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員 | 廖保平

看到有些網友在我文章下面的留言，意思是因為我拿了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錢，所以寫了那樣的文章，這與事實完全不符，讓我有不吐不快之感。事實上這已經成為一種現象，在當下輿論場中，一種標簽化敘事正在蔓延：但凡批評某些不良現象，就會被扣上“境外勢力”、“眼國黨”的帽子；但凡揭露某些問題，就會被質疑“拿了誰的錢”。

不討論事情本身是非對錯，作者寫作的事實，據證，說理，結論，而是立場先行，粗暴歸因，這種簡單粗暴的歸因方式，不僅消解了公共討論的嚴肅性，更將復雜的社會議題簡化為非黑即白的站隊游戲。

今天，我鄭重聲明：我沒有拿過美國國際開發署一分錢，也沒有拿過美國任何基金會的一分錢，我的寫作，我的文字只依憑良知、法治與道德，只為公平正義發聲。

自2005年從銀行出來，轉入報社、媒體做評論員、寫評論，到今年已有20年時間，我先后擔任過長江商報、楚天金報評論部主任，無界傳媒、新京報首席評論員等職務，從事專業的新聞評論寫作，自媒體大發展后，我同時也在自媒體上寫評論，雖然因為你懂的原因，沉默過三年時間。

因為寫評論，我獲得過一些榮譽，大約30多個評論獎項，其中包括中國新聞獎、湖北省新聞獎、福建省新聞獎、江蘇省新聞獎、武漢市新聞獎、“2015影響中國十大評論”冠軍（評論界的華山論劍）、《新京報》2016年度評論寫作金獎、評論編輯金獎等等。因為寫評論，我曾被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聘為兼職教授、新聞評論研究中心研究員，擔任過大學生評論大賽第一、二屆評委。這些獎項和兼職，沒有一個與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有關，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也沒有為這些獎項出過一分錢。

我寫過大量的評論文章，凡非職務性的寫作，比如除了以“本報評論員”名義的寫作，均為我自發的寫作，是言為心聲的寫作。你可以批評我的觀點有誤，文筆粗陋，思想淺薄，但不能說我懷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是拿了誰的錢，為了抹黑什么，對這種不顧事實，預設立場的批評，我拒絕接受。

我也非常反對扣帽子的批評方式，這種方式正在嚴重影響正常的思考與寫作，當“境外資金”成為某些人解釋不同意見的萬能鑰匙時，獨立思考的價值正在被系統性貶低，這種邏輯的荒謬性在于：它預設了所有批評者都必須有某種外部動機，而忽略了問題本身的真實性與緊迫性。

從環境污染到教育公平，從醫療改革到勞動權益，這些關乎億萬民眾切身利益的議題，難道只因觸碰了某些既得利益者的敏感神經，就成了“境外勢力操縱”的證據？這種污名化手段，實則是對話語權的壟斷企圖，是對公共討論空間的粗暴壓縮，使得言說者自我閹割，不敢越雷池半步。

我的每一篇文章，都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以道德為底線，以公眾利益為目的，當某地強拆事件中弱勢群體的權益被踐踏時，我依據《物權法》與《行政強制法》指出程序違法；當某企業污染環境卻逍遙法外時，我援引《環境保護法》與《刑法》追問監管責任；當教育資源分配嚴重失衡時，我以《教育法》與《未成年人保護法》呼吁公平……我寫過千百篇評論，沒法一一舉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聲音，不是為了迎合某種外部議程，而是基于一個公民對法治社會的信仰與期待。公平與正義，法治與道德，是我唯一的立場。

公平正義不是某個個人與某個國家的專利，而是人類文明的共同追求，當我為農民工討薪難發聲時，關注的是《勞動法》的落實；當我為食品安全問題吶喊時，呼吁的是《食品安全法》的執行與改進；當我為性別歧視現象撰文時，強調的是《婦女權益保障法》的尊嚴。這些議題，無關東西方意識形態之爭，只關乎每一個普通人的尊嚴與權利。即便有些議題涉及對權力任性的批評，也基于希望國家、社會向好的出發點，將這種樸素的追求污名為“境外勢力操縱”，“拿了國際組織的錢”，既是對民眾智商的侮辱，也是對法治精神的背叛。

我沒有拿過美國國際開發署一分錢，也不需要任何外部力量為我背書。我的文字，只為真相說話，只為正義發聲。在這個標簽化、對立化的輿論環境中，我依然選擇相信：良知、法治與道德的力量，終將穿透迷霧，照亮前路。而那些試圖用“境外勢力”、“拿了誰的錢”的大棒壓制不同聲音的人，終將明白：真正的敵人不是批評者，而是不公與腐敗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