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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朱德元帥家里出了件怪事。

居然有小偷闖進了朱德位于中南海的家，還撬開了一個箱子。

雖然小偷沒有盜走什么財物，但周總理聽到之后，立刻意識到，事情不妙。

隨后，他立刻安排，將賀龍一家從西花廳轉移到玉泉山附近保護起來。

可縱然如此，也沒能保住賀龍，不久，賀龍還是含冤而逝。

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風波驟起

關于這一切，還要從1966年說起。

這一年，四人小組惡意散播謠言，污蔑賀龍是“大土匪”，憑空捏造他各種罪名。

這些惡意中傷的話語，先是在別有用心之人的小圈子里傳播，而后借助混亂局勢，迅速在社會各角落擴散開來。

許多不明真相的群眾受蠱惑，對賀龍投來了懷疑和異樣目光，其聲譽遭受極大損害，陷入無端輿論漩渦。

進入1967年，對賀龍的迫害更是變本加厲，將他和家人拖入無盡深淵。

當年初春，一群人粗暴的踹開了賀龍家的大門，蜂擁而入后，便瘋狂翻箱倒柜，屋內瞬間一片狼藉。

在賀龍書房，存放戰斗紀念品的柜子遭了殃。

里面有他在各重要戰役中獲得的勛章、獎章，卻都被隨意扔在地上踐踏，有的還被當作“戰利品”揣走。

還有一沓沓與老戰友往來的珍貴信件，被當成“罪證”，被宣讀、歪曲解讀后，或撕毀，或扔到火盆里燒掉，賀龍十分難過，卻無力阻攔。

臥室里，賀龍妻子薛明的私人首飾被洗劫一空。

記錄一家人生活點滴及與戰友合影的相冊，也被胡亂撕扯，照片碎片散落一地。

與此同時，賀龍本人的人身自由遭到極其嚴重限制，被非法軟禁在家，身邊圍著態度惡劣的監視人員。

以往清晨習慣在院子里打太極拳的賀龍，如今只要走到院子，監視人員便圍上來呵斥。

他據理力爭，換來的卻是更粗暴推搡和辱罵。

看書看報權利也被剝奪，只要賀龍拿起書報，監視人員就沖過來奪走，還冷嘲熱諷。

他想幫妻子做些家務，同樣被阻攔，正常舉動成了奢望，被困在小小天地里，尊嚴遭踐踏，自由被剝奪。

出手相救

就在賀龍遭受殘酷迫害、陷入絕境之時，周總理挺身而出，開啟艱難的保護之路。

為保障賀龍一家的人身安全，周總理決定，安排他們轉移至西花廳附近的一處住所。

西花廳是周總理辦公與居住之所，周邊安保相對嚴密，周總理覺得此處便于照應，能讓賀龍一家暫避風頭。

為確保轉移萬無一失，周總理事無巨細、親力親為。

先是精心規劃轉移路線，挑選了一條避開激進勢力聚集區和眼線眾多地段的路線，需穿過幾條少有人走的小巷子與偏僻街道，雖路程增加，但安全性高。

接著，周總理親自挑選護送工作人員，要求政治可靠、嚴守紀律且保衛經驗豐富。

車輛選擇上，挑了一輛外觀普通、不易引人注意的車子，安排技術嫻熟的司機提前全面檢查調試，確保行車無故障。

轉移那天，周總理守在電話旁時刻關注進展。

得知賀龍一家順利抵達西花廳附近住所后，周總理懸著的心才稍放下一點，但深知保護戰才剛開始。

賀龍一家轉移后，周總理未放松警惕，反而更密切關注其安全狀況。

他深知那些妄圖迫害賀龍的人不會罷休，定會打探新住處，便迅速協調各方力量，加強住所周邊安保工作。

增派多批信得過的警衛人員，在住所周圍設明暗哨，24小時不間斷巡邏警戒。

同時，嚴令所有安保人員嚴守秘密，不得透露賀龍一家行蹤及情況。

還安排應急聯絡機制，一旦有異常，能第一時間匯報并迅速采取應對措施。

然而，形勢惡劣程度超出想象，盡管總理全力保護，賀龍面臨危險仍不斷增加。

朱德家中失竊一事，是個不祥的預兆

一般的小偷，根本沒膽量靠近中南海，更不用說聲勢浩大的翻墻撬鎖。

周總理判斷，這所謂的“小偷”，是有心之人派來，打探賀龍行蹤的，為了掩人耳目，才撬開朱老總家的箱子，試圖偽裝成入室盜竊。

總之，這件事意味著，賀龍的藏身之地，大概率已經暴露。

功虧一簣

周總理決定，再次安賀龍一家，轉移至玉泉山附近一處相對隱蔽的院落。

玉泉山區域環境清幽，當時不易被外界過多關注，利于隱蔽。

這次轉移難度更大，賀龍之事愈演愈烈，以至于到處眼線密布，交通要道和公共場所都有人盤查。

于是，周總理親自部署，確定了一條極為隱蔽的轉移路線。

路線要經過一些廢棄工廠廠房、荒蕪郊外小路，甚至要趁夜色穿過一片樹林。

周總理安排多批便衣警衛提前沿線布控，清除危險因素，同時準備備用車輛，以防突發情況。

轉移當夜，烏云密布，賀龍一家在警衛護送下踏上行程。

可誰也沒想到，在如此小心的情況下，這次轉移還是暴露了。

于是，賀龍一家剛剛下車，便被所謂的“專案組”控制了起來。

由于一段時間以來，遭受到種種折磨，賀龍的身體狀況已經不容樂觀了。

1969年6月8日早晨，賀龍連續嘔吐了三次，那痛苦的模樣讓人揪心。

他呼吸急促，整個人虛弱無力，出現了明顯的糖尿病酸中毒癥狀。

可在當時，身邊的專案人員冷漠對待，對他的病情視若無睹，沒有及時安排有效的救治。

一直拖到晚上8點，才來了兩名醫生。

這兩名醫生，在未進行全面細致檢查的情況下，便草率地誤診為腸胃炎，隨后只是簡單地給賀龍輸上了葡萄糖液，吊上瓶子后便匆匆離開，全然不顧這樣的治療方案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

而這一切救治過程，都在專案人員冰冷的監視之下進行著。

含恨而終

時間來到1969年6月9日14時53分，一份血糖檢測單上那觸目驚心的數字，無情地宣告著悲劇的加劇。

賀龍的血糖指標，高出正常人十幾倍。

這正是高劑量葡萄糖，被錯誤地注射進靜脈后造成的可怕后果。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賀龍的雙眼怒睜著，充滿不甘，他在無限的遺憾之中，離開了人世。

當周總理得知這一噩耗時，悲憤不已，之后，總理一直努力為賀龍平反。

直到1974年，中央終于為賀龍恢復名譽，并于1975年為賀龍舉辦追悼會。

1975年6月9日，在賀龍的骨灰安放儀式上，周總理不顧自己身患癌癥晚期、身體極度虛弱的狀況，堅持抱病前來。

他到達現場后，腳步踉蹌地走向賀龍的親屬，眼含熱淚，聲音顫抖地對賀龍的夫人薛明說：“薛明啊，我沒有把他保護好啊！”

其自責與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在簽到時，周總理的手青筋暴露、瘦骨伶仃，因身體虛弱運筆無力，字都寫得有些歪斜，但他仍堅持寫下自己的名字。

儀式上，周總理還即席發表講話，稱賀龍是個好同志。

最后，他帶領與會者向賀龍鞠躬，而且連續鞠躬七次，這在中國殯葬儀式上是極為罕見的，充分體現了他對賀龍的敬重與痛惜之情。

周總理對賀龍的這份深情厚誼，以及未能保護好賀龍的愧疚自責，令人動容。

也讓人們看到了，兩位革命家之間真摯的情感和周總理重情重義的高尚品格。

參考資料：

人民網《周恩來：情到深處淚自彈》

方志四川《回憶周恩來“七鞠躬”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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