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相信嗎？魯迅和周總理，看似毫無交集的兩人，實則有著令人意想不到的淵源。

1954 年，在魯迅逝世多年后，周恩來邀請了許廣平來自己的家里，兩個人說話的時候，周總理說：“廣平同志，要是論輩分的話，我應該叫你一聲嬸母。”

這并非一句簡單的玩笑話，周總理是經過細致研究的，從輩分上來說，他其實應該叫魯迅叔叔的，只是一直沒找到機會當面這樣叫。魯迅去世后，這個遺憾就永遠沒辦法彌補了。

或許有人會疑惑，魯迅和周總理之間，這叔侄關系從何而來？

周總理曾認真考證過，根據周家宗譜記載，周恩來是浙江紹興周氏 21 世孫，往上一輩，正是魯迅這一代。如此看來，周總理與魯迅同屬浙江紹興周氏一脈，輩分既定，叔侄關系明晰。

1939 年，周恩來從淮安返回紹興省親，親屬拿出《周氏宗譜》供他翻閱。最后發現，大約 400 年前，他們便是一家人了。

不僅如此，若再往前追溯， 周敦頤便是他們共同的祖先。在周姓的發展歷程中，周敦頤占據著特殊地位。他字茂叔，號濂溪，是漢族，北宋營道樓田堡（今道縣清塘鎮）人，世人稱其為 “濂溪先生”，謚號 “元公”，由此可見人們對他理學 “開山” 地位的高度認可。有說法稱，他是三國時期東吳名將周瑜的后代。

據周恩來的弟弟周恩霍在《百草園與百歲堂》一文中透露，早在 20 世紀 30 年代，周恩來就對此進行過考證。

1939 年，周恩來為考察抗日軍事和宣傳抗日統一戰線回到故鄉紹興，他不僅參觀了距魯迅故居不遠的百歲堂老宅，還前往祖墳祭拜。

回到重慶后，他和周恩霍談及故鄉情況，提到周家和魯迅同宗，兩家都是理學 “開山鼻祖” 周敦頤的后人，這一說法也得到了 1998 年由黨建讀物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家世》的證實。

按世系表排列，魯迅是周敦頤第三十二代孫，周恩來是周敦頤第三十三代孫，魯迅比周恩來高一輩。

魯迅所屬的覆盆橋周氏與周恩來所在的寶祐橋周氏，皆源自 “魚化橋周氏” 。據《周氏宗譜》記載，他們都是明代正德年間周逸齋的后人，歷經數百年的傳承，家族脈絡依然清晰可辨。

從世系傳承來看，他們的先祖可追溯至宋朝的周敦頤。

有說法稱，他是三國時期東吳名將周瑜的后代，這更為他的身世增添了幾分傳奇色彩。

在永州市道縣清塘鎮樓田村濂溪故里，那副 “周庭舉世皆尊元公哲學魯迅文章恩來開國總理，風景這邊獨好濂水湛藍都龐蒼翠道巖今古奇觀” 的楹聯，將周敦頤、魯迅和周恩來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清晰地表明了他們之間的傳承關系。

據周恩來的弟弟周恩霍在《百草園與百歲堂》一文中透露，早在 20 世紀 30 年代，周恩來就對自己與魯迅的同宗關系進行了考證。

1939 年，周恩來為考察抗日軍事和宣傳抗日統一戰線回到故鄉紹興，他不僅參觀了距魯迅故居不遠的百歲堂老宅，還前往祖墳祭拜。

回到重慶后，他和周恩霍談及故鄉情況，提到周家和魯迅同宗，兩家都是理學 “開山鼻祖” 周敦頤的后人，這一說法也得到了 1998 年由黨建讀物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家世》的證實。

按世系表排列，魯迅是周敦頤第三十二代孫，周恩來是周敦頤第三十三代孫，魯迅比周恩來高一輩 。這一嚴謹的世系傳承，不僅是家族歷史的見證，更是文化傳承的重要脈絡。

周恩來雖出生于江蘇淮安，但其祖籍是浙江紹興。紹興周氏歷經數代繁衍，成為當地頗具規模的大家族。周恩來的爺爺周起魁，懷揣著當師爺的夢想，卻因家鄉紹興師爺職位趨近飽和，難以實現抱負，便毅然離開故土，外出闖蕩。最終，他在江蘇淮安謀得一份師爺的差事，就此安定下來。

1898 年，周恩來的誕生為這個家庭帶來了喜悅與希望。然而，命運似乎并不眷顧這個家庭，周恩來尚在幼年，牙牙學語之時，爺爺周起魁便溘然長逝。

爺爺離世后，周家的生活逐漸陷入困境，往日的繁榮不復存在，開始走向沒落。

周恩來的成長過程中，有三位母親對他產生了深遠影響 。他小時候被爸爸過繼給了小叔叔，從那以后，小嬸嬸陳氏就成了他的養母。小叔叔去世后，陳氏把全部的愛和精力都放在了周恩來身上。悉心教養他，教他讀書識字，開啟了他的知識之門。

為了維持生計，周恩來 10 歲左右時，父親帶著一家人前往清河縣討生活。然而，生活的苦難接踵而至，在這期間，他的生母和養母相繼離世。

面對生活的沉重打擊，年幼的周恩來毅然挑起了家中的重擔，照顧年幼的弟弟，依靠父親和叔叔寄來的微薄錢財維持家用。

后來，周恩來的大伯當上科長，家庭狀況逐漸好轉，周恩來得以到伯父身邊生活，并在奉天學堂讀書。之后，他進入南開大學求學，畢業后東渡日本留學。

在日本學習一年半后，滿懷愛國熱忱的周恩來毅然決定回國，投身于拯救國家和民族的偉大事業中。

當周恩來懷著滿腔熱血回到祖國時，魯迅已在文壇聲名遠揚，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作為年輕的后輩，周恩來對魯迅的文學成就和思想深度十分敬仰。然而，此時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和魯迅之間還有親戚關系。

其實，周恩來與魯迅原本有一次見面的機會。當時，周恩來領導的 “覺悟社” 積極邀請新文化運動的名人前來演講，魯迅也在被邀請之列。

“覺悟社” 的成員們對魯迅的到來充滿期待，精心籌備著這次演講活動。然而，世事難料，在約定的 1919 年 11 月 8 日，魯迅因家中有事，無法如約前來。無奈之下，他只能請二弟周作人代替自己前往。就這樣，周恩來與魯迅錯過了這次難得的見面機會。

據《周作人日記》記載，1919 年 11 月 8 日，周作人上午與重君至東站，乘火車中午抵達天津，寓居芝乃館。下午在各書店購得《三重吉集》等五冊書籍......九點返回旅館，十一點休息，并寄信回紹興。演講后的第二天，周作人上午同重君前往旭街買玩具，九點二十分乘火車，中午回到北京。

而魯迅未能成行的原因是，他當時剛買下八道灣的房子，不僅要支付房款，還需親自指揮工人進行裝修，家事繁忙，實在無法脫身。

這次錯過，竟成了他們之間永遠的遺憾。直至魯迅逝世，叔侄二人都未能再見上一面。

1969 年，黨的九大召開，魯迅的弟弟周建人也參加了會議。周恩來在會前特意前往周建人住的酒店探望。兩人相見，倍感親切，周總理拉著周建人的手，用紹興方言親昵地說道：“我可是查過家譜了，我該叫你一聲叔叔哩！我們可是一家人呢！”

周恩來的緣分不止于此。1972 年 2 月 21 日，美國總統尼克松乘坐的 “空軍一號” 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

在這樣重要的外交場合，選擇合適的國禮成為了一項重要任務。周恩來總理深知這一點，他在國禮的選擇上煞費苦心。他希望通過這份禮物，向尼克松展示中國的文化魅力，增進美國對中國的了解，同時也表達中國對中美關系改善的誠意和期待。

確定贈送《魯迅全集》后，尋找合適版本的過程卻困難重重。當時，《魯迅全集》主要有 1938 年的 20 卷本和 1958 年的 10 卷本 。1958 年版由于一些特殊的歷史原因，被認為存在政治問題，被列為 “禁書”，無法作為國禮送給外賓。因此，目光便聚焦在了 1938 年版的《魯迅全集》上。然而，歷經多年的時代變遷，這本出版于戰火紛飛年代的書籍留存數量稀少。人民文學出版社僅有的殘舊普通本，顯然不符合作為國禮贈送給外賓的要求。

為了找到一套合適的 1938 年版《魯迅全集》，工作人員四處奔走，多方打聽。他們查閱了大量的資料，走訪了許多可能藏有該書的圖書館、檔案館和私人收藏家。

在經過漫長而艱辛的尋找后，終于得知魯迅博物館的庫存中藏有紀念本。工作人員立刻與魯迅博物館取得聯系，請求從庫存中挑選一套。魯迅博物館方面也深知此事的重要性，積極配合，從庫存中精心挑選出一套品相完好的 1938 年版《魯迅全集》，周總理終于長舒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