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光庭（1880年6月—1962年6月）

我的祖父叫葛光庭（1880年6月—1962年6月），他又名光廷，字靜岑，安徽省蒙城縣人。畢業于安徽武備學堂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六期炮科)。同盟會會員。祖父歷任保定速成學堂炮兵科戰術教官、熱河陸軍兵備處總辦、大通安徽軍政分府司令、陜西督軍參謀長兼第四混成旅旅長、廣州(孫中山)軍政府參謀部參事、參謀部第一局長、中山先生派駐湘省代表、大元帥大本營高級參謀、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東北易幟時為張學良的談判代表、中山先生奉安南京時為東北方面迎櫬與送 櫬 代表、及任參謀本部次長等職，最高軍銜中將。在鐵路方面歷任隴海、平漢鐵路局長和 膠濟鐵路管理委員會委員長 等職。 抗戰勝利后參與在華日本僑民遣返工作。

一、葛光庭與孫中山先生

1904年，祖父葛光庭于安徽陸軍武備學堂畢業。因學習優秀，被選拔為留學日本的人選。1905年3月，他由安徽巡撫署官費保送日本留學，先入日本陸軍振武學校，主要學習日語和日本軍事課程。完成預備學業后，照例須填寫志愿，交由振武學校轉呈日本陸軍省，由陸軍省考核后審定為“炮科”，按照規定，祖父繼入日本陸軍聯隊炮兵大隊實習。在此基礎上，祖父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炮科學習。此時孫中山先生正在日本宣傳革命思想，建立“中國同盟會”，號召留學生參加革命，推翻滿清政府，祖父接受孫中山先生的理念，加入同盟會，追隨中山先生。

1909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回國后，祖父初任保定速成學堂炮兵科戰術教官，不久轉任北京清政府陸軍部軍學處科員，軍制司科員，熱河陸軍兵備處總辦等職。期間，他不忘同盟會的政治綱領：“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繼續傳播革命思想。之后祖父秘密回到安徽，參與并領導了安徽的光復軍事活動，1911年10月，武昌首舉義旗成立湖北軍政府，在湖北勝利的影響下，安徽省革命形勢高漲，迅于11月8日宣告獨立，祖父在光復省城安慶時頗著功勛，被舉為大通安徽軍政分府司令。

1915年（民國四年）至1916年（民國五年）間，孫中山先生相繼發布《討袁檄文》、《討袁宣言》和《第二次討袁宣言》，時任陜西督軍參謀長（后兼任第四混成旅旅長）的祖父積極響應中山先生號召，聯絡和組織陜西、甘肅的革命力量。時族親葛昆山（字玉齋）受中山先生之命赴陜西游說陸建章，游說難成，為保萬全，祖父將玉齋先生留居府邸，并作介聯合商震、趙開運、劉繼光及安徽籍中下軍官驅陸。

1916年（民國五年）3月22日，張匯滔、田桐致孫中山函，言及此事：

“中山先生大鑒：敬啟者，葛君昆山奉命入陜后，數來函報告，云陜事甚佳。昨復特派馮岷源君來鄂報告一切，覺陜中勢力異常完善。而甘肅方面，業經葛靜岑派馬經西前往，連合指日可成。（葛為昆山叔祖，系舊同志，現任陜參謀長，此次主張革命頗熱心）第非得有巨款不為功。滔等伏思陜甘兩省關系鄂皖至為密切。蓋鄂省一下，勢必進規中原。若得陜甘之師東下，則會師河洛，直搗燕晉，其勢有如破竹，而大局一舉可定矣！除由滔等立即修函，連同葛君報告一并交由馮君，俾伊星夜持赴滬上與英士接洽外，用特函懇先生請將關于款項及計劃方略等事從速主持，指示一切，是所切禱。耑此肅呈，即頌 籌安”。

1918年（民國七年）祖父南下，任廣州（孫中山）軍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部參事。祖父與趙恒惕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同班同學，趙時任湘軍總司令，1921年（民國十年）6月孫中山委派葛光庭為駐湘省軍事代表，1922年（民國十一年）2月2日《申報》發表一篇題為“湘鄂局勢之嚴重”來自漢口的通信：

“西南聯軍北伐近已成為事實，據湘省傳來消息，西南用兵方略系分兩路，以主力軍攻鄂同時分兵圖贛，刻粵軍侵入永州者在一師以上，李烈鈞部則擬由湘南繞攻贛西，俟大隊開到兩路即同時攻擊，刻下砰石、衡州，兩處正設兵站，并定聯軍大本營設在衡州，已于衡州城內尋覓房屋為孫入湘時行轅，是南北決裂以為不可避免之事實，惟湘省介于南北之間，其態度如何，極為一般人所注意，孫于粵軍動員時先派呂超、葛光庭、凌毅然三人為代表與湘趙協商北伐進行，湘趙以于吳佩孚先有成議，岳州直軍又逼近其肘腋，因之顧慮多端，不敢顯有表示，一面授意于湘省各團體，請呂代表體念湘省迭遭兵燹，轉懇孫氏勿假道于湘，并電桂林，聲述湘民困苦情形，務必終止粵軍入湘。最近蔣作賓也奉命到長，游說趙氏贊助北伐，仍為趙氏所婉謝……”

趙恒惕致函孫中山大總統函【中國國民黨黨部典藏（臺灣）】

面對如此局面，祖父為避免孫中山先生與趙恒惕之間產生更大的間隙，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于是建議趙恒惕直接致函孫中山并代為轉呈
，同時趙恒惕也請祖父將湘情向中山先生一一面陳。1922年（民國十一年）3月29日，趙恒惕致函孫中山大總統，4月祖父離湘并攜趙的書函返桂林繞道入覲中山先生。書函送達大元帥府，當時并未見到中山先生本人，孫中山先生在閱信函后批：“約來見，然后作答”。之后，祖父如約覲見，向中山先生陳述湖南省的一切，并談及自己的看法。

祖父的陳述是有效的，由于1922年（民國十一年）6月陳炯明發動兵變，炮轟總統府和越秀樓，中山先生被迫離開廣州來到上海，直到1922年（民國十一年）的8月30日孫中山先生才回信函給趙恒惕，孫中山總理函稿題為《陳炯明叛變后致趙恒惖勗為國奮斗函》記載，

“炎午總司令大鑒：葛光廷君持來大札，備悉壹是。湘省于饑饉之余，不勝東道，苦情悉見，北伐改道，職此之由。何圖陳逆竟作內奸，弄兵肘腋，成功之毀，固深足惜，綱紀之壞，尤所痛心。假借聯省自治之名，成串盜分贓之實，事誠如此，國豈可為？文刪日宣言，對于粵變經過及國事主張，悉有敘述，諒經瀏覽，所愿同道勿避難，益加奮斗。稔亂頻年，人求詭遇，非負實力者大澈大悟，亂猶未艾，卓見當亦云然。盡書多勞，至殷慰問。此頌籌綏。”

來自《國父全集》

中山先生信函中表示，祖父所陳的一切具已獲悉，“湘省于饑饉之余，不勝東道，苦情悉見，北伐改道，職此之由”聊聊數語體現了對湖南省民眾苦情的體恤，對陳炯明的叛變行為幾近加以“痛罵”，稱其斷送了革命，同時旗幟鮮明地反對聯省自治，稱“假借聯省自治之名，成串盜分贓之實”。提及“國事主張，悉有敘述，諒經瀏覽”，希望趙不要規避困難努力奮斗。1923年3月，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正式成立，這也是孫中山第二次建帥府于廣州，11月23日，孫中山發布大元帥令，任命葛光庭為大本營高級參謀。

1929年6月孫中山先生奉安南京，張學良指派祖父葛光庭等3人為迎櫬和送櫬代表參加典禮。

來自《新中華報》

5月23日是北平舉行移靈公祭的第一天，從上午10時起至下午1時，先團體祭奠，后軍政界祭奠，碧云寺附近迎櫬大道、住宅均一律下半旗致哀，公祭儀式秩序依次為：齊集，奏哀樂，行三鞠躬禮，獻花，奏哀樂，禮畢。

5月26日凌晨1時，舉行靈櫬奉移典禮，靈櫬在宋慶齡、孫科和迎櫬專員護送下，于下午4點35分從北平起程去前往南京，葛光庭代表東北方面參加了迎櫬、移靈公祭等典禮，恭送中山先生最后一程。

二、“東北易幟”中的葛光庭

東北易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發出通電，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以青天白日旗替換五色旗，維護了國家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挫敗了日本軍國主義掠奪、肢解東三省的企圖，增強了中國抵制日本侵略的力量。

張學良是和平談判、東北易幟的推動者，而祖父葛光庭則是達到東北易幟目標的執行者之一。在第一次北伐戰爭的1921年，祖父即為孫中山派駐湘省軍事代表，與趙恒惕協商北伐事宜，后任孫中山大元帥大本營高級參謀，可謂南北雙方高度認可的老資格人物。

東北易幟過程中，祖父以張學良的代表身份與南京方面進行了談判，期間兩次面見蔣介石。1927年(民國十六年)的五、六月間，他在上海停留一個月與南京國民政府反復密商，形成框架，確定易幟的辦法，為祖國統一不遺余力，為最終簽訂協議，實現東北易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東三省易幟之事，從1927年(民國十六年)春即開始接洽，其經過共分九個階段，直到I928年(民國十七年)12月29日宣布易幟。祖父作為張學良的代表，參與了第一、第四和第五階段的談判。

第一階段

1927年(民國十六年)春，北伐軍占南京，吳佩孚兵敗。此時張學良與韓麟春的軍隊在鄭州，馮玉祥誓師五原，閻錫山通電就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一職，惟張作霖仍以安國軍總司令名義在北平發號施令。

張學良、韓麟春看清形勢，愿意服從國民政府，共圖建設，張學良秘密派遣祖父到南京接洽。韓麟春與祖父是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同期同科同學(六期炮兵科)，祖父在廣州(孫中山)軍政府任職多年，在南京政府方面有不少熟人。但此接洽事關重大，仍須擇一可靠之人與蔣介石聯絡，二人相商何成濬為最佳人選。何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同盟會會員，曾與祖父同在廣州軍政府工作過，這是其一；其二，早在1922年韓麟春奉張作霖之命數次面見孫中山先生時，就是通過何成濬聯系的。于是祖父攜密函交由何成濬轉達蔣介石，密函稱服從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收到密函后，蔣極為重視，1927年(民國十六年)5月27日密電楊嘯天：“葛光庭及謝國光等可請專來寧一敘”。

祖父在上海一個多月，與南京方面進行密商，其間兩次面見蔣介石。蔣接見時提出：1.政治上服從三民主義；2.軍事愿以誠懇態度，促成奉方從新的方面做去。還稱:“中國之事須以中國國民之意見解決之，如果北方能脫去軍閥帽子，則寧方不但津浦一線愿意無條件停戰，即進一步讓出蚌埠、浦口，亦未嘗不可。”有關易幟辦法已分別約定，祖父回到鄭州，張學良和韓麟春看了易幟辦法以后，極為贊同。

閻錫山與祖父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同期同學，私交甚篤。在東北易幟談判過程中，祖父與閻錫山保持溝通，在奉晉之間積極斡旋，以減輕奉軍的壓力。

來自《申報》

1927年9月24日的《申報》報道，張學良派出總參議葛光庭赴晉與閻共商時局。與奉方關系甚密曾任國務總理、陸軍總長的靳云鵬，也草親筆函2000余字，托祖父帶晉致閻。當然此次太原之行是得到張作霖認可的。9月26日三時，張傳祖父入府。祖父首先向張陳述自己的意見，張除嘉勉外還囑其訊速啟程，以期實現奉晉合作。28日上午，祖父攜張學良親筆函赴太原。當年世界日報對此進行了報道。

舍我紀念館《世界日報》

再說韓麟春見到易幟辦法不僅滿意，還密赴太原訪閻錫山，并委托其代辦旗幟。由于事不機密，被張作霖探知，急召張學良和韓麟春回北平，同時電召吳俊陞、張作相、孫傳芳、張宗昌等舊派要人到北平，舉行會議。舊派勢力大，而楊宇霆則以先軍事后政治之說，周旋于新舊兩派之間，易幟之事被擱置。祖父對此痛心不已，1927年10月3日（民國十六年十月三日）《世界日報》第二版以 “和平難” 為題發表祖父的談話：

“余年來兩到太原，對于和平運動，確已聲嘶力竭，百川此次表示意見，亦極誠懇，記得最后一次余曾云，張（學良）韓（麟春）以晉省十六年未受軍事影響，一切成績俱在他省之上，奉誠羨慕愛護之不暇，絕無××，只要晉一意注重自治，奉亦不要求晉加入，受軍事上拖累。百川謂晉亦希望奉方蒸蒸日上，言猶在耳，思之慨然。關于調停一層，據各方報告消息已到難通程度，無從著手。余本居第三者地位，對任何方面，絕無偏袒，余年來不辭跋涉，并往返寧晉，其最大愿望在謀全國妥協，最小愿望在保持北方和平，今竟事與愿違，可謂太息，至奉方軍事計劃如何，余系局外人，自不便有所參與，無從奉告云。”

第四階段

濟寧一戰，張作霖、孫傳芳聯盟瓦解。而此時楊宇霆為奉系軍三四方面軍團長，其并非迷信武力之人。就任軍團長后，請祖父赴保定參贊，也有停戰之意。不久濟寧被國民革命軍攻克，奉軍大為震動。此時張學良又密派祖父到上海，拜訪何成濬，協商補救辦法。何成濬說介公(蔣介石)以總理遺定國，絕無對人問題，凡我國人只要能皈依三民主義，決不追咎。事已至此，應急電漢卿(張學良)、鄰閣(楊宇霆)迅讓出北平、天津，退守灤河，以圖善后。祖父隨即轉電張楊，二人表示認可。而張學良更愿意此時易幟，但遭張作霖的反對。

第五階段

1928年3、4月間，張楊二人再派祖父南下上海，拜訪何成濬協商和平事宜。不久保定被北閥軍攻克，震撼北平和天津兩地。張學良數次電告在上海的葛光庭，要其敦促何成濬北上和談。此時北伐軍在山東境內進展順利，軍隊推進到濟南。日本軍國主義擔心中國一旦統一，就不能任日本肆意侵略，于是竭力阻撓北伐戰爭的進行。

1928年5月，日本以保護僑民為名，派兵進駐濟南、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準備用武力阻止國民革命軍的北伐。當北伐軍于五月一日攻克濟南后，日軍遂于五月三日派兵侵入國民政府外交部山東交涉公署，遭到交涉員蔡公時嚴正怒斥，日軍殘忍地割去蔡公時耳鼻，然后槍殺，并將交涉署人員全部殺害。日軍在濟南城內肆意焚掠屠殺，造成民眾死傷達一萬多人，史稱“濟南慘案”，慘案震驚中外。

舍我紀念館《世界日報》

楊天石教授在《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中稱，“濟南慘案”發生，民族大義推動和談再啟，南京的國民政府和北京的安國政府分別向日本提出抗議。上海總商會致電張作霖、張學良父子：

“當此國難已臨，計惟停息內爭，集合全力，以御外侮，庶彼方無機可乘，然后付諸公論，以求最后解決。”

駐歐全體公使致電外交部：

“日本啟釁山東，屯兵調艦，居心叵測，大禍當前，南北兩方，同時抗議。對外既能一致，內爭奚啻燃萁！應請當局速決嫌怨，立息戰爭，同御外侮，以紓國難。”

大敵當前，蔣介石也有通過和談解決問題的意向，南京方面提出：“奉張出關，并希望奉方加入政府，共定中原，藉以解決外交”，葛光庭已經獲悉奉方要人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其將南京國民政府的條件急電張、楊，二人接電后認為可以協商，并聲明愿意和平退出平津，但須妥為交接。

何成濬因前方軍事吃緊，報告蔣介石后，南京國民政府派孔繁蔚、尹扶一隨葛光庭北上，先繞道青島，約邢士廉由海道（取道天津）于5月30日密達北平。下車后即拜訪張學良、楊宇霆進一步說明南京政府條件，張楊極表贊同，乃密電張作霖勸其主動讓出平津，張作霖堅不出關。無奈張楊二人假借下級軍官反戰為由，并暗中撤退，張作霖迫于形勢于6月3日出關，平津之事交張學良楊宇霆會同孔繁蔚等交割一切。此前唯有孫傳芳始終堅持主戰，張作霖不由得發出感嘆，孫乃真是我兒子，學良非吾子。

日本人為奪取東北，一手策劃了皇姑屯事件，6月4日張作霖被炸，一時生死未知，奉軍出此重大變故，原由張學良、楊宇霆會同孔繁蔚等交割一切，改由祖父負責，一則6月6日“孔繁蔚葛光廷等赴南苑接洽，約晉軍今晚明晨入城，鮑旅擬明日出城”的消息，直到6月10日才見報。

來自《時事新報》

張作霖的死，可謂“國仇家恨”更堅定了張學良易幟的立場，1928年7月1日通電全國愿意服從國民政府，此后東北易幟的步伐加快，12月29日通電全國“東北易幟”。

三、保護文物免遭流失海外

父輩常回憶，祖父任膠濟路委員長時，曾成功處理了一起日本人偷運國寶的事件，并使祖國珍貴文物免遭流失海外。但我們幾乎沒有看到有關于這段往事的記載，為此我們多年來一直努力找尋，試圖還原那段歷史，一直未果。

2019年10月我查閱“舍我紀念館”典藏民國時期的《世界日報》，終于有了發現，結合臺灣“國史館”的史料，我將這段往事記錄下來。

1930年（民國十九年)11月22日，祖父被任命為膠濟鐵路管理委員會委員長，1931年1月20日晨抵達濟南蒞臨視事。

1月29日，青島舉行膠濟鐵路接收八周年慶祝典禮，新任委員長的祖父以大會主席身份作了講話，他指出：

“作事以人才為重，決不輕易更動，各位安心于服務，不必寅緣請讬等”，旨在穩定人心，讓全局司職員工忠于職守。

5月19日，膠濟鐵路青島站貨物運輸檢查人在查驗5月18日從濰縣運至青島的貨物(共計七箱)，貨物票標為玉器石，發貨人和收貨人均為名曰大田的日本人，工作人員按照規定例行開箱查驗，殊料實際貨物與票標所示大相徑庭。

這里正在查驗，那邊日本人已經獲得消息。一時間日人不斷前來游說、阻擾。稽查部門既怕得罪日本人，更不想放行。因為1923年膠濟鐵路主權雖收歸中國，但依據協議會計處等部分重要部門依然由日本人參與工作，日人對膠濟鐵路仍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所以名曰大田的日本人經過考量之后才選擇通過膠濟線將貨物運至青島再由海路運往日本。最后檢查部門將此事呈報祖父，請示定奪。

祖父接報后，親臨現場察看，察看后，他斷定這批貨物絕非一般。祖父在東北時就與日本人打過交道，就任膠濟鐵路管理委員會委員長之前的1929年5月，何成濬電請南京總參謀長何應欽由祖父作為接收委員前往濟南與日人交涉，接收日軍占膠濟截留直魯軍和國民革命軍的槍械，因此他對山東的情況已有相當的了解，在處理涉日問題自有辦法。

藏臺灣國史館

他當即決定暫予以扣押貨物，為確保七箱貨物萬無一失，他并指令鐵路警察署武裝守護。祖父一回到辦公室，即電話向青島胡若愚市長通報了情況并商量處理方案。青島市長胡若愚與祖父的交往并非一日，可以說是老朋友了，3月上旬胡市長剛從沈陽公干二周后歸青。

藏臺灣國史館

民國時期文物歸口國民政府教育部管理，胡若愚了解情況后，先電告山東省教育廳，要求鑒定此批貨物的性質。

山東省教育廳接報后，決定由省立圖書館派出專家進行鑒定，當場確定系國寶級文物——秦漢磚瓦。

聽聞此信息，膠濟鐵路局方面明確表示，茲事體大，辦理須以往來公函為憑。

山東省立圖書館于是先行以公函形式聲明，此磚瓦為全中國現存古代磚瓦之精萃，請務必予以扣留，請山東省教育廳出面電請青島市和膠濟鐵路管理局辦理一切。

5月22日，膠濟鐵路管理局電告省教育廳：濟南站轉山東省教育廳何廳長勛鑒，據報本月十八日由濰縣站運到青島木箱七件，貨票填列為玉器石，發貨及收貨人均為大田，驗系碑碣二件，漢磚瓦五箱，確屬珍品，除暫扣留并通知青島市社會局，開會討論處理辦法外，特達查照，派員來青接洽。膠濟鐵路管理局養(二十二日)。

“舍我紀念館”《世界日報》

祖父考慮再三，認為處理此事必須慎重，當即電告鐵道部，并明白交待屬下就地封存24小時，并進行武裝護衛，沒有鐵道部的指令不得辦理，不就文物歸屬問題與日本人談判。祖父來了一個閉門謝客，實為高招。

再說鐵道部接到膠濟鐵路管理局的電報也不敢怠慢，轉咨教育部及行政院辦理。

5月23日山東省教育廳備公函二封，分別致膠濟鐵路管理局和青島市，并由教育廳檢定委員會常任委員吳景壽攜帶至青島。至膠濟鐵路管理局第六八四號公函：

“養電奉悉，本廳前據報告，濰縣高氏藏秦漢磚瓦，私售與日本人，秘密運往青島等語，業經電請青島市政府暫行扣留在案，準電前因，查前項古物，為本國著名珍品，現在國內已不多視，既經貴局發現，有移轉外人確據，依照中央頒布之古物保存法第六條之規定，應即全部沒收，除電呈教育部并函達青島市政府外，相應指派廳員吳景壽持函往謁，即希查照，賜予協助，押運來濟，俾發交省立圖書館附設之金石保存所保管，以垂之永久，而供研究，至級公誼。此致膠濟鐵路管理局。”

致青島市政府第六八三號公函：

“查本廳前據報告，濰縣高氏藏秦漢磚瓦，私售與日本人，秘密運往青島等語，當經電請貴府設法嚴行扣留在案，頃準膠濟鐵路管理局養電開，（據韓云云接洽）等因，準此，查前項古物，為本國著名珍品，現在國內已不多視，既經發現，有移轉外人確據，依照中央頒布之古物保存法第六條之規定，應即全部沒，除電呈教育部并函復外，相應指派廳委員吳景壽持函往謁，既希查照，賜予協助，押運來濟，俾發交省立圖書館附設之金石保存所保管，以垂之永久，而供研究，至級公誼。此致青島市政府。”

同日山東省教育廳何思源廳長電告教育部：

“南京教育部鈞鑒，準膠濟路局養電，扣留自濰縣運來之秦漢磚瓦及碑碣等七大箱，係私售日本人，秘密圖運出口者，職囑即派員往商辦法等因，除依照古物保有法第六條之規定，即日派員赴青沒收，并押運來濟保管外，謹先電呈。山東教育廳長何思源叩漾”。

秦漢磚瓦交接啟運至濟南的工作正由膠濟鐵路管理局、山東省教育廳和青島市政府三方緊鑼密鼓地進行協商辦理。

“舍我紀念館”《世界日報》

高慶齡，字南鄭、叔余，號古雪書莊主人，山東濰縣人，金石學家，尤精古印。其子高鴻裁受父親的影響，同樣精于金石之學，父子前后收集秦漢磚瓦七百余方之多，此次被扣留的文物就是山東省濰縣高氏父子收藏的秦漢磚瓦，是全國陶類中之唯一國寶，出有專書——《上陶室磚瓦文捃》 ，價值“實無異連城之寶” 。

至于高氏后人為何要出售這些文物，當年的《世界日報》僅以“高慶齡其之后裔某，不能承繼先人衣缽，竟將此項秦漢磚瓦全部售於日人”等寥寥數語示人。全部收藏之品僅以二千五百元大洋出售給日本人，合伙人（中間人）得九百大洋，高先生后裔僅得一千六百元大洋，可能也是高氏后人遇到困難，迫不得已而為之。《世界日報》稱這些秦漢磚瓦為“無上之珍品”，之后連續數日以題為《秦漢磚瓦及刻像詳紀》加以報道。

“舍我紀念館”《世界日報》

再說省教育廳急于將國寶啟運至濟南，但膠濟鐵路管理局未奉鐵道部命令不敢放行。何廳長只得再電教育部，6月12日教育部電告省教育廳，“已轉咨鐵道部迅電路局付運”。在膠濟鐵路管理局、山東省教育廳和青島市社會局三方共同監督下，用教育部寄發的20張封條對七箱文物進行加封，十三日啟運，但遭到日人車務處長加賀山學的阻攔，于是山東省教育廳工作人員面見祖父，尋求支持，最終膠濟鐵路管理局出面干涉，加開專列，明命沿途各站武裝護衛，以確保安全運至濟南。

日本人在祖父那里吃了閉門羹，但仍然不死心，得知寶物已運至濟南，大田又赴濟交涉要求退還，日本駐濟南領事西田畊一出面，于六月十六日到省教育廳拜訪廳長何思源，交涉秦漢磚瓦，稱該瓦系私人買賣性質，中國不應沒收，請求發還，何廳長以“系奉部令準予辦理，無法退還”給予拒絕，日本領事悻悻而去。不久秦漢磚瓦在濟南公開展覽，一時盛況空前，市民爭相一睹。

日本人自知理虧，要想占有“秦漢磚瓦”已經無望，但又不甘心，于是不斷交涉，連日本駐中國大使也出面與國民政府外交部進行交涉，直到將近四年以后的1935年3月，外交部向山東省政府提出：“按照給價補償之辦法，迅速就地磋商了結”。最終教育廳與日本駐濟南領事商定，以原成交價二千五佰元為準，酌給日本人相當的補償，以資了結，并經山東省政府第三百八十六次政務會議議決通過。至此，處理日本人偷運國寶事件，在歷經近四年之久終于塵埃落定。

作者葛平章為辛亥先賢葛光庭之孫

本文作者：葛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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