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網上出現一則實名舉報：百色市高中教師唐某某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學生符晞，導致其長期抑郁，最終自殺身亡。

符晞家人控訴，直至今年1月，22歲的符晞去世，網盤中的日記與聊天記錄才揭發這起早在女孩15到18歲期間出現的傷害。

截至2月底，案件還在偵辦中，唐某某已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為了還原事實，我在社交平臺找到女孩同學、朋友、男友，后來又到當地與她的父母、表姐見面。

所有人都在為女孩奔忙，仍然很難串起完整的證據鏈。但與此同時，越來越多信息拼湊出一個藏在案件之下的“社會系統”：女孩發出過哪些“疑似被傷害”的信號？這些信號為何在學校、家庭，甚至網絡世界里一步步隱沒，讓那些本該救濟、支持的時刻失靈？當取證艱難，司法如何保護受害者追訴的權利？

隨著采訪深入，我發現這些正成為未成年性侵案件里最基本、卻常常被忽視的疑問。就像一位律師所說，打破集體的沉默不能僅僅依靠勇敢。

當系統出現一道裂痕，罪惡難以懲戒，傷害或許加深。

嫌疑人唐某某 圖源：舉報資料

最初的信號

至今沒人能說出傷害開始的準確時間。劉悅第一次意識到異常，是在2018年女兒符晞高二時。

有一天，她接到班主任唐某某的電話，說符晞晚自習不知道跑哪去了，老師和同學找不到她。

在劉悅印象里，女兒沒有過如此叛逆的舉動。當時她還在旁邊的縣城出差，撥不通女兒的手機，只能發消息問：“你跑哪去了？晚上那么黑又不安全，要早點回去休息。”很久后女兒答復，“已經回了”。劉悅向唐某某求證，符晞的確自己返回宿舍。

結果沒過幾個月，唐某某第二次找到劉悅，說符晞在學校割腕。

劉悅直接“蒙了”，她第一次得知女兒有自殘的傾向。她趕到教室時。同學已經幫符晞包扎好傷口。劉悅拉起她的手問道：“你怎么這樣？不疼嗎？”符晞沒說話。

看著對面的沉默，劉悅又想起女兒的童年，責怪自己的“虧欠”。

在劉悅記憶里，小時候的符晞盡管內向，和所有人還是玩得很開心。他們一家住在農村，附近有個小湖，女兒幾乎天天和同齡的孩子去湖里游泳，把皮膚曬得黝黑。

符晞6歲時，劉悅和前夫符家強離了婚。她決定去外面打工，留下符晞和父親一起生活。等到符晞初二，劉悅又覺得“女孩長大了和父親住不方便”，便在學校500米外買了套房，把符晞接到身邊。

劉悅記得，那時候符晞的話已經變得極少。很長一段時間里，劉悅和符家強都自責，因為兩人“婚姻的問題”，對女兒的陪伴有所缺席。意識到這點后，他們想對女兒多表現一些關心。

每個月，兩人會給符晞打一筆生活費，金額從最開始的500到后面的1000。符家強每個月的收入也就一千多元，有時還得加點利息去借錢。他總擔心，女兒想要什么會買不到。

但符晞在學校的生活，和他們始終隔著一段距離。

符家強剛好在符晞就讀的初中當保安，每天放學都在值班室看守。張望到女兒的身影后，符家強會大喊：“快點回家，不要東走西走的。”符晞都不回應。符家強不明白女兒的冷淡，從符晞離開他的身邊起，他幾乎每天會給女兒發消息，她最多回答“嗯”“懂了”。

回到家后，符晞通常洗完澡倒頭就睡，一早爬起來上學。劉悅覺得“她沒有時間和我說話”。劉悅也反思過，那時自己都不成熟，常常因為感情的事抱怨這、抱怨那，女兒大概是看著煩心，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學習上。

符家強印象很深，符晞在中考時直接拿了9個A+。許多人都和他說，你女兒那么乖，是清北的苗子，根本不用操心。

他記起來，女兒為數不多的主動是在高一后不久，和他打電話說“想要換班”。

符家強的第一反應是，自己“哪有人脈？”況且剛去不久，不會有什么大事。他回復，“換什么班呢？又不是在初中，我可以幫你。”那次他還思考過，是不是女兒覺得父親能力不行，平時遇到什么事才不愿意講。

直到割腕事件的發生，兩人開始頻繁進入女兒的高中。

那天后，劉悅去學校的頻率越來越高，尤其在符晞高二下半學期，她幾乎每隔一周就會接到唐某某的控訴，表示符晞又割腕了。

類似的電話，符家強也接到過五六次。他不得不開車兩個多小時，去學校把女兒接回家里休整，有時是一個星期，有時半個多月。期間符晞會自己提出在家悶了、想回學校。也有好幾回，符家強還在去學校接她的半路上，唐某某說，符晞已經找到，不用過去了。

逐漸符家強也感到疲憊。“我不懂為什么。”提及過去他始終沒有抬頭，反復念叨“實在想不通”。

符晞高中時成績優異 圖源：舉報材料

從“支持”到“同意”

去當地前，我便與符晞的堂姐符馨予取得聯系。在所有姐妹里，她和妹妹的關系最親近。符晞初中時幾乎每隔幾天都會找符馨予聊天，等上了高中，卻很少再主動給姐姐發消息。

符馨予推測，傷害早在妹妹高一期間便已出現，只是以一種更為“隱秘”的方式。

夏夢最早是符晞的同班同學。高一后不久，學校將學生按照成績分班，唐某某才成了符晞的物理老師兼班主任。

夏夢和符晞再無聯系，兩人偶遇時，夏夢目睹符晞總是獨自走路，顯得很消沉。后來同學們都說，符晞多次自殘，經常請假回家，又被擔心成績的父母送回來。

高二時，夏夢看見唐某某多次叫符晞去辦公室，關上窗簾和大門。辦公室里有好幾位老師，有一回夏夢的班主任發現門被鎖住，她打了數次電話，唐某某才來開鎖，解釋正和學生談心。不過班主任和圍觀的同學們沒有看清里面的女生是誰。

夏夢沒有詫異，她以為那就是尋常的“心理支持”。“我們有心理室，預約完要等好幾天才能去。”夏夢說，學校的心理老師經常聽學生講到一半，就要匆匆下班，有時還會和其他老師透露學生隱私。因此大家遇到情緒問題，基本都得找班主任開解。

一位女生的說法有所不同：唐某某已是年級主任，有單獨的茶水間。自己休學找他簽字，唐某某在抽煙，看到學生進來時表情很意外。不同于其他老師的淡漠，唐某某簽完字后還詢問了她的心理狀況，安慰了幾句。“讓我對他的印象挺好的。”

他們強調，何況唐某某有“特殊”的地位。每次集會上他都會發言，操著不太標準的普通話，像只憨厚的唐老鴨。很多學生崇拜過他，一個班級還在班服、班徽畫上了唐老鴨的形象。

隨著我和符馨予找到越來越多的學生，部分說法指向了一段全然不同的師生關系。

舉報公開后，一位符晞的同班同學聯系符馨予，表示高一時唐某某當著全班同學的面，指責15歲的符晞勾引自己。從那之后，越來越多人認為兩人之間的關系“沒那么正當”。這段證詞，也成為了符晞家人判斷傷害開始的依據之一。

鄭瑜和符晞曾在社團共處。高二時，鄭瑜聽到同學們私下議論，看到唐某某和符晞在教室轉角接吻。逐漸在大家口中，符晞和唐某某就成了一段雙方同意、自愿的師生戀。

然而實質上，這是一種未被察覺的傷害。我查閱了法律資料，“同意”是完全出于個人的意志而接受某件事情，是界定性侵犯罪是否成立的關鍵。

16周歲的未成年人心智沒有完全成熟。這樣的“同意”不能算數。代理過多起未成年性侵案件的律師李瑩和我說，師生之間本就存在一種特殊的權力關系，老師對學生意味著權威、壓力。這樣的象征容易讓受到性侵的女孩產生錯覺。曾有一位在16歲時受到老師性侵的女孩向李瑩求助，坦承自己對施害的老師產生了愛情。

李瑩將此形容為一種“防御”。她的當事人們被侵害后感到痛苦，不理解老師為什么這樣做。她們反復勸慰自己，兩人的行為是自愿的，來減輕內心的傷痛。很多人還因此有很深的自責，覺得自己不夠勇敢。

我在符晞的日記里找到了這些心理的痕跡。2020年她在看完《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后回溯了自己的曾經，寫下：“我成了有罪之人，只能一遍遍告訴自己，我愛他。”

女孩生前的日記（部分） 受訪者供圖

疑云如何散去

其間沒有人提出過懷疑嗎？面對我的問題，鄭瑜說，“公開講出來”對于當年的他們而言，是一件很羞恥的事。

保持沉默的不止于此。多位符晞高中的學生和我說，唐某某和其他女生也加過微信，傳過緋聞。一次有女同學發朋友圈，問哪里的證件照拍得好，學校拍得太丑了。唐某某會在底下評論，怎么會，你怎樣都很美。有幾個晚上，唐某某還會去女生宿舍查寢，這是其他男教師沒有過的舉動。“那時完全沒有意識到問題。”一位女生說。

長大后的鄭瑜回想，三年里，學校只有過一次性科普講座。講座就說了女生的痛經，完全沒有提到兩性關系。

而符家強回答我，其實他在學校時產生過疑慮。

高二符晞一次割腕后，他陪女兒坐在教室里。符晞的情緒漸漸平復，聽到父親的詢問還會點點頭。符家強看見，等唐某某一靠近，女兒立刻從衣服兜里掏出一把美工刀，往自己的手腕上劃。

還有一回是在晚上11時，符家強去學校接符晞。他剛抱女兒上車，唐某某就走了過來。符晞突然變得激動，把手機直接摔在地上砸爛了。

回家后，符家強試探女兒，“老師是不是對你做了過分的事？”符晞不說話。符家強找不到證據，懷疑擱置。

轉而他又看見另一番溫情的場景。符家強記不清是在女兒高二還是高三，他把休整完的符晞送回學校。唐某某等在校門迎接。符晞穿了一件連帽衣服，看到唐某某后就扣起帽子，把自己整個頭遮住。這時唐某某過來把女兒的帽子掀開，摸了摸她的頭發。

“后悔。”符家強嘆了口氣，自己當時“想得太簡單了”：可能是老師太久沒見學生，想要關心一下。他也沒有找唐某某詢問。

令我沒想到的是，符家強記不起是從女兒高二的哪一天起，聽到了她“暗戀”班主任的傳聞。

傳聞里沒有兩人進一步的關系。符家強推測，是因為女兒小時候缺少父愛，老師對她好，就感覺像父愛一樣，才會產生暗戀的念頭。“我想不到是老師用曖昧的目的來跟我們小孩怎么樣。”符家強說。

符晞的表姐農淳鈺和我證實，多年前的下午，母親（符晞姑姑）無意間和她說符晞“暗戀”班主任。當時她沒有在意，真的以為“就是一段傳聞罷了”。

等到符晞高三那年，流言最終蔓延到劉悅處。

她收到女兒小學同學發來的一張截圖，里面記錄著符晞和一位男士的聊天。劉悅模糊記得，截圖那頭的人叫女兒“小可愛”“小寶貝”。那位小學同學說，符晞好像和高中班主任“有點問題”。

看完后，劉悅感到說不上來的“奇怪”。她當面問女兒，“你是不是和老師有點什么？還是那個老師對你做了什么？”符晞一句話沒說。

劉悅又給唐某某打電話，質問道：“唐老師，你是不是喜歡我女兒？你對她做了什么？為什么要叫她小寶貝？你作為一個老師，叫學生小寶貝，這個好像也不是老師該說的話。”唐某某只答復她，沒有這回事。

我多次詢問劉悅下文，她說自己停留在了“有點懷疑”的階段。她發現，那天之后女兒自殘的頻率越來越高，突然鬧脾氣，表示一定要離開學校復習，如果要繼續留在學校，就不參加考試了！劉悅問過原因，符晞依舊沉默。

“我都沒想到會是這個、這個（事）。”說到這里，劉悅的語調驟然升高。她幾乎沒有和女兒講過男女之間的事。“怎么去講？我自己的婚姻也沒那么幸福。”

唐某某與符晞的聊天記錄 圖源：舉報資料

抑郁的“罪名”

在劉悅的印象里，2019年9月，符晞高三第一學期，她在割腕后和一位同學去醫院就診。從醫院回來時，女兒把檢查單拿給劉悅看，上面圈著結果“確診重度抑郁”。

那張紙在劉悅手里，像是一份沉重的判決。此后，劉悅和符家強常常以為，很多異常的“罪名”是女兒生了病。

符家強通過劉悅和學校，得知女兒抑郁癥的存在。他說，自己當時想過，應該是孩子的學習壓力大，要不就是小時候太過內向，時間久了就積累成病癥。“我估計就是抑郁癥，讓她一直想自殘。”符家強感到無奈，他不好主動詢問女兒自殘的原因，害怕刺激到她的病。

他和劉悅開始監督女兒吃藥治療。兩人分別帶女兒去看過幾次醫生，配了抑郁癥的藥物。劉悅記得醫生說，要堅持吃藥，多運動，心態自己放好，女兒卻不太配合。

“她總說，我沒病我沒病。”劉悅記得，第一次就診完符晞把藥按時吃了，第二次就診后不愿意再吃藥。劉悅推測，是女兒害怕吃藥會胖。“那一次吃藥確實長胖了，胖了整整20斤。”

起初她試圖找女兒談心。2019年，在高三的符晞多次哭鬧下，劉悅找了一套學校里面兩室的公寓，讓符晞和另一位女生拼租。租房的頭兩個月，她見到女兒的情緒有所好轉，

她去公寓打掃衛生，還買了女兒最愛吃的草莓。晚上她問符晞，“要不要和媽媽一起睡？”符晞搖搖頭。劉悅撒嬌，“沙發太硬了，媽媽睡不著。”符晞這才答應。到了晚上睡覺時，劉悅剛要湊近說話，符晞把頭轉到一側，用被子把自己捂了起來。

劉悅很多次和我形容，那天之后，她總覺得女兒心里像是有個結“打不開”，她漸漸對此習慣了。

而在學校里，鄭瑜覺得，“沒有一個人真正了解過符晞為什么這樣”。

鄭瑜說，班級里的同學都在埋頭學習，一周有六天半的時間用來上課。她身邊也出現過幾位抑郁休學的同學，沒有人會去追問背后的緣由。

我在鄭瑜的描述里感受到一種矛盾。她說，除非有人表現得很異樣，別人才會注意。但也正是因為符晞常常割腕顯示出異樣，大家覺得她很夸張，想要主動關心的同學也紛紛開始遠離。

符晞的情緒最后爆發在了高考那天。符家強和哥哥、朋友一塊去學校接女兒。符晞當著父親的面撕爛了準考證。符家強什么也沒說，把女兒接回老家。

后來，劉悅去問了符晞合租的室友。女孩記得，高考第一天全班一起去考場，符晞走得慢一些，唐某某就在那里吼了她一句，不過符晞還是上了車。那位室友的媽媽問劉悅，你女兒怎么會變成這樣？劉悅回答，“我們也不知道，她突然就這樣了。”可惜了，對面說。

聽到這些話，劉悅先是羞恥，然后感到憤怒。女兒棄考，學校沒有一個人來問過她，到底孩子是什么情況？

不久后，唐某某和劉悅聯系，說同學已經幫符晞收拾好課本，讓劉悅去拿。劉悅問道，“好好的，她怎么就不考試了？”她聽到唐某某說，我也不知道，趕緊來把書拿走吧。

等劉悅到了學校，唐某某提著兩大袋書給她，送到路口時，唐某某一句話也沒說。等劉悅上車后，他轉身離開了。

劉悅回憶，自己當時也沒有主動開口。她只有一種絕望的感受，她對女兒有期待，平時那么好的成績，肯定能考得上大學。其他的事，“哪里還想得這么多”。

2019年時的檢查單 圖源：舉報資料

揭開又沉寂

在采訪的過程中，我能隱約感受到符晞似乎有過一些“交心”的朋友。她也曾試圖向他們揭開心里那個難解的“結”。

符晞的堂姐農淳鈺給我發了幾張聊天截圖。2021年，她和一位高中男同學在QQ上聊天。男生問她，“和我同桌時感覺不到你會自殘很嚴重，有段時間為啥突然變成那樣了？”

符晞回復他，“那段痛苦的時間”就是2019年9月后，唐某某多次在辦公室、車上對她實施身體上的侵害行為，自己在一本日記里寫的都是這件事，她強迫自己喜歡上唐某某。符晞和這位男生強調，不能和別人說。

第二位證人是符晞的前男友杜俊。2020年的一天，他在打英雄聯盟的游戲時認識了符晞。直到2022年6月，兩人剛好發現家里都住在南寧，便約了電影、吃飯。沒過多久，他和符晞雙雙抑郁癥發作，進入當地的醫院治療。

杜俊住在情感障礙的科室，采取全封閉管理。他回憶，符晞走到他的樓層，兩人隔著好幾道鐵門望向彼此，傳遞了一張繳費單。符晞在皺巴巴的紙上寫道：我對你的喜歡不是朋友那種，是男女之間。那天起，他們正式談了戀愛。

出院后的一個晚上，符晞突然和杜俊袒露，自己在高中時受到過班主任唐某某性侵。侵害集中在自己高二和高三時，唐某某不止一次進入劉悅給她租好的學校公寓內侵犯她。

符晞和杜俊說，自己沒有告訴過爸爸媽媽這件事，害怕他們知道后去學校抗議受到牽連。她也不敢報警，生怕說出來沒人相信。

直到2023年的一天，兩人在網上刷到唐某某的視頻。

不甘、痛苦，杜俊已經難以形容兩人全部的感受。屏幕上的唐某某早就成為名師，得了很多獎，受到一眾學生的歡迎，“不要看了。”杜俊制止道。

符晞隨后在其中一條視頻下留言，“唐某某曾在高中時對女同學做過很骯臟的事，那個人就是我。”結果沒過多久，這條內容被指向造謠、抹黑，被視頻的發布者刪除。她和杜俊又去微博發了相似的消息，沒幾分鐘這條微博也被下架了。

后來，兩人找到符晞的高中同學，把符晞拉進那一屆的班級群。符晞在其中發送了多條對于唐某某的辱罵。20多分鐘后，群聊被唐某某解散。

杜俊記得，之后只有一個同班男生加了符晞的微信。結果兩人等來的不是相信，對方上來就說，自己是來看戲的。

此刻在學校里，這些抗議也曾短暫地激起過漣漪。

仇奕是唐某某2021屆的學生。2023年2月，她在微信里看到了符晞辱罵的群聊截圖。圖片已經在班級擴散開來。

“大瓜大瓜。”仇奕收到消息，有人說是女生高考時精神狀態出現問題，對唐某某記恨在心。也有人傳言，兩人真的戀愛了，只是唐某某不承認。那時唐某某已經結婚，有兩個孩子，“大家覺得很扯。”

仇奕說，一周內，唐某某便在年級大會上解釋，不要再傳播老師的不實謠言。“他沒有講得很明白。”仇奕和同學還是會議論，她每次見到唐某某時會想到傳聞，泛起排斥、抵觸的情緒。

但時間久了，她又覺得班主任好像還行，不太相信他會這樣做。兩周后大家沒有等來后續，就漸漸忘了這件事。

這便是我獲知的，符晞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開抗爭。

2023年2月， 女孩在班群中的發聲 圖源：舉報資料

創傷加劇

聽完杜俊的回憶，我想到了找李瑩聊天時，她反復提到“二次傷害”。

李瑩見過，一些學校常常將受害者的抗議視為“丑聞”。她的一位當事人曾找過學校的心理與德育老師，訴說了自己被侵害的經歷，表示想要報警。對方當即制止了她，“不要對外講出去。”“你這樣的話學校聲譽就完了！”聽到這番話后，女孩立刻沒了舉報的勇氣。

李瑩自己也找過一些學校的管理部門反映情況。對方的反應經常是，我們會處理的。李瑩等了很久，并沒有看到主動處理的結果，消息反而被掩蓋下去。

李瑩說，更大的阻礙源于身邊的污名。一些當事人在舉報時遭到陌生人甚至親人的質疑，“為什么當時不反抗？”親人覺得她們變得“沒有價值”，人生都被“毀掉了”。許多當事人因此出現了更嚴重的精神疾病，在融入社會時遇到重重困難。

盡管我沒有找到直接的證據，在符晞的抑郁癥與侵害之間建立關聯，但我試圖探尋這場傷害對女孩病情、生活的影響。這對理解未成年侵害案件中受害者的創傷很重要。

“過去我對月華的了解，可能還不如舉報之后這幾天來得多。”符晞的大學室友柳芳抱歉地和我說道，符晞2021年考上大學，兩個多月后便提出了休學一年的申請。她主動在班級群里說，自己要接受抑郁癥治療。

柳芳等了很久，2023年初，符晞曾詢問開學的時間，表示給每個室友準備了一枚小戒指作為禮物。然而復學的申請沒有成功。學校認為符晞的狀態并不適合回歸校園生活，按照杜俊的說法，符晞想要復學，需要有監護人陪讀、不能掛科。學校對她進行了勸退。

符晞休學后，劉悅在南寧找了工作，帶她定期治療。劉悅記得，2022年符晞除了重度抑郁，還被確診“精神分裂”。她經常產生幻覺，想要跳樓。最嚴重的一次，符晞在醫院住了21天。

杜俊做過筆記，2023年，符晞在舉報失敗后癥狀加劇。當年3月30日至4月12日間一共發病13次。一次他接到警察電話，符晞差點就要跳橋自殺。

在符晞生前的網絡留言中，晚上一位醉酒男子騷擾她，讓她想起關于性的陰影，隨后拿出刀瘋狂自殘，“我控制不了這種行為。”

當年8月，符馨予接到劉悅的電話，對面傳來哭聲，“你妹妹又自殺了，你能不能開導一下？”

符馨予給妹妹撥打了視頻通話。“你對以后有沒有想法？”符馨予問。符晞搖搖頭。“你有什么想做的？”符晞回答，自己喜歡塔羅牌。符馨予提議，不然就來長沙這邊找個咖啡館打工，等學了些本事，“姐姐就幫你在長沙開一個塔羅牌主題的咖啡館。”

隔著視頻，符馨予眼看著妹妹眼睛發亮，連連點頭。她便把符晞接到長沙，在家附近的咖啡館給她安排了工作。

那時，杜俊和符晞天天視頻聊天。符晞和他說，以前自己害怕面對社會，害怕手抖把杯子給摔了，也沒法拉花。熟練之后，一切原來沒那么難。

然而不到一個月，咖啡館給符馨予發來消息，符晞做咖啡時動作有些慢，被店員罵了。外賣員來拿包裹時又說了她一通。情緒崩潰的符晞當著所有人的面，直接在手腕上割了很深的一道口子。

“妹妹很聰明很乖，但是真的有點不太合適。”咖啡館的人也很無奈，他沒法保證客人和騎手的感受，建議符晞回家好好休息、調整。

去年過年后，符晞便自己回到南寧。劉悅在市區的老公寓租了間房，靠著開理療店的收入維持兩人的生活。

女孩的休學申請和去醫院診療的回執 圖源：舉報資料

符馨予與咖啡館的聊天 圖源：受訪者供圖

死亡與舉報

許多人回想起來，符晞對這場死亡同樣發出過信號。

去年12月，符晞問劉悅，你以前和我爸是怎么談戀愛的？我有出生證明嗎？劉悅笑了，哪個小孩沒有出生證明啊？女兒又追問，你覺得談戀愛累不累？“累，但開心的時候更多吧。”劉悅說。

劉悅記得，接下來女兒的話仿佛在交代后事：我死之后，你會不會燒點畫給我？你們是不是就沒有那么累了？

今年1月2日，符晞和劉悅說，想回家看爸爸，想爸爸了。那天晚上，她住到了外婆在老家的住處。

晚上21時，符家強還在和女兒發消息，“回老家啦？”符晞回復，“嗯。”符家強打了語音，很久后女兒沒有接聽，也沒再回應。他打不通劉悅電話，只好叫符晞外婆去找找。外婆敲門沒有人應，撥打了119，最后一行人撞開房門，將企圖自殺的符晞送往醫院搶救。昏迷兩天后，她醒了過來。

1月5日，符晞和符家強發微信，自己算塔羅牌賺了錢，給爸爸微信轉了900多元。

聊天最終停留在1月15日。符晞問父親用不用支付寶？符家強說“我不用”。符晞回復，那就算了。此后符晞再沒回過父親的消息。

劉悅記得，1月17日，符晞剛剛鬧完情緒，她出去辦事，等凌晨回家后，發現了自殺的女兒。送到醫院時，離符晞去世已經過了好幾個小時。

符家強事后得知，那一天早上11時，女兒給她的朋友支付寶轉了2000元，和朋友說，這是我的遺產。

符晞火化后，符馨予和農淳鈺都回到老家，整理妹妹的遺物。

她們先在符晞一堆書籍里發現了一封檢討書。剛開始，她們只在感嘆妹妹的字跡很漂亮，結果農淳鈺仔細一讀，上面寫著2018年4月，妹妹對高中班主任“唐老師”的道歉：自己未經批準私自請假，特此公開“請罪”。

農淳鈺有些疑惑，檢討書全部都是文言文，其中又充滿了妹妹的敵意、老師的壓迫。她突然想到多年前那段“暗戀”的傳言，班主任的身份隨即指向檢討書上的“唐老師”。她讓劉悅拿來符晞的手機和平板，破解了密碼。

符晞換過手機，微信里已經沒有太多記錄。在她的百度網盤中，農淳鈺找到了五張日記的截圖還有四張她與唐某某的聊天記錄。似乎是妹妹主動保留的“罪證”。

直到這一刻，這段最早可以追溯到2017年的傷害，才顯現在符晞家人眼前。

看到妹妹的日記，符馨予先是憤怒，緊接著感到一種“窒息”。她想起妹妹在出事的兩天前還在網上找過工作，試圖好好生活。

農淳鈺和符晞在高中后鮮少聯系。她說，大概是覺得自己之前為妹妹做過的事太少，想著能為她做些什么。

她們決定對唐某某舉報、追訴。符家強同意了，他感到一種“不服”，好好的孩子，被老師打亂了后面的人生。“如果女兒還在世，看到他受懲罰，心里的石頭也能消掉一半。”

符馨予寫好材料，農淳鈺提出以自己的名字舉報。農淳鈺解釋，與符馨予不同，自己是自由職業者，受到舉報的影響會更小一些。

2月10日晚19時，這則舉報材料最終出現在網絡，很快就登上了社交平臺的熱搜。

妹妹過世后，農淳鈺與符馨予發現了一堆書籍及其中的檢討書 圖源：受訪者

填補系統的裂痕

不久后，我便在網上看到了這份舉報材料。

在兩周的采訪里，我發現符晞的家人很難收集到足夠、完整的證據。根據符馨予與農淳鈺的說法，她們目前有三、四位證人的證言，都來自妹妹的敘述與證人的聽聞。直接證據是妹妹的日記、聊天記錄。

她們也曾試圖尋找妹妹的同班同學，“那些同學，仿佛一夜之間全體消失了。”農淳鈺說。

直到我和李瑩交談，才意識到在絕大部分的未成年性侵案件中，都存在著“取證艱難”的困境。

李瑩見過太多這樣的情形。要追究施害者的刑事責任，往往需要一個完整的證據鏈條：受害者身體檢查中陳舊性的破損、與當年案發相關的證人、證物，受害者的日記與聊天記錄能夠作為案件證據，要與其他證據之間相互印證。然而由于追訴時離案發已經過去太久，許多證據難以再次獲得。

似乎陷入了一種絕望的循環：受害者時隔數年舉報求助、時間久遠證據不足；公安機關無法立案或檢察院無法批捕，嫌疑人被釋放；最后，更多受害者沒了追訴的勇氣。

因此李瑩說，常有記者問她，是不是要鼓勵受害者站出來？她很難回答。如果沒有一個足夠完備的社會系統提供救濟與支持，便無法托起她們的勇敢。

在她眼里，前些年，系統中更多是出現了法律制度的進步。

2020年，國家九大部門共同建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學校、醫院、基層組織等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工作者，發現未成年人遭受、疑似遭受不法侵害時應立即報案。

刑法也對“同意”進行了修正。2021年刑法新增“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對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負有教育等特殊職責的人員，與該未成年發生性關系將被追究刑事責任。

但李瑩發現，人們的觀念并沒有隨之轉變：社會對于未成年人所遭受的性傷害，仍未形成一種共識與重視。

她見過辦案人員反復對受害者表現出質疑：“為什么當時不反抗？”“為什么要待這么久？”從而造成了二次創傷的出現。她期待更多司法機關能為未成年受害人營造出保護、信任的辦案環境，鼓勵社會工作者的介入、協助。

而“女童保護”廣西團隊的負責人張鈺哲告訴我，制度的執行不能僅僅依靠個體的自覺。

他的團隊正在搭建學校與基層部門的協同機制，形成一份紅頭文件，從而讓學校對強制報告制度的執行，從下至上有完整的鏈條。鏈條上每一個基層部門都有明文規定的報告義務，對應著更為嚴厲的問責機制。

張鈺哲說，更重要的是從源頭上，推動學校與家庭教育理念的變革。

他有些無奈，團隊給鄉鎮的家長發放過300份問卷。在問卷調查結果里，絕大部分家長仍然認為，孩子的教育是學校的責任。

但在升學至上的環境里，學校很難持續開展性教育、心理教育的課程，從而忽視了許多孩子的心理困境。一些孩子的內心深處關愛的缺陷，給了個別惡意侵入的切口。“好的教育，可能看不到短期的效果。”張鈺哲說，“這是一個漫長的、默默前行的過程。”

從當地回來后，我決定寫下這段故事。一些傷害本就不該發生，但發生之后，承認它的存在，不再遮掩地公開討論，或許才能推著更多人去填補系統的裂痕。

符晞生前的繪畫 圖源：受訪者

（文中除符馨予、農淳鈺、李瑩、張鈺哲，其他均為化名。實習生黃子睿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