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等書中指出，少數人為了小團體的利益進行有效的自我組織，通過游說等集體行動影響社會的游戲規則，使其朝著有利于自身的方向演變。一個國家和平的時間越長，就會有越多這樣的分利集團形成，并對各類成文和不成文法規產生影響。分利集團越多，未組織起來的沉默的大多數受損越大，陳規陋習越多、監管越嚴，可以做的創新與事業也少，最終啥都是非法的，如此下去，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越低，國家的發展速度也會越慢。往往只有戰爭或巨大災難來臨，才有可能打破這些分利集團，廢除一些陳規陋習，從而重啟國家的高速增長。

從上述邏輯出發，我們似乎能夠理解進步主義的政治運作方式有其天然優勢，也是其邏輯必然。

工業革命以來，政治上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政治權力結構中擁抱現代性，這集中體現在如何回應現代公民社會中人人平等行使政治權力的強大訴求。代議制政府的建立、人權保護與宗教自由、選舉權的普及、征兵制、福利社會、平權運動等等，都呈現出對此訴求的波浪式回應與推進。這個過程中，進步主義參與推進了歷史的進程，在政壇上與保守主義大致來說平分秋色。

然而，分幣的另一面是，隨著時間流逝，尤其是執政時間的增加，奧爾森意義上的分利集團、陳規陋習以及政府組織和部門的不斷增多，這些組織和慣例持續不斷地從政府獲取資源。以何種方式能夠讓這些資源最終流向背后的分利者呢？這一機制所需要的恰當意識形態又是什么呢？對此問題，在多個方案中，進步主義、福利主義和大政府主義始終保持著強大的吸引力。

在這種意識形態的影響下，政府有權設定更高的稅收，增加財政收入，并提高監管的嚴格程度，自然也就會有更多的支出以及自由裁量權，可以分流給背后的分利集團。而相反的政策導向，如小政府、減少監管、保護個人自由、接受自由市場競爭與結果不均等，則很難產生類似的效果。而要抵御對上述支出-分利-反哺過程的阻礙和審計，需要形成一個能夠持續掌握政權的政治組織。如此一來，以福利共同體的機制，一方面從政府獲得資源，一方面將資源的一部分用來組織外圍民眾以求選戰勝利，便成為一種邏輯閉環。

要鞏固并擴大這種福利共同體，從意識形態層面而言，邏輯上要求將平等與平權理念推向極致。這也自然會以身份認同取代個體自我，即所謂身份政治，而身份政治的極端推演很自然會導向種族批判主義、Woke、DEI等進步主義意識形態。人不應該根據其品德、才華、努力與貢獻來獲得差序尊重與待遇，而應該被從結果上磨平。從這里不難導出對自由市場、言論自由、宗教、教育、持槍權、家庭、秩序、責任的敵視，以及對墮胎權、工會、都市文化的青睞。

這一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有著天然的親緣性。它既然敵視資本主義和個人自由，社會主義自然是容易找到的同盟軍。之前，人們認為是從社會主義衍生出進步主義，但從上述發展路徑來看，似乎恰恰相反，進步主義才是更為本源與更有生命力的。只不過進步主義在推行過程中發現，援引社會主義理念，對資本主義和個人自由進行批判用起來十分順手。

那么，對上述福利共同體機制有什么對抗辦法？從人類實現自我治理的角度來看，如果說最大的挑戰是馴服暴力，那么其次的挑戰便是馴服官僚機構和陳規陋習。對第一個難題，人類發明了議會、《大憲章》、民主選舉等制度來固化對政府權力的約束、對個人權利的保護；對第二個難題，或許阿根廷總統米萊與美國馬斯克發明的“DOGE改革”是應對這一挑戰的有效方法，而不只是依靠戰爭與災難。

假設出現一種獨立且可持續的“DOGE”機制，無論是在政府內部還是外部，能時刻對政府的開支和人員進行審查與剔除，而非讓其完全掌握在議員和政府部門手中，同時，設立諸如“十換一”（新通過一個法規需要廢止十個舊法規）之類的規則，那么上述分利集團與福利共同體現象或許能夠得到緩解。

當然，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誰能保證“DOGE”部門不會被分利集團捕獲？像米萊和馬斯克這樣出于激情推動的例子畢竟剛剛出現。當“DOGE”成為一種建制后，誰又能保證它不會被捕獲，不會反過來成為整個建制的一部分，就像曾經作為“第四權力”的新聞界也可能成為建制的一部分一樣？

或許只有讓精神的火炬永不熄滅，才能確保這一點的基礎，也就是寄望于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能夠源源不斷地涌現出一些如火焰般充滿激情的人，并更容易選擇這樣做的政黨執政。從制度上講，每一屆政府在當選之后都應該建立DOGE部門，對上任政府進行審計與揭露，而該部門應該保持其臨時性質，當選之后運行（例如）12~18個月，之后就解散。如果這樣的機制成為固有機制，或許有助于從根本上幫助人類戰勝官僚主義。

不怕過分簡單的話，或許可以將憲政政府劃分為三個版本

• 版本1是大憲章以來建立了議會制的英國憲制，解決的是政府如何自我約束以至于不會侵害個人自由的問題
• 版本2是羅斯福新政之后建立的現代多黨制全民選舉的代議制政府，解決的是政府如何全面介入現代經濟社會的各方面，以求保障公民的平等權利
• 未來將要出現的或許是版本3，以DOGE為代表的系列舉措反過來對政府行政官僚機構本身進行管理，解決的是官僚主義反噬社會的問題

這方面，美國再次率先進行試驗。事實上，其他西方國家，如歐盟各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都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反噬社會的弊端，亟需DOGE式改革。過去20年，除美國外的西方國家、尤其是歐盟，作為一個整體的經濟實力以及人均收入與美國的距離越拉越大，正表明歐盟需要進行深層次的反思與行動。而其他非西方國家，大致來說還需要為版本1與版本2而奮斗，但同樣可以從DOGE實踐中學到一些經驗教訓。

（原文2025年2月26日首發于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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