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格爾·索爾蒂（Ingar Solty）

德國羅莎·盧森堡基金會高級研究員

? 常杰(譯)、郝煜東(校)

【導讀】當前愈演愈烈的世界性危機到底是什么性質的危機？其歷史演進過程到底是怎樣的？我們是否能夠避免一個新集團對抗的未來、進而避免墜入各種無可挽回的危機？2008年以來，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接連爆發，全球經濟脆弱性激增，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政治環境劇烈惡化；與此同時，美國霸權衰落、歐洲右轉、新興國家崛起，新冷戰的火藥味日漸濃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正迎來變革調整期。毫無疑問，我們再次站在了世界歷史的分岔路口。

本文是一位歐洲左翼思想家對我們所處時代作出的犀利診斷，包括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成因、全球地緣政治形勢的癥結與危險、世界秩序的未來走向。作者指出，當代面臨的系統性危機包含六個相互獨立、但又彼此影響的維度：經濟領域(過度)積累帶來的全球性危機；社會再生產危機，有時會表現為性別關系危機；社會凝聚力危機；代議制和自由主義民主的危機；生態可持續性和氣候變化的危機；世界秩序和美國霸權的危機。“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文明崩潰的可能性從未如此之高。”與此同時，在資本主義危機與世界地緣政治格局重塑的大背景下，新集團對抗的危險，以及中美之間、“西方”與“南方”之間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危險已經十分嚴峻。????

本文指出，要解決各種急迫的全球性危機，必須防止新集團對抗。鑒于實現這一目標的有利與不利因素，本文強調：必須意識到歐盟的戰略性地位，利用國際上各種有利條件，建立適合未來世界政治格局的新的和平共處方式。本文基本上代表了歐洲左翼對世界局勢的看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特此刊發。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6期，原題為《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與新集團對抗的風險》，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與新集團對抗的風險

▍論一

對人類來說，21世紀是一個關鍵時期。這一時期將決定人類是否能作為文明繼續存在，以及人類能否在地球上可持續地生存下去。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文明崩潰的可能性從未如此之高。世界正在跌入一個新的時代，它將充斥著大規模貧困、社會動蕩和暴力、資源沖突、地區分裂、流離失所、戰爭、部落主義以及野蠻化。

▍論二

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資本主義就已陷入了持續性危機。如果未來的歷史學家談到我們所處的時代，大概會認為這是一個被漫長危機籠罩的時代，就像我們談論1873年到1896年那場漫長的大蕭條一樣。2007年的金融危機，2010年的歐債危機， 2015年的移民危機，隨后，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烏克蘭危機與加沙戰爭，危機持續不斷。全球資本主義面臨的持續性危機包括六個維度：經濟領域（過度）積累[(over-)accumulation]帶來的全球性危機；社會再生產危機，有時會表現為性別關系危機；資本驅動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和福利國家式微相互作用，進而導致的社會凝聚力危機；代議制和自由主義民主的危機；生態可持續性和氣候變化的危機；世界秩序和美國霸權的危機。2007年以來，全球性危機之所以持續不斷，正是因為這些維度中每一個都潛伏著劇烈的不穩定因素，相互之間還會誘發連鎖反應。每當一個具體的危機看似已被控制住，它又會在來自其他方向和維度的危機的影響下被重新點燃。因此，全球金融危機不僅揭示了金融化作為經濟增長引擎的脆弱性，還暴露了將金融化作為處理尋求高利潤投資回報的剩余資本的渠道的缺陷。新冠疫情同樣也揭示了離岸外包、全球準時化生產和新自由主義醫療政策的脆弱之處。

▍論三?

21世紀主要的沖突就是美中之間的對抗，這場對抗已經對國際社會產生深刻影響，甚至已經波及到了國際生產和社會再生產的微觀層面。這場斗爭發生在衰落中的美帝國和崛起的中國與世界南方國家之間，美中兩國針對高科技領域的對抗就是這種斗爭的具體表現。問題的關鍵是，美國是否會持續遏制中國，通過強行將中國限制在全球勞動分工中的從屬地位以維持霸權，以及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是否準備好接受多極化新世界的到來。

▍論四

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回顧過去，不難發現中國共產黨所推行的國家干預政策，在應對金融危機時，比美國和歐盟所采取的緊縮政策更加有效。這一政策選擇，使得中國在眾多面向未來的技術領域中都建立起了強大的競爭優勢，這些領域包括：人工智能、5G、6G，以及各類綠色科技（尤其是可再生能源、電池技術、電動交通工具）。

▍論五?

面對來自中國的強勁挑戰，西方國家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是運用一切手段抵制中國（包括所有軍事和非軍事手段），還是效仿中國。事實上歐美已經采取了與中國類似的產業政策，具體來說，美國出臺的《芯片與科學法案》《通脹削減法案》、歐盟的《芯片法案》等新的產業戰略，以及對跨國芯片制造商（如臺積電和英特爾）的大規模補貼，都是對中國產業政策的效仿。但由于西方不具備像中國那樣強大的中央規劃能力，這些政策的實施存在困難。實際上，由于每個國家都在歷史中形成了獨特的結構，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最佳實踐和通用模式。并且，這種效仿戰略在政治上也很脆弱：對跨國資本采取大規模補貼的另一面，是對普通民眾實施緊縮性財政政策。2023年歐盟對財政規則框架的改革則進一步強化了這一狀況。

▍論六?

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精英之所以對中國充滿警惕，是因為中國崛起在歷史上沒有先例可循。美國基本上必須像二戰后把西德、日本和韓國納入“西方陣營”那樣，將中國整合進美國的帝國體系中。但現實的問題是，當年這三個國家被整合時的歷史處境和現在完全不同：彼時是二戰后，美國在經濟金融、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領域都處于無可匹敵的地位。而現在，美國想要整合中國所能動用的權力資源卻少了很多。更重要的是，西德、日本和韓國在二戰后都處于戰敗或被軍事占領的狀態，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主權；但中國則是一個主權完整的國家，并且正在經歷民族復興的進程，發揮著5000年文明積累下來的巨大文化潛力。盡管中華文明也曾受到歐洲殖民主義的侵擾，但從未像拉美和非洲文明那樣，被殖民者徹底摧毀。更重要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之多，西德、日本、韓國的人口卻要比美國少得多。

▍論七?

由于美國此前對中國的遏制政策都已失敗，美國對中國的焦慮情緒日益增多。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政府希望通過實施中東戰略來控制石油生產，以壓制所有潛在競爭對手，但最終走向失敗。早在這一時期，美國政府就已經將中國列為未來的競爭對手，盡管那時中國人均生產總值只相當于海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才只有兩年。小布什政府的戰略在伊拉克的泥潭中失敗了，進而導致整個地區陷入動蕩，并導致了“伊斯蘭國”的崛起。之后的敘利亞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歐洲難民危機則促進了歐洲極右翼勢力的發展。奧巴馬政府則試圖重新控制海洋，推出了“前沿部署”（Forward Positioning）戰略，將部署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力量提升到自194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公開在中國南海和馬六甲海峽用海軍封鎖來威脅中國。然而，201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后，中國對國內市場投入了更多的關注；之后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及使得中國獲得直通印度洋的渠道的中巴經濟走廊的建立，都挫敗了美國通過“重返亞洲”戰略對中國進行戰略訛詐的企圖。這一情況下，新上臺的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企圖用貿易戰阻止中國獲取芯片技術。但中國已經日益建立起從原材料到制成品的完整生產體系，加之離岸生產等的發展，讓特朗普政府的戰略目標未能實現。事實上，中國在追逐臺積電和英特爾的技術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突破。

▍論八??

由于上文所提的失敗以及來自中國的挑戰，拜登政府在原有政策基礎上加大對中國的遏制力度。具體來說，拜登政府延續并加強了特朗普時期的貿易戰，尤其是對中國太陽能產業、電動汽車等進口商品加征懲罰性關稅，并在此基礎上結合了奧巴馬時期在南海采取的對抗政策，以及開始效仿中國式的產業政策。拜登政府對中國采取了極端的遏制政策，在西太平洋地區改變了對中國臺灣地區的政策。對臺政策變動主要體現在三方面：第一是作為美國第三號政治人物的佩洛西竄訪臺灣；第二是拜登政府反復強調，與烏克蘭問題不同，如果大陸對臺灣地區使用武力，美國將不僅對臺提供資金、軍事裝備，還會直接出動軍隊支援；第三，美國通過“外國軍事融資”項目（Foreign Military Finace facility）對臺灣當局直接提供軍事武裝，并且這一項目的資金直接來自美國的納稅人。盡管美國政府并不正式承認臺灣當局，但美國向臺灣地區提供軍事融資的渠道，事實上也是用于援助烏克蘭澤連斯基政府的渠道。

▍論九?

新集團對抗的危險，以及中美之間、“西方”與“南方”之間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危險已經十分嚴峻。正如美國軍方高官本·霍奇斯指出的，這種情況“極有可能”發生。在烏克蘭，由于俄羅斯在軍事力量上的數量優勢，北約和俄羅斯的直接對抗已經成為沖突中不可避免的結構性特征；而在西方的“一個中國”政策問題上，這種危險甚至更加嚴峻。以美國歷史學家格雷厄姆·艾利森為代表的一批人認為：根據歷史經驗，衰落中的大國（和帝國）往往只能將戰爭作為唯一的出路。如果不發動戰爭，和平的國際環境必然會促成競爭對手的崛起。從這個角度來看，對中國來說，維持和平是實現崛起的前提；而美國為了維持霸權，則必須要籌備戰爭。

▍論十?

由于目前美國霸權和權力資源相對有限，所以美國選擇以“跨大西洋合作”的方式來遏制中國，這依賴于美國與歐盟的分工。2016年，英國脫歐和特朗普勝選之后，歐盟領導人開始公開主張戰略自主性，要求歐盟在軍事力量上更加獨立，希望擴大歐盟的政治和軍事影響力。這一階段歐盟所展現出的進取態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國脫歐，因為在此之前，英國在歐盟中一直反對此類主張。但事實上，歐盟主張的所謂“新責任”和提高國防預算，本質上也符合美國長期需要，因為這可以防止美帝國的力量過度展開和分散。按照美國的設想，歐盟的定位是為美國分擔壓力，即在從烏克蘭、敘利亞一直到利比亞和馬里的政治緊張地帶提供緩沖。如果這種分工成功運行，美國就可以專注于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所提出的“重返亞洲”“美國太平洋世紀戰略”等。但問題是，在俄烏沖突爆發前，北約就已經處在危機之中，法國總統馬克龍甚至公開宣稱北約已經“腦死亡”。一直到烏克蘭戰爭爆發，新的跨大西洋分工才真正實現，這確實是美國人所期待的跨大西洋分工，卻是以一種不對稱的形式實現的。

▍論十一?

之所以說新的跨大西洋關系是不對稱的，是因為歐盟，尤其是德國對美國的高度依賴。具體而言，這種依賴包括四個方面：能源依賴，依賴美國水力壓裂天然氣；經濟依賴，歐盟經濟依賴美國國內市場，歷史上這種依賴曾被里根、特朗普和拜登等美國總統作為籌碼，以及經濟疲軟，歐盟的能源成本是美國的3倍、中國的7倍；地緣政治依賴，在新的集團對抗中，美國處于優勢地位，它是全球六大武器制造商所在地，在全球擁有近800個軍事基地；工業-技術-政治依賴，這種依賴源于長期以來美國公共軍事研究和民用技術應用之間的轉化衍生關系。

▍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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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會出現新的陣營對抗，世界大戰會不會即將爆發？問題的關鍵在于，在歐盟對美國的依賴下，歐盟能夠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它能否走上更加獨立自主的道路。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確，歐洲到底是誰？當歐盟處理烏克蘭或對華關系的問題時，歐盟和美國的利益在多大程度上一致或對立？許多因素似乎使歐盟在這些問題上采取獨立立場更加合理：歐盟在經濟上對中國國內市場的依賴；在政治上，歐盟對進口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的產品存在依賴，歐盟所實施的新自由主義勞動力市場和福利改革導致國內工資保持在較低水平，以至于需要進口來抵消歐盟內部改革的負面影響；歐洲經濟的去化石能源化和電氣化高度依賴從中國進口的電池、太陽能電池板和原材料（硅、鋰等）。而要消除這種風險，只有徹底改造歐盟內部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才能夠實現（鑒于歐盟內部的力量關系，這目前是不可能的）；俄烏沖突以及戰斗擴展至烏克蘭之外、擴展到歐盟領土的危險；緊迫的政治動蕩風險——由于戰爭帶來的通貨膨脹等問題，非洲國家正面臨著國家失能的風險。

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因素導致歐盟在堅持獨立立場上存在困難。除了上文提到的對美國的四重依賴之外，美國的公開威脅也影響了歐盟。此前美國宣稱如果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之間發生戰爭，將會制裁所有仍與中國大陸存在貿易往來的國家。此外，盡管歐洲人民從個人財務穩定、和平等考慮出發，希望阻止新的集團對抗出現，但歐盟國家權力集團的主導力量——也就是跨國資本——具有規避能源成本上升、競爭力和利潤下降影響的手段。作為真正意義上的跨國境力量，如果跨國資本想要防范去全球化趨勢的風險，或者想要從民族國家制定的法規中獲益（例如美國的《通脹削減法案》），只需要將自己美國化或是中國化。巴斯夫（德國化學公司）和大眾在中國的情形就是一個例子。（結果是，去工業化發生了，但跨國資本并不反對。）

▍論十三?

正因跨國公司可能會適應新的局勢，因此將不會成為歐洲走向獨立自主的障礙。與此同時，美國人民和歐洲人民的經濟利益將可能阻止新的集團對抗。這一論點可以從美國（以及未來歐盟可能采取的）對中國電動汽車和太陽能電池板加征懲罰性關稅的后果中得到體現。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問題上，新自由主義所使用的主要手段是通過市場調節，例如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稅，或者立法要求個人用清潔能源取代石油和天然氣作為供暖來源。這些措施把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變成了個人事務，人為地增加了美國和歐洲工薪階級使用電動汽車和太陽能電池板的成本。從社會層面來說，這是不公正的；政治上考慮，這也是失敗的。毫無疑問，它們還阻礙人們采取必要措施，去應對即將或正在發生的氣候災難。

▍論十四?

此外，阻止新一輪集團對抗發生，同樣也有助于維護美國和歐洲人民的民主利益。在西方的自由主義敘事中，“自由和民主”“西方價值觀”等正在受到外部世界的沖擊。新的、自相矛盾的冷戰敘事主張“民主對抗威權”。在這種敘事下，西方精英開始推行所謂的“武裝民主”政策來打擊內部與外部的敵對力量：對外，通過威懾（即大幅度提高軍備開支）來抵御外部的敵人；對內則試圖對付那些被認為向外敵提供幫助的人。在歐洲和美國，這種主張已經致使政府施政日益限制公民自由，以及公共討論氛圍的非自由化。新一輪集團對抗將導致專制主義、軍國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帝國冒險主義在世界各地抬頭。新的集團對抗和軍備競賽不僅有可能引發世界大戰，并且也將對自由主義的自由（liberal freedom）和公民權益、民主參與和政府回應性、社會平等與社會福利正義等造成全面威脅。因此，要想捍衛民主和自由，必然要阻止新一輪集團對抗。對各國來說，導致文明退化的最大的危險最終來自國境之內，而非國境之外。

▍論十五?

因此，我們需要一種新的和平共處方式。這種方式應當建立在裁軍、控軍，放棄改變他國政權的企圖，重建互信和科技交流等基礎上——簡而言之，追求共贏而不是雙輸。我們需要一種新的緩和政策（détente）——從2008年到2022年，在烏克蘭危機中失敗的并非緩和政策，也不是“以接觸求改變”政策，而是美國、歐盟和俄羅斯三方對烏克蘭“你爭我奪”的對抗政策——尤其在面對中國和全球南方的崛起時。在新的現實條件與世界形勢下，我們需要盡快修改舊的、已經過時的軍備條約，比如已經被取消的《中導條約》。通常來說，世界秩序的政治結構會根據國際力量對比不斷調整，新的政治變革要體現這種力量對比關系。現在西方需要一種“新-新東方政策”（New New Ostpolitik）。這種“新”需要體現在兩個層面：首先，它與西方領導人奉行的主流政策是完全矛盾的；其次，它必須是一個覆蓋歐亞大陸的共同安全架構。

▍論十六?

防止新一輪集團對抗符合全人類的普遍利益。要解決全球資本主義所面臨的六大危機，需要的是合作而不是對抗。如果說人類還有些許機會解決經濟上的（過度）積累、社會再生產、社會凝聚力、民主、生態可持續發展、氣候正義、世界秩序等問題，那就必須阻止新的集團對抗發生。雖然控制新一輪集團對抗還不足以解決人類過度攫取地球資源的問題，也并不能停止世界文明程度毫無必要地日益跌落的進程，但要阻止這些，這毫無疑問是必要的前提。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6期，原題為《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與新集團對抗的風險》。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