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嚷嚷了大半年的關稅靴子終于落地了。

2月1日，他簽署行政令，對中國輸美產品在現有基礎上加征10%的關稅，對來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進口產品加征25%的關稅，對來自加拿大的能源資源加征10%的關稅，暫定2月4日生效。

可在生效前一天，這位總統又喊了“停”——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加征關稅政策暫緩30天實施。

另一邊，他對中國的關稅加征幅度也低于人們預期，畢竟，之前說的是60%。

這位商人出身的總統，似乎總是“出爾反爾”，在道德上看似不守信的行為背后，究竟隱藏著他怎樣的終極目的？

整治非法移民和毒品，不是重點

在特朗普簽署加征關稅行政令當日，面對媒體的詢問，他給出了三大理由：1、龐大貿易逆差；2、墨加沒有控制移民偷渡美國；3、中國生產芬太尼（一種類鴉片止痛藥物）而墨加又讓芬太尼流入美國。

其后，加拿大總統和墨西哥總統在第一時間與特朗普進行了談判，最終，墨西哥方同意向美墨邊境增派1萬名士兵，用于打擊芬太尼走私和非法移民問題，加拿大方則宣布執行13億美元邊境安全計劃，并承諾任命“芬太尼事務專員”，以及將毒品販運集團列為恐怖組織，加強邊境管控、打擊毒品流入美國。

客觀來看，毒品走私、非法移民，這都是美墨加三者關系的老生常談了，要加拿大與墨西哥配合解決,特朗普完全可以選擇走尋常談判路徑，為什么需要通過這樣費時費力又不太雅觀的拉扯呢？

其實這是特朗普有著自己的難言之隱。

按照美國法律，總統對他國加征關稅需要依照相應的法條才能實施，包括《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1974年貿易法》的201條和301條。而要啟動這幾項條款，則需要經過較長時間的貿易調查，并只有在調查結果符合加征關稅啟動條件的情況下，總統才可以進行相關動作。

好在有一個快捷通道，為心急的總統開了綠燈，即名為《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的法案，依照該法，總統可以以“構成國家緊急狀態”之名直接對相應國家加征關稅，無需任何調查。這次，特朗普便是以非法移民和芬太尼等毒品對美國造成巨大威脅，宣布構成國家緊急狀態，并以此為由對中國、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關稅。在兩者做出表態后，他便以“他們已承諾采取措施來緩解他對邊境安全和毒品販運的關切”暫停了計劃。畢竟面子功夫還是得做做。

除此以外，在根本上美加墨的利益有相連性，價值觀比較靠近，加拿大也還是美國的重要盟友之一。對于貿易逆差，墨西哥和加拿大也只是2024年美國貿易逆差的第三和第八大來源經濟體，逆差規模只占其貿易逆差總額的13.5%和4.96%，不用下手太急。

但長遠來看，加墨依舊難逃關稅大棒。之所以對中國僅加10%，也僅是緩兵之技，特朗普需要考慮到短時間內美國國內通脹過高的風險。

降低貿易逆差，依舊是特朗普不可能松口的最高目標，因為在他看來，凡是和美國有逆差的國家，均是在從美國吸血，是他們造成了美國產業的“空心化”。

特朗普要打造美國版的“內循環”

特朗普的邏輯鏈條是：美國人花大量的錢買了這些國家制造的商品，促進了他們的繁榮，同時又吸引了美國人將資金投資于這些因受利于美國而急速發展的國家，在這個過程中，美國自己卻失去了工廠和資金，也導致了美國本土的、尤其是中下階層就業機會的減少及實體產業的衰落，這不僅給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也會使得美國在供應鏈上過于依賴外國，在國家安全上形成了不穩定因素。

因此，通過加征關稅，使得其他國家流入美國的商品價格變高，削弱它們“物美價廉”的競爭力，使美國本地生產的成本不再相對過高，從而吸引美國制造業回流，創造出數百萬的就業機會，讓美國人制造、美國人消費，拿回生產鏈條，在零件生產等等方面不再倚賴他人，成了美國版本的“內循環”愿景，特朗普的夢想。

從特朗普第一個任期開始，他就著手于讓夢成真，調整美國現有的貿易格局，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并于2018年簽署新的《美墨加貿易協定》

可惜半路上殺出了個拜登，這位繼任總統沒有對特朗普的政策一以貫之，因此到了2024年，美國對加拿大的貨物貿易逆差不降反升高，由2017年170億美元變為633億美元，對于墨西哥，則更夸張，由710億美元翻了倍多，擴大至1720億美元。

不過，對于有一個國家，他兩倒算得上是齊心協力。這幾年間，美國貿易逆差真正縮小的國家是中國，由2017年的3752億美元減少兩成，2024年為2954億美元。

如今特朗普二次登臺，便自然而然開啟了無差別“掃射”，只要和美國有貿易逆差，均在劫難逃，就像他自己說的：“這僅僅是開始，我會將關稅擴展到歐盟，因為歐盟征收20%的增值稅，又幾乎不進口美國的汽車和農產品，導致歐美的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美國未來還將對半導體、石油、天然氣、鋼鐵、鋁、銅，甚至藥物征收關稅，要令產業回流美國。”

不到黃河不罷休，產業不回流，特朗普絕不收手，出口型國家的日子也絕不會好過。可美國制造業流失的責任全在他人嗎？特朗普的歸罪，卻也有失偏頗。

美國是如何失去制造業的？

今天提起美國，位于最東部的華爾街和最西部的硅谷是絕對的代名詞，前者象征美國現今的支柱產業——金融服務業，后者則是科技最前沿的人才集聚地。在這金光閃閃的兩者中間，五大湖區城市群卻已是“風燭殘年”，變成了“鐵銹地帶”（Rust Belt），包括賓夕法尼亞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印第安納州和伊利諾伊州等地。這些地區是上世紀的絕對主角，作為傳統工業城風光無限，而現今在這些地方高高矗立著的煙囪和成片的工廠，成了它們的“墓碑”。

或許很多人已經遺忘，“世界工廠”的桂冠，曾是屬于美國的。這一切的開始源于一個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美國憲法起早人之一及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部長。1791年，這位開國元勛向國會提交了一份文件——《關于制造業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寫到：“美國要想在世界經濟占據有利地位，決不能走小農經濟之路，一定要走工業化的道路、建成一個工業國。”他還表示，制造業的發展和國家真正的獨立密切相關。

這為美國的工業化道路埋下了火種。在制造業發展初期，漢密爾頓還提出了加征關稅措施以扶持發展，在關稅保護下，美國的鋼鐵產業迎來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漢密爾頓或許沒想到，兩百年多后，這一招依舊新鮮。如若他見到了今天的特朗普，想必兩者定會默契的相視一笑。

在后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武器生廠商的美國更迎來了制造業的騰飛。到了1945年，美國制造業的從業人數比例達到了38%，即100個美國人中，就有將近4個人是產業工人，1950年，美國的制造業產值更是占到了全世界的40%，是全國最大的貿易順差國。但到了80年代，隨著美國人逐漸在金融及高科技行業嘗到甜頭，便自然而言的開始將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產業遷移到生產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而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便是中國。

但這樣做，卻給現在的美國社會留下了后遺癥，剛才提到的“鐵銹地帶”便是最好的說明。隨著產業遷出和金融業的發展，在大量的美國工人失業的同時，財富越來越向少數人遷移，前1%的人持有美國總凈資產的份額從1989年的22.8%升至如今的30.8%，貧富差距成了美國社會的重要隱患。同時，全球化下的的供應鏈分散，也使美國面臨著離不開“他國”的掣肘，而這在當今的地緣政治格局之下，頗具風險。

因此，當特朗普喊出制造業回流和加征關稅時，鐵銹帶的失落工人們，紛紛將票毫不猶豫的投給了他，期待著能擦除鐵銹，讓鋼鐵重現銀光。而另一邊，新的“世界工廠”已經不再只有低廉成本，而是在加工精度和集成鏈條上都擁有著無可比擬的優勢。

200年前，美國在產業發展的選擇題上做出了順應時代的選擇。

而今天，美國又站在了曾經的十字路口做出了同樣的選擇，只不過這次多了一個對手，叫中國。

來源：香港經濟導報

作者：本刊首席記者 納婕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