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尚志》年度風尚作家——麥家

對于作家來說，看似單調的生活背后，也許是豐富的精神世界。每天早上，麥家雷打不動地步入自己的書房，開始一天的寫作。寫不下去的時候，他會隨機拿起一本書來閱讀。這些年來，他的閱讀范圍持續擴展，從文學延展到哲學、歷史、詩歌。

偶爾，麥家還會信步走進“麥家理想谷”。這家坐落于杭州西溪濕地的公益圖書館，常常座無虛席，人們在鵝黃色的燈光下讀書、發呆。在這片讀書人的圣地，用筆記本電腦辦公或者用手機上網都不被鼓勵，創辦者麥家認為，讀書應該專注，暫別外界紛擾。而當麥家出現在這里的時候，總會引發讀者一陣歡呼。

這是美妙的瞬間，書籍、文學成為橋梁，連接了讀者和作家。麥家構建了屬于自己的文學世界，這片奇妙的領地也屬于所有讀者。

人們對于文學的歡呼似乎已經是多年前的往事，80年代篤信文學純凈性的人也散落在天涯。今天，一些炙手可熱的作家偶爾也會出現在直播間，帶來一波波的銷售熱潮，文學似乎多了一些展現的空間和渠道，但在短視頻面前依然顯得過于嚴肅和莊重。

雖然麥家認為，文學自有它生長的空間，人們最終還是會選擇閱讀，但我無法抱有同樣樂觀的態度，因為今天，人們的大部分時間都消費在小小的手機屏幕上。人們無法忍受哪怕幾分鐘的無聊時光，人們渴求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愉悅，或者用幾分鐘了解一部電影、一本書，甚至是一部電視劇。

而文學太過于冗長或者沉重，你需要正襟危坐，跟隨作者走進一個嶄新的世界，通向那個世界的道路曲徑通幽但又漫長，那種探索的欲望在手機面前可能會立刻消失，因為你需要即刻的滿足，就像你能隨手拿起一塊巧克力立刻享受它的甘美一樣。

我有點狹隘地想，或許這些年來，麥家找到了一種方式， 既能取悅大眾， 又能將自己對文學的理解融入到作品中去。所以即便是滿足讀者獵奇欲的諜戰小說，他也盡量寫得不拘一格但充滿文學性，哪怕這種文學性會被人所忽視。

精雕細琢的構思被忽視或許也是表達者的宿命，但藝術家不能因此而放棄一次次刻骨銘心的嘗試。就好比，我問麥家：“為什么在《人間信》里會有這樣的句子：父親那一年不到40歲（38歲）。”

這種雙重敘述有什么意義？含糊與準確為什么并行不悖？麥家的回答是：“我在探索藝術的可能性，我故意將敘述剪碎，我故意讓讀者閱讀的時候沒那么順暢，我讓他們停下來思考一下，我為什么這么寫。我要讓語言更緩慢，讓情節凝滯一下，我要讓讀者的內心亮起來。”

但其實，麥家自己也不知道，他在文字中點燃的那星星之火能不能讓讀者的“內心亮起來”，但他必須不厭其煩地嘗試、推翻，再嘗試、再推翻，直到理想的文字浮現在他面前，雖然他也沒有一定能打動讀者的信心，但他知道自己在文學的征途上沒有退縮或者妥協。

就像法國作家福樓拜說的那樣：“你仰望到一座高峰，在半空中晶亮閃光，高得令人生畏：正因其高，引你去攀登。”

麥家一直在攀登，從早年的《風聲》《暗算》《解密》到名滿天下的《人生海海》，再到《人間信》，你能清晰地看到麥家傾盡心力探索文學的道路。只不過，諜戰小說因為影視劇的傳播力量讓讀者為其貼上了“通俗文學”的標簽，作家掩藏在故事背后的苦心孤詣很容易被人所忽視。

比如《解密》，這部被《經濟學人》雜志稱為“一部偉大的中文小說”不僅僅描述了數學天才的人生故事，更是深入探討了人與權力、集體的關系，其背后蘊含著深刻的宿命感。這部作品其實沒有過于復雜的情節，作家著力于嘗試新的敘述方式、解構人物命運，大量訪談錄的引入一方面增加小說的可信度，更重要的是，麥家讓敘述更加復雜、多變，對于讀者來說，這種寫作方式也許有點“不太友好”，但從美學的角度來看，確實是非常有意義的嘗試。也許更重要的是，在文學敘述層面的創新讓麥家信心倍增，他說終于意識到自己是“為寫作而生的人。”

即便認定自己的使命，麥家也沒有認為自己是“天才”。“《解密》1991年就寫完了， 2002年發表，其間被退稿了17次，也就是說我至少修改了20次左右。”他用“備受煎熬”來形容那艱難的、浮浮沉沉的十年。或許，那也是麥家人生海海的十年——人生復雜多變，充滿曲折，但依然像一往無前的小溪終將匯入廣袤的海洋。

結果當然是《解密》大獲成功，麥家也成為了炙手可熱的作家。此后的諜戰題材也開始被搬上銀幕，在讀者看來，麥家越來越成功，只有他自己知道，在故事的背后他還在努力構建一個更有吸引力的文學幻境。

比如人物的塑造上，麥家盡量避免臉譜化，在他的作品里你也少見能“拯救世界的英雄”。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很少描寫傳統意義上的天才和英雄，我更喜歡有點蠢的天才、有點笨的英雄。在我的作品里，你幾乎看不到他們無往而不利的人生，你也看不到他們高歌猛進的征程，你看到的也許是他們的弱點被放大、他們被命運所裹挾的在劫難逃。”

如果我們進一步思考的話，我想麥家試圖打破傳統文化中的“英雄觀”：一方面，英雄被樹立成楷模、典范；另一方面，社會又告訴我們“槍打出頭鳥”。對人“非好即壞”的二元論斷常常會抹殺人的最真實的復雜的本性；集體有時候又是一架巨大的絞肉機，將人的鮮活個性徹底閹割。

生活究竟是不斷拓展的行走，還是哲學家福柯筆下的“全景式的監獄”？這或許也是文學需要探討的問題，即便這些問題在這個時代被提出來顯得不合時宜。

麥家多次提到自己最喜歡的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有一部經典著作叫《小徑分岔的花園》，這是一個構思奇特、文字瑰麗的偵探故事，“小徑分岔的花園是一個謎語，或者說寓言，而謎底正是時間。”所以即便是偵探小說亦可承載強大的隱喻，追問人生、宇宙最本質的問題。

對于麥家來說，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是“類型作家”，當然他也不是“全能型選手”，他只是真摯地信仰文學創作以及文學的神圣性，并且努力拓展文學表達的可能性。

這個過程其實極為艱難，用麥家自己的話說，他不是那種“文思泉涌的作家”，他也沒法像作家莫言一樣，用幾十天的時間寫出50多萬字的巨著《生死疲勞》。他像文字匠人，抑或是文學征途中的苦行僧，只能一個字一個字、一種敘述一種敘述地持續打磨。他經常寫了刪，刪了寫。他對寫作環境極為苛求，為此他在杭州市郊的一座寺廟里“隱居”并且完成了《人間信》的最后一部分。

這個過程極為“隱秘”，即便是每天陪他在寺廟周圍散步、談論佛法的朋友也不知道，蝸居在這里，麥家到底在寫什么。

麥家在審視自己的童年、家鄉與成長經歷，而這些一直是他曾經不愿去面對的經驗。他曾經坦言：“面對自己的過去總有一種羞恥感。”或許是獨特的年代、特殊的家庭讓麥家有一個不堪的童年，也正是因為這樣的記憶讓他成為一個“不那么快樂的人”。

可是當你見到麥家的時候，又能感受到他是個“快樂的人”。在照片中，麥家總是給人以嚴肅的直觀感受，似乎不茍言笑，眼神堅定好像能洞穿你內心的想法。但當他坐在你面前的時候，空氣變得柔和起來，我們的話題也極為廣泛，從文學到日常、從故鄉到中國人的精神生活。

麥家總是說自己的日常生活極為單調。他每天會在固定時間陪孩子跑步、讀書，享受承歡膝下的美好人生。當他暫別文字的海洋之后，好像又能進入到另一個軀殼中。雖角色不同，但都是同一個自己。

一種角色變得模糊，另一個麥家就變得清晰起來。

但我還是認為，麥家的精神生活更為豐盛且波瀾壯闊。通過閱讀他的文學作品你會發現，麥家也許在進行著外人無法理解的殊死“搏斗”，和過去、和童年的自己。這樣的搏斗也不會有什么結果，更沒有庸俗的完美結局，這只是一場征途，也許永遠沒有終點。

有時候，麥家會回到故鄉，坐在院落里回憶自己的父親。他曾經提及，父親做過木匠（《人間信》里的父親也曾經從事技術工作），是村里“一把好手”。“如果我沒有離開家鄉，沒有開始寫作，也許我能成為一位木匠。”他甚至直率地說：“木匠的幸福感一定比作家要強。”

或許真的如此，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大部分作家都需要劈開冰封的內心，審視血淋淋的過往，倒是福克納曾經說過，文學要關注“心靈的古老真理和事實”，如愛、榮譽、憐憫、自豪、同情和犧牲等，因為這些普遍真理是使故事具有永恒價值的關鍵。

或許就是從《人生海海》開始，麥家開始在更遼闊的視野內探討這些“心靈的古老真理和事實”。作家莫言這樣評價這部作品：“人們總是對天才人物充滿敬畏，總是更愿意了解天才們的悲劇和喜劇，這也是麥家的小說能吸引大量讀者的重要原因。但《人生海海》，麥家和過去作別，回到童年、故鄉，那個生他養他的村莊。”

“作別”或許只是一個維度，事實上，在此后的寫作中，麥家也不斷折返，折返于故鄉，折返于童年，折返于記憶，然后再回到現實，回到麥家理想谷。“我們總是沉迷于文學的世界，其實文學要比生活更具有規則、規律。生活要比文學更奇妙、更荒誕。生活沒有常理，生活是黑客、是天外來客、是不明飛行物。”于是，麥家總要從生活中汲取素材、靈感，直面童年和人生。但作家熱愛沖突，他堅持認為人生無需與自己、生活和解，沖突、矛盾，甚至逃離才是生活的本質。

如此說來，麥家似乎與福克納有些相像之處，他們都熱衷描述心靈深處的沖突，也都沉迷于多種敘事方式以重新定義時間與文學。

想必很多讀者會有這樣的疑問：寫完《人間信》，麥家對于童年的不堪回憶釋懷了嗎？作為作家，也許麥家永遠無法釋懷，也沒有必要學著釋懷。解脫也不是表達者最后的追求。書寫或許真的能熨平傷痛，但我很想知道是否真的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