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時期，西域是中原王朝核心之地，而明朝沒有控制西域。

漢唐和明朝的不同，首先體現在地緣格局的不同。漢唐定都長安（今西安），位于關中平原，向西經河西走廊直通西域。漢武帝時期，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的設立，使長安至西域的直線距離縮短至2000公里，糧草、兵員可通過涇渭水系快速轉運。

唐太宗滅東突厥后，安西都護府駐地龜茲（今庫車）距長安僅3000公里，唐軍騎兵30日可達，形成“長安-龜茲”軍事聯動軸。

明初定都南京，距哈密衛逾4000公里，糧草需經大運河北上，再轉陸路西運，成本高昂。洪武五年（1372年）馮勝西征時，河西走廊僅存3萬人口，無法支撐大軍后勤，最終被迫撤回。

朱棣遷都北京后，雖縮短了與蒙古前線的距離，但與西域的直線距離仍達3500公里。明朝為防御蒙古，將九邊重鎮集中于大同至遼東一線，形成“東重西輕”的防御格局。

能否解除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脅，直接決定了中原王朝能否騰出手經營西域。

漢武帝通過漠北決戰（前119年）重創匈奴，漢宣帝設西域都護府（前60年）。

唐太宗滅東突厥（630年）后，隨即西征高昌（640年）。北方威脅的解除，使漢唐得以集中資源西進。

漢朝在河西走廊屯田30萬人，唐朝設隴右牧監養馬70萬匹，形成“以河西養西域”的循環。

明朝的“蒙古困局”，明朝雖取得捕魚兒海大捷（1388年），但蒙古退居漠北后仍保持強大戰力。土木堡之變（1449年）甚至導致皇帝被俘，迫使明朝長期在九邊駐軍60萬，軍費占財政70%。

嘉靖年間，明朝同時應對蒙古南下、倭寇侵擾、女真崛起，萬歷朝更陷入“三大征”（寧夏、朝鮮、播州）泥潭，西域經營徹底讓位于生存危機。

漢唐西域經略的可持續性，依賴于經濟與人口的支撐，明朝面臨的條件截然不同。

西漢時河西走廊人口超百萬，敦煌郡即有3.8萬人；唐代安西四鎮（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屯田面積達50萬畝，實現糧食自給。

漢唐時期，西域商稅占國庫收入的15%，長安西市胡商云集，僅粟特商人年交易額即達百萬貫。

元末明初，河西走廊人口僅存3萬，甘州（張掖）僅830戶。蒙古西征時摧毀西域水利系統，導致土地鹽堿化，綠洲面積縮減60%。

明朝處于全球小冰期（1300-1850年），西域年均溫下降2℃，塔里木河流量減少40%，哈密衛屯田連年歉收，最終被吐魯番汗國攻滅。

西域地緣結構的變化，使得明朝面臨比漢唐更強大的對手。

車師、樓蘭等小國人口不過數萬，漢軍一次遠征即可征服。班超僅率36人即平定鄯善，唐軍萬人滅高昌，均得益于對手的分散弱小。

漢朝通過冊封“漢歸義羌長”銅印、唐朝通過佛教傳播，將西域精英納入中原文化體系，降低統治成本。

明朝面對的則是察合臺汗國，14世紀后期，察合臺汗國統一西域，擁兵20萬，控制吐魯番至撒馬爾罕的商路。其國力遠超漢唐時期的任何西域政權，明朝僅能通過冊封哈密王進行有限羈縻。

帖木兒曾計劃東征明朝，雖中途病逝，但其帝國仍控制中亞。明朝被迫采取“遠交近攻”，通過陳誠出使哈烈（1414年）維持表面和平，無力實際控制。

絲綢之路的衰落與海洋貿易的興起，徹底改變了西域的戰略地位。

漢唐時期，陸上絲綢之路是連接歐亞的唯一通道，西域的玉石、馬匹、香料是中原不可或缺的戰略物資。唐朝從中亞年進口戰馬10萬匹，占騎兵編制的80%。

控制西域可對匈奴、突厥形成南北夾擊。漢宣帝設西域都護府后，匈奴再難大規模南下；唐朝安西軍曾跨蔥嶺擊潰大食（阿拉伯），維護中亞霸權。

明朝的海權崛起，鄭和下西洋（1405-1433年）船隊載貨量達千噸，單次航行利潤超200萬兩白銀，而陸路商隊運輸成本高出10倍。

明朝通過馬六甲、舊港（印尼）等據點，直接獲取東南亞香料、印度寶石，西域的中轉價值被海運取代。隆慶開關（1567年）后，美洲白銀經菲律賓流入，進一步削弱陸路貿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