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新政府上臺、中美關系持續緊張的背景下，特朗普的執政理念、新崛起的科技右翼以及美國對華經貿政策是未來四年中美關系研究所不可忽視的重點。他表示，中美間的每一次制裁與反制裁都在向市場傳遞負面信號，施壓企業減少對對方產供鏈的依賴。脫鉤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本文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副院長，區域國別研究院副院長李巍接受《FT中文網》“中國學者百人百訪”欄目專訪內容，文 章來源于“FT中文網 ”，經濟外交學人”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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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怎么看待美國自特朗普第一任期至今持續快十年對華高關稅行為？如果說起初他設立高關稅包含對華的某種政治目標，他近期新加10%的關稅，那這種目標現在看是否已經實現？中美相互以高關稅報復，這一沖突螺旋這是否可持續？

李巍：特朗普是一個缺乏系統性執政思想的人，他不是一個邏輯自洽的理論家。特朗普最初決定對華加征關稅源自于他簡單的重商主義直覺，即長期的貿易逆差是美國財富的流失。第一任期特朗普還只是期待通過關稅解決中美貿易失衡的問題。到了第二任期，特朗普顯然是把關稅當做復興美國制造業的重要手段。而且越來越多的美國戰略精英都形成了一種共識，即美國在自由貿易條件下難以實現制造業的再崛起。曾經高歌猛進的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浪潮對美國本土產業生態形成了巨大破壞，在自由貿易的環境下，美國在工人素質、制造能力、制造成本以及要素稟賦等多個方面都無法與中國展開競爭。為了實現制造業復興，特朗普只能選擇通過關稅在中美之間修建一堵“墻”，這實際上反映出一種弱者思維。

關稅帶來的后果是長期而深遠的。一方面，美國對華高額關稅將導致中國制造的國際市場受限。近年來中國“內卷”的市場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企業逐漸丟失了美國市場，從而只能被迫開拓新市場以及挖掘國內市場。然而，新市場的開拓極其艱難，國內市場又漸趨飽和。在此背景下，關于“產能過剩”的討論引起廣泛關注。所謂“產能過剩”不如說是“市場不足”，中國此前是美國最大進口來源國，2018年“關稅戰”之后中國已經降為美國第三大出口國，在未來還可能進一步下降。

另一方面，“關稅戰”直接加劇了中國的對外產業轉移。為了規避關稅，中國的很多企業特別是對美出口導向型企業將產供鏈轉移到東南亞、南亞地區。繼中國工業崛起之后，目前正在出現“第五波”工業化浪潮，這很可能是中美貿易戰助推的結果。從這一角度來說，中美貿易戰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正面結果，它很可能有利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當然具體結果還需要時間來觀察。

特朗普認為過去對華20%的關稅發揮的力度還不夠，因而上臺伊始就新增了10%的對華關稅。在當前30%的關稅下中美一般性貿易要如何展開，這實際上非常令人憂慮。中國企業將被迫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轉向其他地區尤其是“一帶一路”地區，并且以更大力度開拓國內市場。對于中國政府而言，開拓國內市場、培育國內中產階級并發揮14億人口的巨大市場規模效應已經成為了前所未有的緊迫性任務。

問：你此前提出分析美國霸權走向包含了三個維度即外交、融資和創新能力。目前馬斯克及“政府效率部”(DOGE)似乎扮演了某種“破局者”角色，從審計角度造成聯邦政府機構動蕩；在國際層面，特朗普外交有更明確的功利性和交易性。這種內部的政治動蕩與外交風格的變化，對美國的霸權會帶來什么影響？

李巍：目前我們都在討論“特朗普沖擊波”，在對外方面，特朗普對加拿大、巴拿馬運河、格陵蘭島、加沙等問題進行了一系列表態，這些更多是噱頭，大部分難以成為現實。然而，目前特朗普采取的對歐“越頂外交”，即拋開歐洲、烏克蘭直接與俄羅斯達成妥協，在外交領域形成了巨大的沖擊波，并將對美國的國際形象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全世界都不再相信美國的“軟實力”以及“燈塔國”這樣的謊言，并且進一步認識到地緣政治的殘酷現實，對美國的理想主義期待徹底破滅了。

對于美國內部，最值得關注的是馬斯克在特朗普支持下成立的政府效率部，正以雷霆萬鈞之勢對美國政府機構進行大刀闊斧的“休克療法”，其第一刀就是直接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在我看來，美國政府的確需要一場“瘦身”。特朗普的舉動有點類似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的新保守主義革命，即拆散福利國家，激發市場活力，推行“小政府大市場”。兩者的邏輯一脈相承，但不同在于，特朗普和馬斯克都不是老練的改革家。改革不僅需要正確的方向，還需要高超的政治藝術和特定的政治環境。目前從美國國內極化的政治環境以及特朗普和馬斯克的政治稟賦來看，他們很難駕馭這樣一場激進的、規模浩大的政治改革。政治講究“成王敗寇”。如果特朗普的國內改革失敗，那么他會以“王莽式”的梟雄形象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如果改革取得重大成功，那么很可能激發美國的國家競爭力，有助于美國捍衛21世紀的全球霸權地位。

關于這場改革我的另一個思考是，馬斯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商鞅？秦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對秦國崛起發揮了關鍵作用，但商鞅最后卻結局悲慘。企業治理的邏輯不能簡單用于政府治理。目前來看，馬斯克的改革在美國國內已經激起了強烈反彈，特朗普和選民的蜜月期也肯定會結束，他和馬斯克的關系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微妙變化。他們的合作能夠持續多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這場改革最終是一場鬧劇、悲劇還是喜劇。

問：高關稅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實現基于規避關稅而帶來的外資對美投資效應。在特朗普新的執政四年你可否對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的走勢做個預判？包括電池和風能等產業是否會形成一個新的對美投資潮？還是基于中美關系惡化和美國新的產業政策(如特朗普傾向于顛覆、否決拜登的政策)而出現撤資潮？

李巍：美國政府對來自中國的直接投資態度很復雜，但總體上日趨負面。理論上，美國推行制造業回流，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大國，具有世界上最強大、最完善的產業鏈，美國應當歡迎來自中國的投資。然而，在美國目前“泛安全化”的背景下，其對來自中國的投資存在日益加深的恐懼，其直接后果是美國在過去幾年利用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大大加強了對于外商直接投資的審查，尤其是來自中國的投資。

我肯定認為不會存在一個中國對美投資浪潮。中美貿易戰以來，中國的對美貿易總額變化不大，但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卻發生了斷崖式的下跌。一些明顯有利于提升美國就業機會的投資項目也被美國政府、國會以各種理由阻擋。中國在新能源領域具有較強的技術優勢，但由于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戰略總體上支持傳統能源，中國新能源企業同樣不會出現對美投資浪潮。

那么是否會有撤資潮？實際上中國企業在美投資總額已經很少了，去年寧德時代的赴美投資計劃也遭遇多重阻礙，所以談不上出現大規模撤資潮。中美的經貿脫鉤正在發生，且在特朗普任內可能以更快速度向前發展。這種脫鉤首先發生在投資領域，呈現出雙向脫鉤的態勢，一方面中國對美投資出現了大幅下降，同時美國的跨國公司對中國也出現了程度不一的撤資。

問：最近，包括國內與國際的金價均創下新高，而黃金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作用與權重經常被忽略，你怎么看待黃金(儲備)在中美競爭中的分量與可能的角色？

李巍：黃金在現代國際經濟體系中已經沒有太多的實用價值，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黃金已經大幅退出了貨幣職能。但每一輪的金價上漲都是其貨幣屬性某種程度的重新回歸，它意味著全世界對信用貨幣的不信任和因此而來的避險情緒，這充分說明投資者對當今市場形勢的悲觀態度。這一悲觀態度主要源自于對地緣政治和美國國內政治現狀的擔憂，這也是國際市場對特朗普投下的一個重要的不信任投票。

由于美國在全球具有金融霸權地位，目前大量的黃金正在向美國流動，對這一現象我們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因為每一次危機反而強化了美國的金融地位。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大黃金儲備大國，黃金儲備是美元霸權地位的重要支撐。當年美元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加持之下成為全球霸權貨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持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黃金儲備，后來體系崩潰也是因為美國黃金儲備大幅流失。盡管目前不是中國政府增持黃金的最好時機，但中國作為一個具有貨幣抱負的世界性大國，應當從戰略高度來增持黃金儲備，為自身金融大國的地位提供信用基礎，并且以此獲得更多干預世界貨幣市場的杠桿，成為全球金融穩定的“穩壓閥”。

目前黃金的上漲不排除是美國的金融集團在進行套利操作，但整體悲觀的地緣政治和美國國內政治環境是本輪金價上漲的根本原因。黃金價格的上漲給2025年的開局蒙上了一層陰郁的色彩。大量資本涌入黃金本身就是低效的，因為黃金就如古董字畫或曾經的郁金香一樣，本身不會產生任何實際價值，這和投資教育、科技截然不同，投資黃金是沒有意義的金融游戲。因而，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上說，我并不樂見黃金價格的上漲。

問：美國興起了所謂的“科技右翼”，比如彼得·蒂爾、埃隆·馬斯克、大衛·薩克斯等，這些人物通過對科技跨國公司的控制并融合政治權力進而成勢，他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治理口號，你怎么看待這一群體的崛起？他們對中美關系的沖擊如何？

李巍：拜登在離任演講中提醒美國和全世界注意美國正在興起的科技-工業復合體，他的提醒當然十分重要，但我認為民主黨更應反思他們為什么丟掉了科技精英。你所提到的三個人都屬于以硅谷為中心的科技精英集團，而硅谷位于民主黨的基本盤——加州。這些科技精英大幅轉向共和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民主黨在2024年大選中的慘敗。

這一利益集團更貼切的說法是以人工智能和加密貨幣支持者為代表的小集團，并不能代表整個美國科技界。這一利益集團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猶如當年克林頓政府和以高盛為代表的金融投資機構共同形成的強大的華爾街-華盛頓復合體，是一股強大甚至令人生畏的力量。當前這個利益集團對世界的影響已經逐漸顯現。首先，他們正在美國乃至全世界推廣人工智能領域的“去管制”運動。大家可以看到萬斯在慕安會嚴厲批評歐洲對人工智能過度管制，認為這是歐洲落后之源，美國也拒絕在《巴黎人工智能宣言》上簽字。同時，他們鼓勵加密貨幣的發展。發展加密貨幣實際上和美國推行的制造業回流背道而馳，其類似于17世紀發生在荷蘭的“郁金香泡沫”，是一場新的金融賭博。人工智能和加密貨幣分別對既有的社會倫理和傳統的以主權貨幣為中心的信用體系造成巨大沖擊。美國的科技精英們正在掀開“潘多拉的魔盒”，將人工智能和加密貨幣兩只巨獸釋放出來，這對全球的影響和沖擊不亞于20世紀90年代金融領域的“去管制”運動。

中國應當如何應對？在20世紀90年代席卷全球金融自由化運動中，中國根據自身國情和發展階段保持了必要的戰略定力，才有了今日的發展成就。面對當前呼嘯而來的人工智能和加密貨幣去監管運動，我認為中國應當審慎評估，既不能盲目隨之起舞，也不能完全我行我素。

問：稀土礦及其加工品在中美競爭中的分量凸顯，中國在最近的對美關稅制裁中展現了系統且規模性的報復能力，你怎么看待相互制裁在中美產業“脫鉤”中的角色？稀土禁運作為中國政府的對美制裁工具，其韌性你怎么看？

李巍：對于中國和美國這種超大規模經濟體來說，很難指望依靠某個單一產業或產品對對方造成致命性傷害。正如美國難以單靠高端芯片管制殺傷中國經濟，中國當然也難以僅依靠稀土對美國造成重大打擊。兩國經濟都有巨大的韌性，都有應對制裁的調試能力。

但毫無疑問，過去十年來中美多輪的經濟戰正在成為惡性螺旋，推動這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從非常緊密的經濟相互依賴加速走向經濟脫鉤。中美之間的每一次制裁與反制裁都是在向市場傳遞負面信號，施壓企業減少對對方產供鏈的依賴。所以中美脫鉤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它是反市場力量發揮作用的結果。

現在看來，我們高估了自由市場的力量在國際關系中起到的作用。中美過去十年的政治經濟關系發展表明，在無政府狀態下，大國權力競爭仍然是主導性、支配性的力量。權力競爭會壓倒對市場效率的追求，這當然是一場大國政治的巨大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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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