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進入21世紀以來，科技發展“大加速”正在成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特征。以人工智能（AI）、量子科技、生物技術等為代表的前沿和顛覆性技術給傳統產業帶來革命性改變，物理、數字和生物世界的融合使得其影響比前幾次科技革命更為深遠。

近幾年，有效加速主義在硅谷精英中快速興起，認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應該設法加速技術奇點的到來。加速主義是一種哲學和社會理論概念，它認為應該加速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和技術進步，以引發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根本變革，并涉及對現有社會結構的深刻反思和未來發展方向的探討。有效加速主義可以被視為加速主義思想的一個延續。

美國科技界的加速主義與現代前沿技術特別是信息通信技術（ICT）的發展緊密相關，服務于特定的科學和政治目的，正在影響和改造美國國家政治和創新生態。

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行的消費電子展上，人們參觀一款太陽能電動車（2025年1月7日攝）新華社/美聯

科技“大加速”重塑加速主義

加速主義主張通過加速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和技術進步，引發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根本變革。有研究指出，尼采的未來哲學、意大利的未來主義、德國的技術世界觀和英國哲學家尼克·蘭德的思想等均為加速主義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21世紀以來，智能革命方興未艾，美國學者尼克·斯爾尼塞克和阿列克斯·威廉姆斯在2013年發表了《加速主義政治宣言》，使加速主義在西方激進社會思潮中脫穎而出，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

加速主義分為右翼和左翼兩個派別。右翼加速主義以尼克·蘭德為代表，他的思想啟發了美國的新保守主義運動。該運動擁護現代技術，但認為技術和社會的領導權應由專制集權機構和少數技術人員掌握。

左翼加速主義以尼克·斯爾尼塞克和阿列克斯·威廉姆斯等人為代表，主張通過加速資本主義的發展來推動其崩潰，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后資本主義社會，這種加速不是簡單的技術或經濟增長，而是通過釋放生產力的潛能，推動社會結構的根本變革。

技術加速主義是加速主義的一個分支，認為技術進步是推動社會變革的核心動力，主張加速技術發展來推動社會變革，認為唯有主動加速技術（尤其是顛覆性技術）的進步，才能突破現有社會結構的局限，甚至可能通過技術引發的系統性崩潰或重構，催生更理想的社會形態。技術加速主義相信隨著技術的加速發展，可以自動解決當前資本主義發展所引發的各種問題，任何試圖阻礙技術發展的障礙必須全部取消。

進入21世紀以來，科技發展“大加速”正在重塑技術加速主義的理論框架和實踐路徑。

近年來，AI在研發上的突破性進展，產生超級智能、融合智能等形態，正在作為人類應用顛覆性技術的控制器，深刻改變物理世界、虛擬信息世界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使得整個技術發展與人類社會步入一個愈發加速的時刻。量子科技有望引發信息技術的顛覆性變革，生命科學與化學、信息、材料、工程等學科交叉融合，正在加速孕育和催生合成生物技術、類腦人工智能技術等具有重大產業變革前景的顛覆性技術。AI與生物技術（如基因編輯）、量子計算、納米技術、神經科學的結合，催生了技術奇點的臨近。根據未來學家雷·庫茲韋爾的預測，可能到2029年就會迎來人工智能的技術奇點，能夠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提高社會生產力。

在硅谷精英中興起的有效加速主義是技術加速主義的一個流派。有效加速主義認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應該設法加速技術奇點的到來，這種技術可能是加密貨幣技術，也有可能是人工智能或者火星移民技術。科技企業應該加快新科技尤其是智能技術的創新速度，以此推動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解決，推動人類社會快速進步，人類須按照優勝劣汰的原則，主動適應技術發展。顯然，這是一種樂觀的技術決定論，帶有技術烏托邦的色彩。

此外，腦機接口、基因編輯、仿生器官等技術模糊了自然人與機器的界限，推動“超人類主義”成為加速主義的新分支。

局限、挑戰與未來趨勢

技術加速主義在推動技術創新加速、經濟增長提速、國家競爭力提升的同時，其缺陷和消極影響也不容忽視。

一是技術加速主義放大了技術發展帶來的正面效應，忽視了其負面效應，試圖通過加速技術發展來改變社會歷史發展方向，有將社會歷史發展置于唯心主義的風險，而且暗含了精英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等內容。

二是技術加速主義以對技術的關注取代了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性批判。其強調對控制論、平臺、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把握，忽視了背后更為關鍵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統治性地位。

三是按照西方科技精英的觀念，未來的技術奇點很可能會由少數科技資本家和工程師所掌控，其基本邏輯是精英主義或是超人主義，參與這種游戲的是少數精英，而不是廣泛的社會大眾。正因此，美國才產生了不惜代價獨占技術奇點及其生產力爆發的幻想，并掀起對華脫鉤斷鏈、“小院高墻”式的科技打壓與封鎖。

四是一些批評者也認為，加速主義太過于決定論，甚至陷入烏托邦式的空想，其承諾的美好未來生活也許并不會如期到來，人類社會在技術加速下有可能變得更糟，弱勢群體反而會受到技術加速的傷害。

當前，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推動下，AI及其他前沿科技正迅猛發展，“加速”不僅體現在技術迭代速度上，更表現為技術與社會、經濟、倫理關系的深度交織，使得技術加速主義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和趨勢。

一是各項顛覆性技術相互賦能、融合創新、迭代突破，科技變革速度大大加快，如AI驅動的藥物研發、腦機接口與AI協同的神經增強技術等。單一技術突破逐漸被多技術協同的“技術生態”取代，形成對傳統技術體系的顛覆。

二是AI自主系統的演進與“技術主體性”崛起。從規則驅動到深度學習驅動的AI，逐漸脫離人類預設邏輯，在復雜場景中自主優化決策（如金融交易、軍事系統）。當AI系統具備“類主體性”時，需要重新定義人類與機器的責任邊界。

三是技術加速主義與技術壟斷、國家安全深度綁定，少數科技巨頭（如OpenAI、谷歌、Meta）企圖通過算力、數據、算法的壟斷，主導技術加速方向，擠壓中小企業和公共機構的參與空間。國家間圍繞AI、半導體、量子科技等展開戰略博弈。

四是AI安全（如對齊問題）、基因編輯的不可逆后果、量子計算對加密體系的威脅，使技術加速與風險防控陷入兩難。倫理與治理面臨“滯后性危機”，元宇宙、AR/VR與AI結合正在重構社會交互方式，挑戰傳統倫理與身份認同，AI生成內容（AIGC）、深度偽造等技術已遠超現有法律和倫理框架的應對能力。各國在AI監管、數據主權、技術標準上的分歧，加劇技術擴散與風險管控的矛盾。

五是社會分化與“技術鴻溝”加劇。前沿技術的高門檻導致“技術精英階層”與普通民眾的差距擴大，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數字化可能加劇社會不平等，AI發展帶來一系列轉型期的就業、社會摩擦等問題。社會適應能力滯后，技術迭代速度超過人類心理、制度和文化的適應周期等，導致“未來休克”現象普遍化。

六是與可持續發展的深刻矛盾。AI大模型的訓練能耗、區塊鏈的能源消耗、對稀有資源的依賴以及電子廢棄物的激增，都是這一矛盾的具體體現。未來，需要在技術創新、政策引導和社會共識的多重努力下，找到技術加速與可持續發展的平衡點。

應當看到，技術加速主義正從單一的技術崇拜轉向更復雜的“技術-社會共生”敘事。其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平衡技術無限可能的愿景與社會風險的現實約束。未來趨勢可能呈現兩極分化：一種是樂觀場景，通過“可控加速”（如AI對齊、全球協作治理）實現技術紅利最大化；一種是悲觀路徑，技術失控導致系統性崩潰（如AI霸權、生態災難）。跨學科協作、動態治理框架和公眾參與將成為關鍵變量。在這些變量作用下，未來或將呈現豐富的立體場景。

對美國政治和創新生態的影響

秉持加速主義的硅谷精英認為，要想實現技術加速愿景，必須設法改造美國的政治生態。

在2024年美國大選期間，相比于以往美國資本選擇躲在幕后、對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邊下注的方式，以特斯拉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為代表的硅谷資本公開且深度支持特朗普，映射的是技術加速主義正在影響和改造美國政治和創新生態的事實。

2023年，成員包括大型加密貨幣行業機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出資支持加密貨幣候選人競選國會議員。2023年全年共支持35名參議員候選人，其中33人成功當選，且絕大多數都是反對拜登政府對加密貨幣強監管政策的共和黨人。

2024年4月，由馬斯克和貝寶公司（PayPal）前高管戴維·薩克斯為特朗普組織的反拜登籌款活動，再次吸引科技和加密貨幣領域大量捐贈者。作為回報，特朗普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對加密貨幣的支持，并成為首位接受加密貨幣捐款的主要政黨總統候選人。

2024年7月，在田納西州的比特幣大會上，特朗普公開承諾，如果再次當選，將減少對加密貨幣的監管，將美國打造成全球加密貨幣之都。

在再次入主白宮前2天，特朗普宣布發行其個人代幣“特朗普幣”。而2019年特朗普還在推特（現更名為X）上發文表示不喜歡比特幣和其他加密貨幣。“特朗普1.0”與“特朗普2.0”對于數字貨幣態度的不同，以及監管思路的不同，反映出美國的科技資本和加密貨幣行業已開始以龐大的資金深度介入政壇。不少分析指出，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去監管”的思路會成為政策主流。

根據波因特研究所的報告，特朗普在2016年收到的政治捐款中有69%來自200美元以下的小額捐款。正是因為還沒有與大資本形成聯姻，彼時的特朗普主義實際上并沒有成熟的政治綱領和政策體系。經過八年的政壇沉淀，特朗普2024年競選活動最顯著的變化就是小額捐款比例從69%降到了32.9%，來自硅谷科技資本的加持不容小覷。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執政邏輯需要在大資本和普通民眾的訴求之間尋找某種平衡。可以預見，“特朗普2.0”時代的新特朗普主義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硅谷科技資本和精英們的主張和利益。

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前后，引入了多名科技界巨頭作為團隊成員，如任命馬斯克牽頭組建名為“政府效率部”（DOGE）的顧問委員會。馬斯克意圖通過先進的數字工具和創新思維，推動一場全新的、科技化的政府改革，破除美國政府中阻礙創新的官僚機構和政策制度，放松對科技發展和應用的監管，增加對新興技術領域的支持和補貼，加速美國顛覆性技術創新的突破和未來產業的發展。

技術加速主義也推動美國將科技權力競爭作為大國戰略博弈的新邊疆和主戰場，以建立全球絕對領先優勢。

在全球共同挑戰凸顯、新科技革命挑戰和國際格局加速重塑的形勢下，新興技術、數據、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將國際政治從“地緣政治時代”帶到“技術政治時代”，新興技術發展催生的新權力空間愈加重要。國際戰略競爭的重心是高科技創新優勢的競賽，是圍繞新科技革命所塑造的新權力的爭奪。美國圍繞建立全球絕對領先優勢，保障其國際地位和國家安全，科技創新愈發呈現“政治化”“集團化”和“武器化”等趨勢，圍繞下一代技術基礎設施、國際技術標準、推進后瓦森納協定等，加大對科技領域結構性權力的爭奪，注重通過聯盟體系開展大國科技戰略博弈，構建“技術政治時代”的科技霸權。

美戰略界認為，與工業時代“后來者能夠居上”的趕超邏輯截然不同，人工智能的自我迭代可能實現全方位加速領先，實現強者愈強、贏家通吃。秉持加速主義的美國科技和產業精英認為，未來的技術奇點及其引發的生產力革命可能不再需要世界分工，其完全可以在美國及其盟友構筑的“高墻”內完成，試圖通過封鎖來維護其科技霸主地位。例如，今年1月特朗普宣布“星際之門”項目，擬在四年內投資5000億美元構建AI基礎設施，其核心目標直指技術霸權護城河，其本質是技術民族主義與加速主義的混合體，試圖通過“霸權式投入”壟斷AI時代的生產力革命。然而，其封閉性戰略忽視全球化分工的現實韌性，且面臨內部經濟、生態、社會的多重矛盾。

事實是，當美國愈加投入到“小院高墻”的俱樂部體制懷抱中，其便喪失了與外界進行大量信息交流和資源交換的機會，反而加速了全球技術的多極化分布和技術力量的重新洗牌，招致全球技術生態的“去美國化”反噬，最終只會加速其自身在全球科技競爭中的孤立。歷史已經反復證明，技術封鎖總是存在邊際效應遞減的規律，尤其是在全球產業鏈不斷深度融合的今天，美國無法有效控制全球技術的流動。正如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言：“全球化不是可逆的，每一個封鎖的行為都會激發出技術新生力量。”

顧客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家全自動人工智能餐廳點餐（2024年4月2日攝）新華社/歐新

辯證看待加速主義

在數智化革命浪潮和歷史新方位下研究美國科技界的加速主義，應辯證看待其精華與糟粕，為我國科技創新發展提供有益的啟示和思考，讓技術加速更好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服務，為科技強國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服務。

一是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

以開放胸懷和廣闊視野，把握時代脈搏，以充分的信心和積極的行動走出一條屬于中國自己的科技創新道路。

加快各領域科技創新，在獨創獨有上下功夫，勇于挑戰最前沿的科學問題，提出更多原創理論，作出更多原創發現，力爭在重要科技領域實現跨越發展，跟上甚至引領世界科技發展新方向，掌握新一輪全球科技競爭的戰略主動。

發展引領未來的基礎科學，前瞻性布局前沿技術和顛覆性技術創新，加強戰略高技術和關鍵共性技術源頭供給，發展具有重大產業變革前景的顛覆性技術。

構建面向未來的技術體系，圍繞智能社會、美麗中國、健康中國等未來場景探索和推進技術加速應用，全面提升科技支撐引領作用。

緊隨時代變局、緊扣復興全局，推動科技戰略動態調整、科研組織靈活變通，搶占新技術革命制高點，形成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引領作用，將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推向深入。

二是突破資本邏輯實現向人本邏輯的轉變。

技術加速的目的應是使人成為技術的主人，實現人的解放。資本邏輯的內在矛盾決定了資本發展的先天局限，只有徹底超越資本邏輯，樹立“只有向善的科技才能稱之為科技”“創新要為樹立正確社會價值導向負責”等觀念，在科技解放生產力、極大充實物質財富的基礎上，不斷推動人的全面發展。

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邁向新時代的偉大歷史進程中實現人的現代化、人的全面發展，必然要求我們在理論和實踐上不斷探索，打破資本主義創造出來的數字神話，打破發展戰略和制度安排上的西化迷思。

三是規劃設計技術與社會“協同”與“共好”發展模式。

技術發展不僅是科學進步的產物，更是社會需求、文化價值和制度環境的綜合體現。技術與社會的關系并非單向的“技術決定論”，而是雙向互動的“協同進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技術既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動力，也是社會價值與倫理規范的載體。因此，設計技術與社會“協同”與“共好”的發展模式，需要從科技創新力、社會生產力、國家戰略競爭力的多維耦合出發，構建一個既能引領技術前沿、又能回應社會需求的可持續發展框架。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強高質量科技供給，是實現這種“協同”與“共好”發展模式的戰略導向。我們需要構建起強大的自主創新和開放合作網絡，把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結合起來，使得社會創新模式與同時代的前沿技術緊密結合，在實踐中探索一條兼顧效率與公平、技術與倫理、發展與可持續的創新路徑，為塑造科技生活的美好未來提供具有中國智慧的方案，讓技術與社會在相互促進中共同邁向繁榮。

本文來源于《瞭望》2025年第7期。丁明磊，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石彪，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院研究員。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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