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失利，為保存革命力量，除開部分人員留守蘇區，8.6萬名中央紅軍將士，從此踏上兩萬五千里的長征路。

在長征途中，可謂是“前有狼，后有虎”。紅軍不僅要面對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還要面對缺糧、缺藥、缺武器彈藥的惡劣狀況。

在爬雪山、過草地時，不少紅軍永遠倒在長征途中，甚至連一口飽飯都沒有吃到，到陜北會師后，中央紅軍主力已經銳減到三萬人。

這里就有個問題，為何中央紅軍在前四次反圍剿作戰中，都能擊敗人數多，裝備先進的國民黨軍，在第五次反圍剿戰斗中卻失敗了，國民黨軍背后是否有高人指點呢？

那么，誰是逼迫紅軍長征的罪魁禍首？當然，蔣氏校長還真的算不上，而是背后還真是有高人指點。

當時，針對中央紅軍的第五次軍事圍剿，蔣氏換了一個人來參與指揮，這個人便是蔣氏的武膽，被稱為“當代臥龍”的楊永泰（文膽陳布雷，“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便出自他）。

楊永泰，很多人是第一次聽，沒啥知名度。

但是，就是這個人，卻一手炮制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最毒“隆中對”，差點把中央紅軍推入絕境，而留守蘇區紅軍的悲慘遭遇，也全是拜楊永泰所賜。

1930年，中原大戰結束后，蔣氏可謂是春風得意，便舉兵南進，向我中央紅軍革命根據地大舉進攻。

但是，國民黨軍三次圍剿，接連失敗。蔣氏很不明白，各地“軍閥”人馬那么多，都被逐一鏟除了，為何紅軍就這么一點人馬，硬是沒打下中央蘇區，消滅紅軍呢？

當時，楊永泰上任后，直接一針見血地指出，國府錯誤地將紅軍和北洋軍閥混為一談，紅軍不是烏合之眾，而是一群有理想、有信仰的人民軍隊。

楊永泰還認為，紅軍歷經三灣改編后，確立了政治民主建軍，兵民一體，上下齊心，必須采取新的軍事策略才能“剿”滅。

既然紅軍是依靠政治民主起家，那直接來個“政治圍剿”，也就是著名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簡單來說，楊永泰希望通過政治手段來剝離人民群眾和我紅軍的聯系，妄圖挑撥中央紅軍和百姓的血肉聯系，然后國民黨反動派再趁虛而入。

同時，楊永泰也妄圖通過經濟封鎖的手段，扼制中央紅軍的發展。以利用軍隊、行政官員、各地鄉紳、地痞流氓等，組成嚴密的監控系統，和紅軍打一場“經濟戰”！

然后，國民黨軍再通過一定的軍事重兵手段，對我各蘇區紅軍進行嚴厲圍剿，并使用剿撫兼施的“陰謀詭計”。

當時，蔣氏根據楊永泰的計策，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政治軍事成效。所以，國民黨高層便直接任命楊永泰，擔任南昌行營秘書長，全權負責政治事務。

最終，楊永泰的這番計策，終于在第五次圍剿作戰中取得進展，中央紅軍不得不西去，而楊永泰依然沒有停止對于紅軍的追殺。

楊永泰這個人，十分懂老蔣的心思，無論是湘江戰役，還是入川作戰，他心里更明白，老蔣想要消滅紅軍是真，但是控制南方大片領土才是他的終極目標。

1934年底，中央紅軍主力長征進入西南，蔣介石派大軍尾隨其后。在大軍進入四川后，發現這一帶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成都平原一片富饒，倘若未來中日全面開戰，這里無疑是最好的戰略大后方。

所以，蔣氏從這里開始，便產生了借追剿紅軍之機派中央軍入川的想法。

楊永泰，當然是投其所好，便建議撤銷南昌行營，改設重慶行營。一方面，可以繼續追剿紅軍，另一方面，中央軍可以入川，從而統一四川。

不過，川派軍閥老大劉湘，那可不是黔軍王家烈，早就提防著老蔣了。

但是，楊永泰在背后一番精心謀劃，先用川北軍閥田頌堯和紅軍作戰失利為由，撤職嚴辦樹立權威，再仿照辦廬山軍官訓練團的辦法，整訓川軍軍官，以便控制川軍。

最終，川軍撤防裁兵，實現川軍國家化，川政中央化，劉湘早已是后悔莫及，老蔣最終將四川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再說道紅軍長征路上的軍事追剿，經濟戰，政治戰，背后全是楊永泰的手筆。若非楊永泰被刺殺，可能民國不知道會添多少件事！

當然，即便是有楊永泰這一號智囊，依然沒有擊垮我中央紅軍，最終紅軍三大主力在陜北會師，成為我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的一座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