這位才子。盡管獲得了蕭伯納等文化巨擘的鼎力支持（1929年，Britton 在一次關于性別與性法律改革的會議上與蕭伯納結識），他的文學生涯仍如流星般短暫而耀眼。隨著后續作品接連遭遇冷遇與失敗，Britton逐漸淡出公眾視野，最終湮沒在歷史長河中。

然而，Britton關于”何物可成大腦”的深刻追問，卻在數十年后為人工智能領域播下了思想的火種。他提出的核心洞見在于：智慧并非實體，而是一種功能；不是靜態的存在，而是動態的過程。既然心智不必局限于血肉之軀，那么協調中樞是否能夠突破人類顱骨的物理限制？無論我們是否承認，市場本身就是一種獨特的智能形態。當這種神經網絡在全球范圍內不斷分形擴展時，我們是否正在構建某種行星級別的大腦新皮層？

Britton將這一構想推向了令人震撼的終極結論。他大膽推測，在數十億年之后，整個世界可能會像神經網絡連接星系那樣聯結在一起，為整個宇宙賦予”靈魂”，使其成為一個能夠思考的神經系統。英國科幻作家Olaf Stapledon 也在1930年和1937年提出了類似的宏大構想。

除蕭伯納外，哲學家伯特蘭·羅素也對Britton 頗為欣賞。然而，羅素對Britton激進的共產主義理想及其將文明中樞化如腦脊髓般的構想提出了質疑。羅素指出，我們的身體”并非以民主方式，而是以專制方式受大腦支配”。這位哲學家幽默地反問道：“難道毛發與指甲會享受被修剪的過程嗎？”當闌尾發炎時，我們很少會考慮它的”自主權”。

然而，在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機械化屠殺后，諾貝爾獎得主們開始強調：分裂的人類必須建立超越國界的協調機制——任何掌握原子能卻無法克服內斗的物種，終將走向自我毀滅。

成為全球皮層中的神經細胞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法國哲學家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曾預言”行星級認知主體”的誕生，這一觀點至今仍為人所銘記。然而，他的思想光譜中還隱藏著更多未被充分發掘的深邃見解。例如，匹茲堡大學的哲學家Oliver Reiser便是其中一位值得關注的思想家。

1946年，Reiser出版了其重要著作《世界感官：世界聯邦的社會胚胎學》（World Sensorium: The Social Embryology of World Federation）。在書中，Reiser發出強烈呼吁：在原子彈的陰影籠罩下，人類必須培育”世界之腦”，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邁向”行星主義”的新紀元。盡管他認為當前文明就像神經元分散的”水母”，但他堅信”文明必須擁有一個中心”這一核心觀點。

令人欣慰的是，Reiser認為這一轉變過程已經在悄然進行。Reiser觀察到，無線電與雷達技術正通過脈沖信息編織地球，形成”電子神經纖維”，并最終發展成由互聯神經節構成的行星網絡。基于這一觀察，Reiser提出，人類個體正在演變為”新興世界皮層”中的腦細胞。Reiser 充滿激情地預言，如果這一理論成立，人類將演變為”一個巨大胚胎的頭部”，當其完全發育成熟時，將為整個星球注入靈魂。他驚嘆道：“人類是尚在胚胎階段的神明，而我們的大腦將成為這個巨大大腦中分化的’神經母細胞’?！?/p>

在行星風險時代，自由意志將何去何從？在思考機器的紀元，人類的主體性又將呈現何種形態？

Reiser從C.H. Rice那里汲取了這些精妙的表述。Rice是一位鮮為人知的心理治療師，1937 年突然離世后，其手稿塵封九年，最終通過 Reiser的努力得以重見天日。Rice同樣將日益密集的全球通信網絡類比為胎兒大腦的發育過程，認為這預示著集體意識的覺醒。Rice斷言，所有生物終將如同”細胞組織”般，在一個”單一的龐大有機體”中協同運作，而人類將承擔”前腦”的功能。

通過私人通信，Reiser和Rice熱情洋溢地交流彼此的觀點。他們將心靈感應現象視為”群體心智降臨前的微弱預兆”，并預言進化的新階段將由”心靈感應突變體”開啟。盡管這些構想摻雜著偽科學成分，卻意外引起了學界重量級人物的關注。1948年，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致信 Reiser，坦言其觀點與自己的思考”非常接近”，只是不便公開表態。

Reiser還與著名科幻作家亞瑟·C·克拉克保持通信?？死嗽?953年出版的小說《童年的終結》中，描繪了人類最終通過心靈融合形成超意識體的場景。然而，這場意識嬗變釋放的能量竟導致地球蒸發，為集體進化的終極形態蒙上了一層致命的陰影。

?《童年的終結》

行星杜鵑與極權主義噩夢

不過，并非每個人都甘愿效仿線粒體的臣服之路。Reiser堅持他的“世界政府”將奉行民主，但評論家們嗅到了”全球獨裁”的陰謀氣息。

在《大腦》（Brain）中，Britton表達得異常直白，他冷酷直言個體性消融的必然。但其他小說家在構想類似場景時，則聚焦這種蛻變的非人化恐怖。例如，Gaston de Pawlowski在1912年的小說《四維國度之旅》（Voyage au pays de la quatrième dimension）中，描繪了一個行星級群體心智的誕生——它在全球貿易網絡的涌動中破繭而出，卻是文明進程始料未及的副產品。

Pawlowski設想這一過程是緩慢且不易察覺的。曾幾何時，人類的協作服務于自身目的，而今這種協同效應卻被劫持，催生出凌駕眾生的超人類格式塔。一種無實體的“生命”形式逐漸凝聚，如同蟻丘。雖然人類最初制造機器是為了服務于人類的目標，卻漸成飼喂機械的宿主。人們沒有注意到這一變化，當集體勞作悄然蛻變為維系這個新興生物機械”有機體”的養料，最吊詭的真相浮現：這個褫奪人類”世界主權”的寄生生命體，自身卻是”無意識的幽靈”。它既無具象形骸，亦無主觀體驗，如同盲目、陰郁、植物性的獨裁者——一只將人類裹挾為巨體細胞的行星杜鵑。Pawlowski將這個新興的“利維坦”描述為”超越人類的存在，如同龐然巨軀的細胞般包裹眾生?！?/p>

另一個被遺忘但同樣具有先見之明且發人深省的視角來自小說家Paul Gurk。其作品《圖蘇布-37：灰色人性的神話》（Tuzub-37: The Myth of the Grey Humanity），它寫于1930年代的納粹柏林。這部作品以粗獷的散文詩形式寫成，它描繪了一個遙遠的未來，人類融合成一個同質化、中央集權的大團體。所有的偏差都被消除，一切不規則的都被摧毀。人類無思考地行動，如同一個龐大水母機器的細胞，一心只想消除他們有機的、自由行動的祖先的所有痕跡：以金屬置換血肉，以獨響湮滅眾聲。

這在外部表現為對自然世界剩余的不服從進行全面攻擊。地球的整個表面被平整化。山脈被夷平，海洋被填滿；不平整被視為丑陋。我們星球有機過去的最后痕跡被囚禁在博物館中，然后被清除。對于Gurk的“灰色人類”來說，終極的自毀式使命是達成”機器生育機器的永恒閉環”。

?《圖蘇布-37：灰色人性的神話》 圖源：goodreads

螃蟹、電纜與行星大腦的預言

然而，這種關于“世界大腦”的機械構想究竟源自何處？又為何在一個世紀前興起并廣為流傳？要解答這一疑問，我們不得不從平凡的螃蟹說起。

1838年，正值達爾文乘坐HMS Beagle返航兩年之際，美國也組織了一次類似的環球探險。在這次航行中，有一位年輕的地質學家，名為 James Dwight Dana。他肩負著全面調查太平洋甲殼類動物的重任。在這項繁復的工作中，他靈光一現，產生了一個想法。

當Dana記錄下數百種新發現的無脊椎動物時，他如遭電擊般頓悟。他堅信，自然界中的所有生物——所有的生命物質——都渴望將自己轉化為大腦。他進一步認為，演化過程傾向于“向頭部發展”。

Dana敏銳地觀察到了“蟹化現象”，即多個甲殼類支系反復趨同演化出蟹形結構，其顯著特征便是膨大的頭部。與它們的祖先相比，螃蟹的解剖結構呈現出腹部附肢減少的特點，這些附肢如同折紙般巧妙地收藏在不斷增大的頭蓋之下。從蝦形祖先進化為蟹的過程，宛如一場向頭部進發的壯麗浪潮：口器與螯足如同火山噴發般從頭胸部洶涌而出。1852年，Dana將這一現象命名為“頭部化”。

Dana深信自己揭示了一條進化的“鐵律”，能夠解釋生命樹上的普遍趨勢。這一觀點源于當時一個廣泛存在卻未經檢驗的假設，即有機進化并非無序的分叉過程，而是如同丁尼生詩句中所描繪的那樣，朝著“某個遙遠的神圣終點”不斷演進。在Dana看來，這個終點正是不斷膨大的腦質聚合體。

?Dana 的“美國探險考察團”中螃蟹的插圖

“從蝦形祖先進化為蟹的過程，宛如一場向頭部進發的壯麗浪潮?！?/strong>

然而，這不過是人類的一種自我恭維罷了：我們認定大腦發達的物種（如人類）是進化的巔峰，進而臆想整個動物王國都在朝著我們的形態奮力前行。Dana不過是在自然的圖景中尋找自我的倒影，為了佐證自己的理論，不惜削足適履地讓自然臣服于他的構想。

盡管達爾文將Dana的理論斥為“瘋狂臆想”，但這一理論在19世紀的科學界仍生根發芽。Dana甚至據此命名了一個新的地質紀元——1864年，他宣稱地球已步入“心智紀元”。在他看來，所有之前的演化過程都如同在一個不斷膨脹的顱骨中積聚能量，而如今這種能量正以行星尺度向外溢出，重構著自然秩序。作為地球上最聰慧的物種，人類已然成為主導地質進程的核心力量。

受到Dana“頭部化”理論的啟發，其他地質學家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紛紛認同這一觀點。盡管對于新地質時代的命名眾說紛紜，但“心理時代”（Psychozoic Age）這一術語最終脫穎而出，被廣泛采納。它寓意著生命物質的流動主要由精神力量所主導。正如Dana的一位同事所言，這是一個“大腦”逐漸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

尋找證據的征程隨即拉開帷幕。蓬勃發展的電報網絡成為了最引人注目的觀測場——19世紀中葉，首批跨大西洋電纜沉入海底，它們如同連接大腦半球的胼胝體一般，將大陸緊密相連。1877年，德國哲學家Ernst Kapp驚異地發現電報電纜與神經纖維之間存在著詭異的相似之處，此類類比在學界迅速風靡一時。地球仿佛正在進行一場自我頭部化的壯麗進程。

?Kapp 對電信電纜橫截面（左）與神經纖維橫截面（右）的比較。圖源：Grundlinien einer Philosophie der Technik

當然，那是一個沉迷于“進步必然性”神話的時代。因此，初露端倪的“心理時代”始終籠罩在凱旋的號角聲中，鮮有聲音警示其背后所付出的生態代價。歐洲作家們總是不約而同地宣揚“心理時代”是演化的必然頂點，他們理所當然地將自己置于這一頂點之上，同時無情地慶祝著“野蠻”生態系統的毀滅，并將其視為不可阻擋的進化祭品。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20世紀的到來，世界對極權統治的真正惡果仍一無所知。正因如此，Britton才能如此公開地渴求個體性的消除，并縱情暢想著巨型計算機吞噬地球表面的未來圖景。

白蟻之王與胚胎之神

Kapp等哲人凝視電報網絡時的頓悟并非孤例。當我們把認知拓撲學的研究視角從蟹類的頭胸甲轉向白蟻丘的群體智能時，更多隱秘的類腦結構正逐漸顯現。

自1905年起，南非博學家Eugène Marais便開始在比勒陀利亞附近的荒野中漫步觀察。這位飽受嗎啡癮折磨的局外人在草原上參透了白蟻丘的奧義：那些如煙囪般聳立的土丘，在他眼中儼然是”單一生命體”的具象化存在。

Marais意識到白蟻巢是”一個單一的動物”，白蟻帝國是以群體形態存在的”超有機體”。與我們器官固著于皮膚包裹的軀體不同，這個生命體的重要組件以集群形態自由移動。他認為工蟻是它的血液，兵蟻是免疫系統，馴化的真菌充當消化器官。數百萬飛離巢穴的待孕蟻后，被他比作游向子宮的精子。

盡管Marais是最早描述這一真理的學者之一，他的貢獻卻長期被忽視。他用南非語出版：當時這種語言被輕蔑地忽視。當一位著名的比利時作家剽竊他的想法，并因此創作出暢銷書時，Marais正在毒癮深淵中走向絕路，并于1936年飲彈自盡。

將”超個體”概念推向主流的是美國昆蟲學家 William Morton Wheeler。他在1919年一次妙趣橫生的演講中首次使用了這個詞，在演講中，他假裝閱讀從一個白蟻之王那里收到的信件，信中這位國王向人類解釋了昆蟲的行為。此外，Wheeler還預示了生物學家Maynard Smith的觀點，暗示進化本質上是離散個體整合為復雜整體的過程。

人們很自然地將這些發現與人類自身的未來聯系起來。1920年，美國動物學家William Patten宣告全球化漩渦正孕育”巨型有機體”的誕生。這是一個”嬰兒怪物”，吞噬從雨林到煉油廠的一切，并將它們整合為其器官，形成一個橫跨大陸的變形蟲，“代謝鐵和線圈，陽光和土壤”，通過”陸地、海洋和空氣”延伸其工業觸角。Patten問，這個嬰兒超個體何時可能有自我意識？

然而，Wheeler的研究也揭示了超社會性形成所付出的殘酷代價。他指出，工蟻放棄了翅膀、生育能力以及它們祖先曾享受的所有”獨立生存”的器官。與他們的獨居祖先相比，他們的大腦縮小，感覺器官凋零——既然淪為”細胞”服務于更大整體，這些器官便成冗余。想到人類可能步螞蟻后塵，惠勒等學者不寒而栗。

行星孕育生命，生命塑造行星

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毀滅性沖擊，使Britton 式愿景的陰暗面逐漸顯現。人們逐漸意識到，心智生命時代的到來必將伴隨著生態陣痛。此刻，我們的目光轉向另一種集群生命形態。

1889年，Nature期刊發表了一篇關于紅海上空蝗蟲云的目擊報告，其規模之大足以遮蔽陽光。作者估計其中包含24,000,000,000,000 只蝗蟲，總重量達43,000,000,000噸。

年輕的俄羅斯礦物學家Vladimir Vernadsky讀到這篇報道后，世界觀發生了重大轉變。Vernadsky意識到，這種集群現象最貼切的類比是”一塊具有自由能量的移動巖層”，本質上屬于地球物理事件。

這個事件促成了Vernadsky畢生的研究志向：不僅要揭示行星如何孕育生命，更要闡明生命如何反塑行星。通過證實地球物質中由生物產生的物質的龐大規模，他證明了生命是驅動行星變革的巨型作用力。

?《動物生活》中 20 世紀 10 年代的蝗蟲云。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Vernadsky 進一步確信，正如生命的出現徹底重組了地質圈，人類智能也必將根本性地重組生物圈。因此，他將一戰定義為”不僅是歷史事件，更是地質事件”。

在繼承頭部化理論和心理時代的觀點后，Vernadsky提出了一個由思維生命主導的新系統層級。他將其命名為“Noosphere”——一個由思想構成的行星圈層。

1920年代，Vernadsky與Teilhard進行了深入討論。Teilhard認為”萬物上升必然匯聚”，所有進化終將導向神圣精神的終極統一。Teilhard堅信，任何事物，哪怕是全球性災難，都不能阻止這一最終的歸宿。

相比之下，Vernadsky更傾向于唯物主義觀點。他指出，現代地球系統中”人工化合物”的不斷增加，以及人類創造”新物種”的能力，正在模糊天然與人工之間的界限。這位科學家最終也拒絕承認初生的智慧圈可能偏離其進化宿命。二戰高峰時期，回顧畢生研究時，他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這個”思維超結構”（thinking superstratum）已陷入更具毀滅性的痙攣。

早在1920年代，Vernadsky就預見到核能的災難性潛力。在他未發表的論文中，Vernadsky預見到地球正處于一個”重大轉折點”，即原子能的釋放，并質疑這是否會導致”自我毀滅”。然而，1943年當人類即將大規模運用亞原子力量時，這位Noosphere的預言者是否考慮過災難的可能性？答案是否定的。與Dana類似，Vernadsky的樂觀源于對進化必然性的信仰：生物界歷經億萬年，從變形蟲演化到猿類，再到人類思維網絡。鑒于這種”進步”在歷史上的持續性，Vernadsky斷言，人類對滅絕的擔憂被夸大了。他堅持認為：“Noosphere并非偶然現象，它的根基極其深遠?！?/p>

在Vernadsky的書信中，他也多次重申這一信念。他認為，Noosphere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從地質學角度來看，它“不會因人類歷史中的‘偶然’因素——無論是個人還是趨勢——而改變?！?/p>

?Noosphere圖源：Kosmos Journal

排干地球的海洋

這種充滿征服意味的論調在20世紀初期尤為盛行，在早期的全球氣候控制提案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蘇聯科學家提供了許多典型案例。最駭人聽聞的或許來自Boris Petrovich Weinberg，他是一位物理學家，也是磁懸浮列車的先驅。

1927年，Weinberg在一份鮮為人知的西伯利亞期刊上發表了一篇頗具科幻色彩的文章，題為《論消除海洋工程啟動兩萬周年》。這部作品以公元23000年的未來視角，重新審視人類史前史與文明發展歷程。

作者認為，歷史的分期應當以人類掌控地球系統的程度作為衡量標準。文章指出，地球表面的”局部改造”始于18世紀，而”大型工程”則大約在2000年左右開始實施。正是在那時，人們的注意力轉向了地球表面3/4的”無用”區域——“從居住和耕作的角度來看毫無用處”——海洋。最終，“地球改造委員會”決定著手解決這一問題，并于2007年成立了”海洋根除特別部門”。您沒有看錯，這個部門的核心使命正是系統性排干全球海洋。

“我們受益于認同大腦對身體的專制支配……但這不能證明我們的社會也應如此組織。自然法則無法教導人類應當如何行事?！?/strong>

于是，這項將延續數千代人的排海工程正式拉開帷幕。Weinberg對工程實施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氣候劇變”輕描淡寫，一帶而過。一些地球工程項目被用來應對異常天氣現象。最終，在公元10000年左右，全球海洋被徹底排干。地表完全平整為可耕地，人類人口達到2800億；國家和語言融合，戰爭絕跡。全球共產主義蓬勃發展。

Weinberg在報告中提到，僅有極少數非人類物種被”封存”在80處自然保護區中。但文章特別強調：各種人工模擬環境足以”彌補在過去一萬年間幾乎完全消失的’與自然的交流’，而這種交流曾被’舊時代’的人類視為幸福的主要來源?！?/p>

頗具深意的是，Vernadsky本人曾將 Weinberg的這一愿景稱為”烏托邦”。

?圖源：Rosemary Collard

將格陵蘭涂黑

Weinberg并非孤例。1940年，俄羅斯農學家 Viktor Alexandrovich Sytin（他曾在蝗蟲群研究領域有所建樹）提出了一項大膽計劃：動用一支由10000架飛機組成的龐大編隊，將格陵蘭島涂黑。通過增強地表吸熱能力來替代原有的反光效應，從而加速北極冰蓋的消融進程。Sytin設想，全球夏季氣溫的上升將為面臨糧食危機的人類創造更多可耕種土地，帶來更豐厚的農業收成。

這樣的計劃在當今看來簡直令人震驚。如今我們已經認識到，地球氣候系統處于一個精妙的平衡狀態。然而在不久前的歷史時期，人類的認知卻并非如此。人類確實已經開始了對地球系統的主動改造。然而時至今日，這種行為更應被定義為”行星愚行”而非”行星智慧”。

但歷史進程又豈有他種可能？智慧并非與生俱來，認知的提升必然經歷試錯的過程。在面對當前氣候危機時，人們往往傾向于譴責所有人造事物對自然系統的影響。但我們更應認識到，人類對地球系統的影響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突破，只有通過審視歷史中的種種失誤，才能充分理解這一成就的深遠意義。

此外，現有技術對自然系統的干擾或許恰恰暴露了其原始性——自工業革命以來，技術進步與環境不穩定性始終如影隨形。但誰又能斷言，短短三個世紀的發展經驗就足以決定未來所有可能的發展軌跡？更值得注意的是，以生物計算為代表的當代科技發展趨勢表明，這種關聯可能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通過將自然系統與技術體系深度融合，推動兩者的協同發展而非對立分離。畢竟，真正先進的技術不應像傳說中的撒旦工廠那樣破壞自然系統的固有復雜性，而應與之建立協同共生的關系。

人工系統與自然系統并非截然對立，前者本身就是后者的產物之一。盡管當前的技術文明如同寄生蟲般消耗著孕育它的生物圈，但實現共生發展的未來愿景仍值得期待?；蛟S正如波蘭博學家Stanis?aw Lem所設想的那樣，在遙遠的未來，人類有望通過”宇宙心理化”實現終極的共生狀態。

與此同時，人類與生俱來的犯錯能力恰恰成為維持當前半無政府狀態的理由：相較于”世界大腦”的獨斷專行，分散的微小失誤更具可容忍性。此外，在當前的無序狀態與理想化的全球治理體系之間，仍存在著廣闊的未探索領域。一些研究者正創新性地構想”行星輔助性”系統：將治理權力審慎地下放至最低可行層級。

?圖源：Rafael Varona

那么，主權概念的未來發展將走向何方？集權與分權的動態平衡貫穿了從真核生物到政治表層的所有進化層級。這種平衡甚至塑造了我們稱之為”政治”的表層結構。正如Russell所言，我們的身體確實受益于某種專制機制——例如免疫系統不會考慮癌細胞的個體自由——但這并不意味著人類社會應當采用相同的組織方式。自然規律并不能直接指導人類社會的倫理構建。

作為人類，一方面，我不希望人類文明重蹈線粒體被”奴役”的進化覆轍。（當然，我們或許可以假設裸鼴鼠是快樂的。）另一方面，將”人類個體”視為世界代理主體的終極形態，這種觀點似乎帶有某種人類中心主義的偏見。畢竟，人類文明的歷史在行星演化史中不過是短暫一瞬。我主張保持開放的心態：既期待超越人類認知局限的新代理主體的出現，又堅信人類中心主義的威權思維絕非正確方向。

或許，真正的能動性實踐仍有待探索。我們應當將能動性理解為復雜集體行為的理想指引，而非既定的世界現實。畢竟，能動性的概念本身就難以準確界定。事實上，當我們表達觀點時，往往自認為在清晰地踐行某種意圖，但實際情況遠比這復雜得多。

既然人類已不再需要與其他生物競爭生存資源，真正的競爭——以及相應的進化機制——正在向新的領域轉移。在當代，各類思想體系正在激烈爭奪人類心智的核心資源：注意力。在這個算法主導的時代，人類已然成為迷因傳播的媒介；這些文化基因通過競爭不斷重塑我們的審美取向，其演化路徑往往難以預測。正如蜜蜂與蘭花之間的協同進化關系，“思想支配人類”這一現象從未如此明顯——我們能夠確保人類利益與思想利益永遠保持一致嗎？

?圖源：Rodzim AL

從行星愚行到行星智慧

對Britton而言，1935年造訪心系的蘇聯后，他帶著幻滅感歸來，意識到烏托邦是一場鏡花水月。1971年，他在海邊寂然離世，湮沒于時光塵埃。

戲劇《大腦》同樣以暗色終章收場：名為”世界統覺”的超級智能在宇宙中漂流，最終與流浪恒星相撞。瀕臨毀滅之際，它哀嘆被揮霍的機遇，設想著若人類早日實現集體化，本可創造的奇跡。

就我們而言，此刻斷言我們尚未邁入真正的行星智慧時代仍為時尚早。我們也不應摒棄這樣的希望：我們的后代有朝一日可能會開啟一個名副其實的“心理時代”紀元。但我們應該承認，從此岸到彼岸的征途注定崎嶇——行星智慧誕生之前，必有愚行正在上演。

原文鏈接：https://www.noemamag.com/are-we-accidentally-building-a-planetary-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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