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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常言：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在兵器并未出現實質差距的古代乃至近代早期戰爭中，在戰術層面上大量殺傷敵軍往往也意味著自身的重大傷亡，這似乎是一條不可改變的戰爭鐵律。然而在從古至今的戰場之上，仍然存在著一條百試不爽的制勝法寶，那就是提高軍隊的機動性，從而利用時間換取空間，在特定區域對敵形成戰略優勢，進而謀取全局勝利。

所謂戰機稍縱即逝，古今戰場上的眾多戰例就為我們詮釋了機動性的戰爭真理。

孫子兵法的實踐：以機動性取勝的吳破楚柏舉之戰

孫武在《孫子兵法·勢篇》中提到：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

這里所謂的“奇兵”制勝正是強調在敵人出其不意時通過“勢險而節短”的戰略手段來克敵制勝。孫武這位軍事大師對其軍事才略的著名實踐便是春秋末年的吳破楚柏舉之戰。

周敬王十四年（前506），楚國衰微，曾經的屬國蔡、唐自愿助吳攻楚。吳王闔閭遂與蔡、唐聯合進攻，以伍子胥與孫武為統帥，發動了“涉淮逾泗，越千里而戰”的決戰。戰爭打響后，吳國傾全國3萬水陸之師，乘坐戰船，由淮河溯水而上。此時吳國充分利用水道便利運送兵糧，最大限度減少了后勤補給壓力。楚人聽聞吳國水師西來之后，迅速向西回師駐防。

此時楚國境內東北向西南擁有兩道天然地理屏障：大別山與漢水。戰國時代陸軍以車兵與步兵為主，其作戰靈活性較差，而吳國水師西進則屬于逆流而上，速度更慢，因此吳軍在進抵淮汭（今河南潢川，一說今安徽鳳臺）后，孫武突然決定舍舟登陸，強調，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預料）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即放棄傳統作戰優勢而尋求提升作戰機動性，以“速兵”走“不虞之道”。于是，孫武領吳軍3500名精銳士卒為前鋒，迅速穿過楚北部大別山的大隧、直轅、冥阨三關險隘，避開了方城一線移動緩慢的楚國重兵集團，不出數日便挺進到漢水東岸，深入楚國腹地，也為后續吳軍主力推進掃平了道路，取得了先機。

在第二道地理屏障的對峙中，楚人智囊左司馬沈尹戍又針對吳軍快速機動性打法的弊端提出應對之策，提議由令尹子常率楚軍主力沿漢水西岸正面設防，他本人則率部分兵力迂回吳軍的側背遏制其后路進行兩面夾擊。這本是一個合理的應對方法，奈何令尹子常因貪圖功勞而貿然東渡漢水，最終在柏舉（今湖北麻城一帶）被吳軍徹底擊潰。面對楚國潰軍，吳人同樣充分利用自身機動優勢，以軍隊輪番沖擊楚國殘兵，先在清發水上半渡擊破楚軍，隨后又在雍澨（shì）（今湖北京山）擊破埋鍋做飯的楚人，以此對楚人形成精神與體力上的巨大威懾，使其不僅無法聚集形成戰力，更將恐懼傳遞給后方的楚軍。

楚人主力潰敗后，左司馬沈尹戍領兵回援，吳軍以逸待勞擊破了這支楚人的最后精銳。至此，楚人再無重兵，楚王倉皇出逃。吳軍乘勝渡過漢水，五戰五捷，直入郢都（湖北荊州），創造了騎兵時代之前步兵充分發揮戰略機動性的典型案例。

漢唐之際：騎兵帶來的軍事革命

兩漢時代，古代中國迎來了騎兵發展的黃金時代，以往與其他兵種混編作戰的騎兵開始大規模以獨立編制進入戰場承擔作戰任務。《史記·樊酈滕灌列傳》載：

“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

從漢朝開始，以匈奴等游牧民族為代表的統一的草原政權成為中原王朝不得不面對的重要敵人。習慣于“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的游牧民族不僅全民皆兵，而且沒有固定的城市居所，因而具有完全不同于農耕民族的快速機動性，他們經常利用騎兵能快速移動和靈活作戰的特點，實施游擊戰術，通過偵察、騷擾等方式在戰爭全時段削弱步兵實力，并在戰場上利用騎兵速度優勢快速實行穿插、迂回、分割殲滅等多種戰術手段，甚至能在短暫失利時化整為零，“作鳥獸散”，以最大限度保存自身實力。

面對游牧民族的巨大壓力，西漢王朝開始大規模儲蓄騎兵作戰潛力，一方面使民間大批量蓄養馬匹，另一方面不斷發掘培養騎兵作戰的將領。待到漢武帝時代，西漢王朝針對匈奴的大反攻便首次實現了農耕民族對抗游牧民族的巨大機動性優勢。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戰中，衛青、李息率領漢朝騎兵大舉出塞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從云中（今內蒙古托克托縣）向西迂回包抄，突然掩襲匈奴白羊王、樓煩王并一舉擊潰之，從而在匈奴主力反應之前橫掃整個河套平原。

在被后世稱為“張中國之掖，斷匈奴右臂”的河西之戰中，霍去病破天荒地采用外線大迂回的天才想法，將騎兵作戰的高度機動性發揮到了極致，先由今寧夏靈武渡過黃河，向北越賀蘭山，率兵深入浩渺無人的騰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在匈奴人毫無防備的狀況下繞道居延海（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北部），轉而由北向南，沿弱水而進，直插河西走廊腹心地帶，深入匈奴境內2000余里，徹底擊破渾邪王、休屠王兩大部族，將河西走廊納入中原王朝之下。數年后的漠北之戰中，霍去病更是帶領數萬騎兵絕漠遠征，渡難侯山與弓盧水（今克魯倫河），直抵匈奴漠北水草牧場的核心，擊滅匈奴左賢王主力，俘虜萬余人，完成了封狼居胥、禪于姑衍、登臨瀚海這一系列被后世視為無上武功的輝煌之作。

騎兵作為中國古代軍事作戰中實現戰場機動性的核心元素，自兩漢時代勃興后始終在戰場上保持著決定性的地位。魏晉以降，北方少數民族內遷，且馬鐙大規模運用于騎兵作戰，從而使騎兵作戰出現了輕重騎兵綜合作戰的多元化發展，使得騎兵的機動性作戰能力得以顯著提升。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大部分將騎兵建設放在首位，不斷強化軍隊的作戰機動性，除使用傳統的騎射突騎外，還強化了部分騎兵部隊的鎧甲配置。

如《水經注》記載：

“（石虎）簡練騎卒，虎牙宿衛，號云騰黑槊騎五千人。”

又如《資治通鑒》載

“慕容恪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陳而前。”

遼寧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一套南北朝時期甲騎具裝（泛指全副武裝的騎馬部隊），由面簾、雞頸、當胸、馬身甲、搭后與寄生等部分組成，有甲片三千，預計重量達數十公斤。這些重騎兵的配置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削弱了騎兵的機動性，但是實際上大部分重甲騎兵都配有輔兵與輔馬，平時戰兵不著甲輕裝疾行，抵達戰場關鍵位置后方才披甲發動致命打擊。

南北朝對峙的兩百年風云中，北朝騎兵時常以騎兵的高速機動性來對付南朝以步兵為主的軍隊。例如被稱為最后一位匈奴君主的北朝雄主赫連勃勃，就深諳騎兵機動作戰的精髓所在：

“吾以云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后，救后則擊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則游食自若。”

在對抗劉裕駐守長安的南朝軍隊時，赫連勃勃以“青泥、上洛，南師之沖要”，置“游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后“杜潼關，塞崤、陜，絕其水陸之道”，利用騎兵的高速進擊將劉裕集團的良將強兵困頓于長安孤城，最終盡數殲滅南軍，徹底斷絕了南朝收復中原的雄心。

到了隋唐時代，以高度機動性著稱的唐軍在整個北方戰場上取得了驕人的戰績，在平定高句麗、吐谷渾、東突厥、西突厥與鐵勒九姓的戰斗中，唐軍往往以騎兵快速突進實行斬首行動或利用步騎兵結合分進合擊，實現了對游牧民族軍隊的高效打擊。根據《通典》記載，唐朝一軍戰兵二百八十隊中，騎兵便占有八十隊，接近總兵力的30%，而其他弓弩手與跳蕩兵（偵查與襲擾）也多配有馬匹運送，至戰場方才下馬步戰。這種高度機動性的配置讓唐朝軍隊在作戰中可以完全達到與游牧民族同等的機動效率，卻又擁有高度嚴密的行伍號令部署，因而可以在戰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而正是以高機動性無往不利的唐朝軍隊，在鼎盛時期也曾經被吐蕃大敗于大非川，其原因正是唐軍機動性在青藏高原上的極度削弱。比如唐軍對吐蕃作戰必須選擇春末進軍，秋初回師，適合作戰時間僅有4個月左右，如此苛刻的作戰要求對唐軍機動性進行了巨大的限制。而在青藏高原的高寒天氣之下，行軍必須攜帶大量御寒衣物、足夠的糧秣與柴薪，因而必須有足夠的輜重部隊隨行，也就大大減緩部隊的行軍速度，這反過來又使得唐軍利用機動性實現速戰速決的戰略目標難以實現。唐軍深入青藏高原必須從湟水谷地進入青海湖附近，然后向南穿過大非嶺、積石山等亙古不化的冰山，這些山脈高聳入云，難以翻越，唐軍必須繞行曲折前進，而高原環境又導致唐軍素來擅長的運動戰法難以施展，于是造成了對吐蕃戰爭的致命弱點。

明清以降：熱兵器時代的機動性博弈

元朝以騎射立國，將騎兵縱橫迂回的大縱深戰法練到了爐火純青的高度。蒙古騎兵的輝煌戰例雖然不勝枚舉，但是概括而言，依舊是通過騎兵的高速機動騎射最大限度削弱敵人的有生力量，騷擾、阻斷敵方城池與重兵集團的后勤補給與交通線路，在疲敵困敵之際出動主力部隊（包括重騎兵）與回回炮等重武器，給予敵人最后一擊。

到了明清時期，火器的出現開始部分改變了戰爭的面貌，明朝初年的神機營便裝備了包括盞口炮、碗口炮、將軍炮、手把銃、神槍、快槍、單飛神火箭等大量火器，而明朝軍隊大規模裝備制式武器卻要等到嘉靖年間佛郎機人（葡萄牙人）造訪之后，來自西洋的鳥銃與紅夷大炮迅速被明軍仿制并批量配置于明軍。

看起來，火器的興起似乎能給戰爭格局帶來巨大的轉變，然而配備了早期火器的明軍依然無法彌補自身機動性缺失。在明清易代的著名戰役薩爾滸之戰中，明軍鳥銃所用的火藥受潮，無法正常擊發，而后金軍則借著明軍的火光，用弓箭精確狙殺明軍。不僅如此，后金軍于四日之內趁明軍西路軍、北路軍與南路軍分散遲緩的狀態，將其逐一擊破，集十萬之眾先后在多個局部戰場上形成優勢局面，而后分割殲敵，證明了早期火藥時代軍隊機動性的重要性依舊遠高于武器裝備的優勢。

就如同當時明朝士人所言：

“鳥銃固優于矢，但銃精則勝于用矢。銃具不如式，習之不精，反不如矢，而讓敵以長技矣。”

清朝建立后盡管十分重視火器，但是由于作戰對象水平與環境的限制，其技術水平更傾向于實用改造而非技術革新。比如面對18世紀末各地農民起義的狀況下，清軍仿效準噶爾所使用的贊巴拉特火炮制造了大型火繩槍抬槍，通過射程上的優勢來抵御叛軍。作為單兵武器的火繩槍與明代鳥銃并無二致，同樣用于城防、岸防的紅夷大炮則完全停留在17世紀歐洲前裝滑膛炮的水準。清軍這一武器水平也一直延續到了鴉片戰爭前夜。

在清王朝第一次正面硬扛歐洲近代化軍隊的鴉片戰爭中，傳統說法始終強調雙方在正面作戰武器上的巨大差距，但是實際上，當時英軍主力使用的長管陸戰款式褐貝絲燧發式火槍在射速上僅能達到3發/分鐘，在射程上甚至不及清軍的抬槍，僅在火炮層面具備兩倍以上的高精度射程。理論上，清軍如果能夠充分利用防御位置和人數優勢層層阻擊，應該不至于遭遇慘敗。

實際上，清軍在組織部署上巨大的機動性劣勢才是戰爭失敗的重要原因。當時清朝東南四省的駐防兵力加上臨時征調的部隊，總人數大概在25.8萬人，這對于英軍最高不過兩萬人的戰力依舊是十倍之差。然而，這種總兵力優勢卻并沒有在鴉片戰爭的戰場上得以體現。

首先，清軍看似雄厚的二十多萬兵力需要鋪滿整個東南四省的軍事重地與海上港口，只能被動防守等待敵人進擊而無法主動出擊，而英軍則可以利用大型風帆戰艦隨機在任何一個港口登陸作戰，以快速的機動運輸能力在某一個登陸點取得同等乃至于優勢的兵力。比如鴉片戰爭初期的定海清軍僅一千人，卻要面對英軍五艘戰艦與近千名士兵的突然襲擊。在次年（1841）的廣東沙角、大角之戰中，英軍1461名官兵與七艘戰艦重兵圍攻的兩座要塞的清軍守軍也不過千人。

清軍在重要點位投放駐守的兵力數量都不及英軍，其海防觀念還停留在分部扼守炮臺便能守住海防的陳舊思想上，對英軍強大的海上機動登陸作戰能力完全沒有意識，從而導致海上防守炮臺在遭遇英軍登陸后相互孤立，無法形成機動優勢兵力，從而被英軍各個擊破。比如歷史教科書上壯烈殉國的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將軍，在駐守靖遠炮臺時身邊僅有253名士兵，可見清軍海防部隊機動能力的極端薄弱。不僅如此，被清王朝作為海防要塞的各個炮臺在設置上經常偏重內河或固定面向某一方向，從而導致具有高度機動能力的英軍可以在炮臺的死角從容登陸攻占炮臺，讓其變成一堆無法使用的破銅爛鐵。

除了表面上的問題外，清軍深層的組織體系僵化更限制了其作戰機動性。例如，清軍各地駐防的營所承擔的防御職責極為刻板，相互之間常推諉責任，第一次定海之戰時，定海鎮總兵竟然強調自己：“專管巡防洋面，無守城之責。”坐視定海陷落。同時，由于清軍需要承擔地方治安管理與眾多運輸雜役值守的任務，因而一些地方的清軍定額往往實際不足一半，組織更是松散無法集中，一旦遭遇大戰勢必被各個擊破。所以，在面對英軍這樣完全不同以往的外敵時，清軍只有酌量抽調拼湊這個唯一的辦法，而這種抽調拼湊形成的部隊在戰場上往往更缺乏協作配合，難以形成合力。

當時英軍可以做到在短短數天之內依靠海運將軍隊從兩廣調至福建，而清軍依靠跨省調兵往往需要綠營步行三十天以上，清軍的行軍速度不僅比英軍要低十倍，甚至還要多花數倍的整裝銀、鹽、口糧與車馬周轉費用，而英軍的兵艦往往可以依靠機動性參與數次戰斗，不僅消耗奇少，且戰斗力相當于成倍攀升。

在機動性的角逐中，當年努爾哈赤在薩爾滸戰場上引以為傲的神速之箭，穿越了二百余年的大清盛世，在鴉片戰爭的破敗戰場上，正中大清道光皇帝的眉心。

參考文獻： 1.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2. 茅海建：《鴉片戰爭時期的中英兵力》，《歷史研究》 3.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22 4. 李筌：《太白陰經》，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7 5. [漢]班固 編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2

本文經“國家人文歷史”（微信ID：gjrwls）授權轉載。

作者 | 王凱迪

編輯 | 胡心雅 排版 | 齊開顏（實習）

校對 | 火炬 李棟 張斌 古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