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簡介：黃燈，作家，學者。近年來，黃燈老師的《大地上的親人》《我的二本學生》《去家訪》等非虛構作品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2025年新年伊始，黃燈老師接受了學人Scholar團隊的訪談，這也是她回到中山大學后第一次接受采訪。

本訪談由學人志愿者徐軍、孫緒謙、韓宗洋、曾佑瀛等共同參與完成。

本文為訪談內容的之摘錄。完整版見：

珍視自己的生命體驗

學人：您說的這些充滿困惑的學生，包括您書中寫的學生，很多是來自“縣中的孩子”，從小地方走出來的。這些“縣中的孩子”考上大學實屬不易，但又碰上一個學歷貶值、就業壓力巨大的時代，很多人可能找不到自己立足于社會的信心。

黃燈：我覺得學歷貶值是現實，他們在教育鏈條里處于一個劣勢位置也是現實。以我的觀察，農村孩子的一個普遍心理是“不自信”。因為他們從小到大獲得的信息更少一些，再加上很多孩子是留守兒童，在成長過程中缺乏陪伴，缺乏來自父母更細致的關懷，心理缺憾可能會多一些，這也是導致他們不自信的原因。

但是我想，這些孩子也應該看到自己身上的優勢，這個優勢就是他們和生活的聯系要更緊密一些。一個年輕人如果從小和生活的聯系很緊密的話，以后進入社會的難度相較小一些。換句話說，他們的受挫能力會更強一些，因為他們從小到大受的苦會多一些。盡管我不建議年輕人受太多的苦，但是我覺得現在很多孩子被知識架空，被各種偽造的環境架空。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一個農村孩子如果有那種真實的生命經驗，那是特別值得珍惜的，而我們作為成年人應該提醒他們的是，讓他們看到自己的優勢，這很重要。大城市的孩子可能在知識掌握上是占優勢的，但是農村孩子在品格上面的歷練，會讓他們更有優勢。

我的很多學生在畢業以后，生活、工作得風生水起，這得益于他們生命的韌勁和克服困難的勇氣。如果回溯他們的成長歷程，和他們的家長聊天，觀察他們從小到大的成長，你會發現他們所在的環境也在用另外一種方式滋養著他們。這種長遠的滋養可能在學歷競爭的層面暫時處于劣勢，但是如果放在人的一生中，卻在無形中支撐著他們。這也是我寫《去家訪》的原因。

縣中的孩子有這方面的優勢，沒必要因為知識的掌握暫時少了一點而自卑，知識的東西學起來很快。當然，我們的社會不要歧視這些年輕人，應該盡可能地給他們提供一個更公平的環境，讓年輕人自由成長。就像跑馬拉松一樣，可能到了后面大家相差并不大。

學人：我們在一些二本院校的學生中搜集了一些問題，在其中挑了一個，向您請教一下：“感覺自己經歷的中學教育評價標準極其單一化，每個學生的個性和自我發展的空間被擠壓得一點不剩；個人認知特別有限，自信心也受到了極大的摧殘……這種影響可能會延伸到畢業之后，甚至人生更長時間。那么，就此情況來說，學生個體應該如何獲取自我認知與重拾自信呢？”

黃燈：我覺得至少這個孩子對他自己的生命狀態是有感覺的，能夠感受到周圍環境對他的影響。我其實也給不出太多太好的建議，但是我特別想對他說一句：“要多聽自己的話。”我們有時要相信自己的感覺和本能，當外界總是有標準不斷地要求我們，讓我們覺得不舒服的時候，應該聽一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整體來說，現在的高中環境還是比較緊張，沒有太多個人空間，但是學生還是需要有意識地給自己留一點空間、有個緩沖余地。高中老師本身工作很忙、壓力很大，面對這么多學生，很難一一兼顧，家長又不能特別理解孩子的話，對于學生來說，唯一能夠給自己松綁的就是自己。所以，如果覺得被壓得很厲害，就先自己給自己一點空間。

關于增強自信的話，我覺得可能要有機會讓他體驗成功，自信心才能夠真正被激發。一個高中生怎么樣才會有成就感？對于一個高中生來說，培養自信的空間也要來自于評價標準的多元。當然，如果身邊有一位老師給他更多的鼓勵，或者能夠發現他的優點，其實對他來說也是很重要的。

學人：最近我們采訪了施愛東老師，他提到在這個社會里，既要有“好學生”，也要有“壞學生”，對“壞學生”要有一定的容忍。“好學生”能夠維持這個社會既有的運轉，但是開創不同的方向可能還是需要“壞學生”。

黃燈：絕對是這樣的。我教課的時候最喜歡學生不聽話，我在上課時會很縱容我的學生，不太要求他們遵守紀律，也從來不檢查班上學生的衛生狀況。當班主任的時候，我覺得那些東西都不是特別要去管的，你要做的就是盡可能把學生打開，讓他們在課堂上愿意說話，這很重要。

高考維護公平的代價太大了

學人：現在存在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學歷作為一種篩選機制，在實際操作中顯得過于簡單粗暴，在這種機制下，孩子們往往沒有足夠的機會去充分展現自身的蓬勃生命力與獨特優勢。

黃燈：對，這一現象實在令人憂心。因為現在整體說來，我覺得對年輕人的壓迫感是蠻強的，不單單是二本大學的孩子，重點大學的孩子也一樣感受到壓迫。

學人：現在的教育總是被人們所詬病，但是又很難改變它存在的問題。就像有人說的，“我們對教育系統提出越來越多的要求，希望用教育彌補社會的其他罪過。”以高考為例，除了選拔人才外，高考這種考試作為一套相對公平的選拔機制，還要起到社會穩定的作用。

黃燈：我特別理解你剛剛說的意思，教育的問題不在教育身上。我們日常中的很多人都很容易跟教育這個環節發生連接。你只要有了孩子，孩子就要接受教育，就要考大學、就要就業，所以很多人都會關注這個話題。

但是剛剛說到的，高考維持的所謂“公平”，其實只是一種表象的公平，只是程序上的公平。為了維護這種公平，農村的孩子甚至容許被消耗得更厲害一些，他們付出的更多，獲得的卻更少。我親眼目睹他們幾乎把自己所有的心力全部拿來對付高考，但是結果可能會不太好，尤其是現在文憑貶值，找工作又困難，家里又不能給太多依托。所以我有時候反而會想，我們的教育應該回到培養“人”本身上來。

比如一個學生，哪怕他沒有考上大學，但是我們通過教育讓他已經做好了走向社會的準備，這有可能比他拼命考上一個二本院校、結果還找不到工作要更好一些。當然，我也明白這里面又會產生很多問題。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教育已經變成了沒有底線的行為了，我所謂的“沒有底線”是什么？是說連維護年輕人的身心健康這個底線都做不到了，所有的人都把年輕人的生命力當作自己獲得利益的一個籌碼。行業都有行規，教育為什么不能有規矩？為什么可以如此去壓榨一個學生的時間和精力？現在高中生的抑郁率特別高，這不是一個正常的教育生態，是一定要去改變的。哪怕是著眼于維護教育公平，首先也應該保證孩子們的身心健康，而不是將他們無限度地投入到競爭中。這是教育的管理者、資源的分配者，包括教育一線的工作者——老師，都應該考慮的問題，不可能讓孩子自己來達到公平，這是他們沒有辦法做到的。

學人：談到這個話題的時候，感覺您特別有感觸。

黃燈：我真的是看不下去了，因為我覺得這對年輕人的傷害太大。我真的不太贊同高考維護了教育公平的觀點，即使它確實維護了教育的公平，但是一定要看到這個公平的代價太大了。

我覺得現在一定要呼吁年輕人的身心健康，這比什么都重要，要讓他們覺得生活還有點盼頭，有點快樂。要是活得沒勁了，高考完了啥都不想干了，有意思嗎？這樣的教育絕對是出了大問題，就是把年輕人透支得過于嚴重。高中階段的教育，不要以為學生完成高考就完成了教育任務，在大學里會發現很多學生不想學習，活得沒勁兒。

學人：在21世紀初，大學擴招疊加了中國“入世”等因素，在經濟高速增長期，高素質勞動力的增加與巨大的市場配套，迸發出了巨大的財富效應，現在這些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的學校系統作為社會的“小三角”可以作出哪些調整？

黃燈：真的是需要調整了！為什么現在還有一些家長對高等教育有那么不切實際的幻想？就是因為我們“入世”、擴招了以后，將近二十年的時間里，一張大學文憑看似是可以兌現到很多現實好處。但是現實的好處并不是文憑帶來的，而是時代帶來的。在曾經那個階段，沒有文憑的人也可能發展得很好。從我這代人的經歷來看，當時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的那些人，可能比現在的一個本科生，甚至重點大學畢業生在社會上發展的可能性還要多。這是時代給予的，大家都是“電梯的乘客”。

現在，整個大勢變了，我覺得中國的高等教育規模可能還要收縮一下，如果還是維持擴招的模式，可能會形成很多的浪費與“內卷”，最后難以為繼，剛性的調整不如柔性的調整。如果當下的高等教育能夠兌現與之配套的就業機會，那自然很好，但現在，沒有這個外在支撐的時候，我覺得可能要審時度勢、實事求是，回到“人”本身了。高等教育到底有沒有幫助年輕人成長？對青年人進入社會、融入社會到底起到了哪些幫助？這對教育有更高的要求。

學人：大家都知道深職大在中國的職業教育領域里是知名學校，您可否對您在深職大的這段經歷做一個總結？

黃燈：深職大的這段經歷對我的啟發是很大的。深職大是一所特別好的學校，在職業院校里面確實是一所領軍的院校。它能有這個地位是因為很多機緣，比如說它在深圳，地方與企業的資源多，師資也很強。可能因為它很長時間一直是專科，到2024年才升為本科，來到深職大的學生大部分都不算應試教育的勝利者。

在每年錄取的幾千名學生中，本科層級的招生人數只有幾百人，錄取的學生90%左右是專科生，它的分數在高考中還算是比較低的，來到這里的孩子有很多都是在應試教育中遭遇過挫折的。但是，從另一方面看，我也有一些體驗與發現。我在深職大教過不同專業的學生，在和他們聊的時候，你會發現有些學生盡管高考沒有成功，但也是很有個性的。

項飆老師到深職大的時候，他要我們帶他去學生宿舍走走，然后我們認識了一個女孩。這個女孩子很會做手工，她的那些手工制品可以直接在網上賣錢，我甚至一直嫌她在網上賣的價格太低了。我還認識一個學生，他很喜歡玩滑板，他的滑板已經玩到頂級水平了，他現在到外面兼職做教練，每月都能掙幾萬塊。還有一個學生，專門在深職院的各個地鐵口給人貼膜，在大學時候就已經在地鐵口租起門面做生意了，他每個月的收入都要超過老師很多。這都是我親眼目睹的例子，這樣的學生有獨立賺錢的能力，跟社會有良性互動，并嘗試在社會里獨立生存。

黃燈《大地上的親人》，譯林出版社，2024

我覺得對于一個孩子來說，他有生命力、有正常的人際交往能力、對生活有熱情、能夠在社會立足，就真的不用太擔心他們。我們需要的是給他更寬松的環境、更多元的評價體系和更自由的空間。作為普通人，我們要在社會上立足，還是要靠別的素養，文憑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但它綁架了太多自身承載不了的東西。

學人：我們談論這個問題時可能很輕松，但對很多家長來說可能還是很難接受的。我身邊一些老師將深職大推薦給家長的時候，很多家長都很崩潰。很多學生上職高后，家人對他們也有非常負面的情緒。

黃燈：現在最應該教育的就是一些家長。現在的教育之所以讓一些孩子承受著難以承擔的壓力，學校和應試教育是一個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家長的責任。

很多家長不懂教育，對孩子也有不切實際的要求，或者說壓根不懂社會現實，卻又有霸道的要求，理念還停留在80年代，以為一個大學文憑就可以把孩子一生的問題解決了。還有一些中產階級的父母，自己實現不了的愿望，就把幻想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不計代價地激勵孩子，期待超額回報，這樣只會把孩子置于一個非常殘酷的境地。這都是我親眼目睹過的。

與陸銘、梁永安同行西葡（4.28-5.7），“文明+經濟”雙重視角解碼“大航海”時代

復旦明道·心理學研修班，正在招生中（20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