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表決通過新修訂的公司法，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訂是繼2005年根本性修訂后的第二次系統性、結構性修訂。本次修訂的任務有四，即“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持續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市場創新活力；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加強產權保護；健全資本市場基礎性制度、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從最終立法文本看，以上任務均得到落實。新公司法施行后，法律文本的理解與適用成為首要任務，其中若干重點問題成為關注熱點，涵蓋公司資本、公司治理、股權轉讓等，值得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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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于發起人的資本充實責任

　　此次修法前，發起人資本充實責任的適用范圍在公司類型與出資形式兩個維度上逐步擴張，在兩類公司是否區別規定的問題上存在反復。此次修正案回歸統一立法模式，在出資形式的問題上，兩類公司發起人的資本充實責任均含擔保貨幣出資與非貨幣出資。

　　對于資本充實責任的責任范圍，爭議一直存在，主要集中于資本充實責任是否包括公司設立階段其他發起人無需實繳的部分。由于股份公司改采實繳制，有關責任范圍的爭議主要與有限公司相關。對此，新公司法第五十條將舊法中的“有限責任公司成立后”修改為“有限責任公司設立時”，具有雙重意義。其一，在責任主體上限于有限公司設立時的股東，不包括公司成立后增資擴股時新加入的股東。其二，在責任范圍上限于公司設立階段其他發起人需實際繳納的部分，不包括設立階段其他發起人僅需認繳、在公司成立后才需要實繳的部分。相關立法報告也提出，發起人的資本充實責任應當“僅適用于設立時股東未實際繳納出資或實際出資的非貨幣財產的實際價額顯著低于所認繳的出資額的情形”。

　　在解釋論上，發起人的資本充實責任源于設立階段發起人間的合伙關系。發起人對公司設立階段其他發起人需實繳的部分負有連帶責任，這符合合伙關系的權利義務特征。以公司成立的時點為界，發起人間的合伙關系轉換為股東間的關系，對于此后發生的實繳義務，連帶責任失去成立的土壤，董事成為出資義務的看護人。新公司法對責任范圍的限定，體現了立法者對公司設立中的法律關系轉換有了更清晰的認識。明確其責任基礎為合伙關系后，由于退伙人對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發生的合伙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資本充實責任自然不隨股權轉讓而喪失。

二

關于股東出資的加速到期

　　新公司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公司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公司或者已到期債權的債權人有權要求已認繳出資但未屆出資期限的股東提前繳納出資。該條重構了加速到期規則，適用過程中有幾個問題需要注意。

　　1.關于“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理解。應當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一）》第二條保持一致，當債權債務關系依法成立、債務履行期限已經屆滿、債務人未完全清償債務三種情形同時存在時，即屬于不能清償到期債務。這里僅要求債務人有停止清償的法律事實，與債務人的實際財產狀況無關，債權人無須證明執行不能。

　　2.關于“提前繳納出資”的理解。從法條文義看，由于繳納出資的對象是公司，該條確立了加速到期時向公司履行的“入庫”規則，但有關入庫與否仍有爭議。對此，需要結合原告而定，如公司訴請股東提前繳納出資，則入庫無疑；債權人訴請股東提前繳納出資的，則入庫規則的適用需要斟酌。入庫與否，涉及個體債權人的行權動力與整體債權人的利益之間的平衡，也涉及個體債權人與公司利益之間的平衡，應當考慮具體情況確定。

　　還有觀點認為，可通過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條與新公司法第五十四條的聯動適用實現不入庫：當公司停止支付，若公司未以訴訟或仲裁方式向股東主張“要求提前繳納出資”的債權，致使債權人的到期債權未能實現，債權人可代位行使公司“要求股東提前繳納出資”的債權，從而實現不入庫；但若此時公司與債權人同時起訴主張加速到期，則公司并未怠于行權，聯動適用無法實現。

　　3.關于加速到期的對象選取。在公司啟動加速到期的情形下，董事會負有公平對待股東的義務，應當要求股東按比例提前繳納出資。債權人啟動加速的情形則較為復雜，若債權人僅要求股東按比例提前繳納出資，則債權人在啟動加速時需向全部股東主張方能得到完全清償，這加重了債權人的行權負擔，忽視了加速到期規則保護債權人的規范目的。但如果債權人可向任意股東請求提前繳納出資，實際向債權人支付的股東，可否向其他股東主張分攤，還有待探究。

三

關于非典型情形下信義義務的內涵

　　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條第一次明確了忠實、勤勉義務的具體內涵，并引入事實董事。這意味著，典型情形下董事信義義務的內涵進一步明確，但對于非典型情形，其內涵仍有待厘定。以控股股東為例，公司法并不要求控股股東完全利他，而僅要求控股股東在利己的基礎上適當照顧少數股東，此種“照顧義務”意在防止壓迫行為、不當損害公司與少數股東利益的行為、違背基本商業邏輯的行為、對少數股東的損害超出比例原則的行為等。此外，在公司破產、公司收購、提名董事以及委派董事、影子董事、審計委員會成員、董事會觀察員等非典型情形下，相關主體是否負有信義義務、其信義義務的內涵與典型信義義務是否一致等問題，均有待研究。典型情形是信義義務規制的起點，但其體系完善有賴于對非典型情形的妥善界定與處理，這是類型化的過程。在新公司法系統強化董事會權力的背景下，清晰界定不同類型與不同場景下的董事義務，妥當配置董事的權利、義務與責任，對于完善我國董事責任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四

關于股東名冊的法律意義

　　新公司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股權轉讓的，受讓人自記載于股東名冊時起可以向公司主張行使股東權利。關于“記載于股東名冊”是否為股權變動的生效要件，存在不同理解。目前，對該條款文義解釋上的共識包括兩個：

　　1.股東名冊的記載并非股權變動的生效要件。從體系解釋出發，從新公司法第八十七條的規定來看，“依照本法轉讓股權后”，公司負有修改股東名冊中有關股東及其出資額的記載的義務，這與生效要件說存在直接沖突。而且，從實踐經驗出發，有限公司置備股東名冊的為少數，以變更股東名冊作為有限公司股權變動的要件缺乏現實基礎。

　　2.股東名冊的記載并非股權變動的充分條件。由于法律對股東名冊的置備、更新與管理并無明文要求，更未配置法律責任，不難想見股東名冊可能存在未及時變更等瑕疵記載情形。準確來說，股東名冊發揮的是推定效力，即記載于股東名冊者被推定為股東，但此種推定可以推翻，因此并非股權變動的充分條件。

五

關于審計委員會的設置

　　單層制治理模式的引入，是新公司法在公司治理層面的重大變革，在組織機構設置上賦予了公司更大的自主權。單層制治理模式以國有獨資公司、國有資本控股公司董事會的建設實踐為基礎，將為我國企業走出去及外商到我國投資提供便利。新公司法施行后，審計委員會如何設置與運行是公司的首要關切。為此，對審計委員會的類型、設置、成員選任、任職要求、職權配置、責任界定等問題應予厘清。

　　1.審計委員會的類型。依據新公司法，有限公司、非上市股份公司、上市公司與國有獨資公司均可能設置審計委員會，但上市公司與其他非上市公司的審計委員會有質的區別。其他非上市公司的審計委員會是單層制治理模式下全面承接監事會職權的審計委員會，為替代型審計委員會；上市公司的審計委員會則并不全面承接監事會職權，主要行使財務監督權，為非替代型審計委員會。兩類審計委員會的界分具有重要意義，由于職權與功能定位上的差異，非替代型審計委員會的既有規則與運行經驗往往并不能適用于替代型審計委員會。

　　2.審計委員會的設置、成員選任與任職要求。（1）關于審計委員會的設置，新公司法規定有限公司“公司的機構”、股份公司“董事會的組成”與上市公司“董事會專門委員會的組成”均屬于章程記載事項，屬于股東會的職權范圍。（2）審計委員會的成員選任。對于雙層制下的非替代型審計委員會，在過往實踐中成員來自董事會成員。對于單層制下的替代型審計委員會，由于其全面承接監事會的監督職能，從保障監督機構獨立性與監督機制有效性的角度，其成員似乎不應交由董事會任命而應由股東會選任。（3）審計委員會的任職要求。新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要求股份公司的審計委員會的“過半數成員不得在公司擔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職務，且不得與公司存在任何可能影響其獨立客觀判斷的關系”，對有限公司則未作限制。而對于監事會，新公司法統一要求“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不得兼任監事”。由于替代型審計委員會承接了監事會的職能，從保障監督機構獨立性的角度，應否類推有關監事會的規定，限制執行董事、高管擔任審計委員會的成員則有待進一步明確。

　　3.審計委員會的職權與責任。（1）關于審計委員會的職權配置。新公司法第六十九條、第一百二十一條明確審計委員會“行使本法規定的監事會的職權”，具體涉及第六十二條、第六十三條等，涵蓋業務、財務、人事監督與程序性職權。比如，在股東代表訴訟中，若公司選擇單層制治理模式，則前置程序中監事會的地位由審計委員會替代。審計委員會為董事會的專門委員會，但其與董事會間并非隸屬關系，發揮獨立的監督功能。（2）審計委員會的責任界定。新公司法雖然進一步明確了董事信義義務的內涵，但在董事會構成多元化、履職場景多樣化的背景下，明確不同類型與不同場景下的董事信義義務、妥當界定董事責任顯得尤為重要，對審計委員會成員的責任界定亦然。審計委員會參與董事會的日常業務決策，但其角色定位仍為監督者而并非執行者，在商業判斷規則的適用上立足于監督者的視角。此外，由于有限公司并未對審計委員會的任職資格有特別要求，股份公司亦未排除執行董事出任審計委員會成員的可能，各類董事均可能進入審計委員會，不同董事在監督意愿、監督能力、信息獲取能力、獨立性等方面顯然具有異質性，這些因素加劇了問題的復雜程度，但對于精準、平衡的責任界分具有重要意義。

來源：人民法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