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 翻歷史舊賬？當代俄羅斯如何對待“耳語者”》一文，2014年發表于 騰訊《大家》。

金雁，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歷史學家

一些俄國學者指出：斯大林時期遭受政治迫害的人雖然大都得到了平反，但是進行迫害的主體和執行者沒有人承擔責任，國家沒有頒布任何法律文件來認定國家恐怖是一種犯罪，在這方面歷屆政府都保持緘默，新俄羅斯也沒有任何一起針對斯大林時期恐怖參與者的審判。

民間常說，“冤有頭，債有主”，但是在俄羅斯沒有人對過去的政治迫害負責，一句“體制原因造成的”便使個人卸下了責任。

那些曾經在“一個不為什么就可以抓人的時代”里遭受不白之冤的人們，最后又輕描淡寫地以“莫須有”的說法就算了事，以至于至今俄羅斯那些冤屈的幽靈無處歸依。

古拉格中超過1500萬人獲刑，超過150萬人釋放前不明原因死亡，絕大部分可以說是一種“主體性缺位的冤情”。

前體制的后繼者為了保護自身免受追究，有意采取了一種“回避”和“遺忘”的態度，在他們看來，讓大大小小的斯大林們隨著傾倒的金字塔一起消亡豈不是更保險嗎？

其實，死者的悲劇同樣也是活著的人的悲劇，犯了罪行的社會必須要有反思。每個民族都應當清算自己身上積淀下來的弱點和痼疾，這項工作只能自己做，任何旁人都無法代替，否則我們“反復折騰和不容異見的習性將永無盡頭”。

人們都知道，“天使不會摔倒，魔鬼會摔得永遠躺在那里，人會摔交，也會站起來”，這是人類進步的法則。 制度并不能成為個人卸下責任的借口。

在這方面毫無疑問俄羅斯做得比德國差，德國能夠坦然面對自己兩段不光彩的歷史——納粹統治和 東德 專制。

在德國，媒體公開請納粹后代談如何尋找過去，如何面對父輩罪惡的歷史。德國政府從1990年10月正式啟動調查前國家領導人的犯罪行為，追究斯塔西犯罪的法律責任，所有這些是為了不在歷史上留下空白點而彰顯法律的莊嚴。

在俄羅斯雖然2013年10月梅德韋杰夫在網上發表了題為“對民族悲劇的紀念如同對勝利的紀念一樣神圣”的視頻博客，但是就整個俄國而言，回避這些“不光彩”的過去仍是大多數人的想法。

“記憶協會”的主管葉林卡婭對我們說，“受害人的狀態在電視里無人提及，在官方的歷史中是沒有恐怖記憶的。官方不記憶是一個方面，老百姓由于獲取信息的手段有限記憶不了是另一個方面。20多年過去了，年輕人對蘇聯過去的歷史知之甚少。如果沒有民間記憶，只有官方撰寫的歷史，真正的歷史將被淹沒，所以我們要找到一個方法，把真實的歷史呈現出來，在這方面德國人的經驗可以作為參考。德國從80年代末就開始組織獨立于官方話語之外的中學生作文比賽”。

“我們從2008年也展開了這項活動，老師讓孩子們去調研，去訪談，了解自己的祖輩父輩的生活狀況，完全進行自我命題自我寫作。每個13-17歲的中學生都可以寄來自己的調研文章，從孩子們的標題可以感覺到他們的視角。起初讓孩子們怎樣描寫和記錄歷史？主題怎么定？我們之間也有爭論。最后大家達成共識，主要的想法是書寫和記錄與官方那種模式化不同的歷史。 我們過去的教育都是意識形態教育 ，都是政權史，都是大人物史觀，民眾賤如螻蟻。而我們倡導民間需要有自己的記憶，我們應該有每一個人在時代中留下痕跡的回憶錄。這是個艱巨的任務，現在人們不太提過去的事情，關于個人的歷史是接觸不到的。我們的這項活動不是權力的歷史，而是人的歷史”。

于是以此命名“個人的歷史”。現在通過民間的工作，通過孩子們的努力，我們要把人的歷史這一課補上，“說出真相”是我們要走的第一步。

為費吉斯教授提供資料和接待我們的俄羅斯的“紀念協會”是一個民間組織，從1984年開始就有一些活動。

最初是在政治松動以后，一些遭受政治迫害者的家屬想要知道自己的親人在古拉格中經歷了什么？圍繞這個主題有超過百萬人的自發游行活動，是當時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于是1988年在羅津斯基先生的倡導下，正式成立“紀念協會”。紀念協會的工作：首先，調查了解俄國的人權狀況，收集和記錄下受害者的經歷。第二，針對目前破壞人權的情況提供法律援助。再次，為受害者提供必要的幫助。

這是該協會從1984年堅持至今的目的，現在紀念協會在俄國有65個分支機構，是一個有很大影響力的民間組織。

他們強調說，我們就是要把“罪惡”說成是“罪惡”，而不是別的什么東西，公開地說成是罪惡。

讓人們了解長時間大規模的罪行，記住每一個犧牲者，我們應該把罪惡公布于世，讓人們自由的利用這些文件，建立紀念碑，反映在教科書里等等。

這個活動進行過程中我們更加深了信念，過去的歷史與現在的制度有絕對的關聯性。

我們這樣做不單單是保留一種記憶，而是體現公民的權利，是命運的權利，我們公開的宣布“個人就是權利的主體”。

我們把歷史真相與人權結合在一起來審視蘇聯歷史上曾經發生的事情。需要質問，這種針對廣大民眾的恐怖到底是如何發生的？要告訴人們，大規模的踐踏人權就是昨天的歷史。*（文本據失語者，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