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懿娟

又是一個月中，我躺在狹小封閉的急診病房里，疲憊無力，任由阿拉伯女醫生在我身上貼滿冰涼的電極膠布。交錯的導線把我與心電圖、體溫、血氧和血壓監測器連接。我動彈不得，目光呆滯地盯著病房里那灰色的天花板和米色的墻壁。這是自“感染魔咒”顯靈以來的第十二個月。

如期而至的魔咒

自2024年一月定居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以來，疾病的魔咒就隨著撒哈拉以南的飛揚塵土悄然降臨。每過月中，我幾乎總要生病：腹瀉、喉嚨發炎、高燒，檢查結果也始終如一——細菌或病毒感染。很快，這道魔咒便突破了坦桑的邊界，甚至蔓延到非洲之外。九月，我在鄰國上吐下瀉。回國后，十月，我上吐下瀉，十一月，我突發蕁麻疹住院七天。

回到達市，蕁麻疹卷土重來，我繼續服用極其苦澀的激素藥，并謹遵醫囑忌口，只吃豬肉和青菜。我在食堂里盡我所能地選擇食物，但有一天，食堂供應蒜苔炒牛肉、涼拌牛肉、豆腐炒木耳以及油渣炒包菜。每樣菜剛一下口，我就看到網上說不宜食用。我撂了筷子，心里一陣怒吼：毀滅吧！餓死算了！

四天后，十二月月中，一個周日清晨，我高燒發作。好同事兼好朋友——或者說我的專業看病陪護龍弟——驅車十分鐘陪我到我常去的倫敦衛生中心。一般來說，只需在衛生中心檢查全血——國外驗血無需空腹，結果通常是感染；并抽血篩查瘧疾、登革熱、傷寒、霍亂……，結果通常均為陰性；然后輸液一天，服藥五天，就可以恢復如常。

然而，這次，輸著液感覺良好甚至可以開始工作的我，后來竟突然暈倒在街上。我輕飄飄地再次前往衛生中心。病情在醫院好轉，回家后惡化。第三次前往，依然如此。

曾多次成功治療感染并已獲我信任的衛生中心，如今似乎竟黔驢技窮。領導讓龍弟帶我去阿伽汗醫院——一個具有伊斯蘭背景的，針對非洲等欠發達地區的跨國醫療網絡。

非洲醫院

我躺在急診病床上，急診醫生——那個阿拉伯女人——給我抽血，輸退燒藥、抗生素以及兩升液體電解質——鈉和鉀。我回顧起這一年來去過的醫院。

達市醫院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公立醫院和私人醫院。公立醫院——包括地區醫院和較為高級的轉診醫院——都稍顯破舊。在那里，大家使用當地語言，排隊時間也很長，最重要的是，其醫療設施不一定齊全，因此，醫療水平稍次。不過，由于坦桑醫生數量不足，公立醫院的醫生——尤其是專科醫生——很可能和私人醫院共用。

與公立醫院相比，私人醫院——尤其是外國私人醫院——更加整潔，設施充足且先進。外國私人醫院主要有如小型寫字樓一般的倫敦衛生中心。它坐落在土路旁，不算起眼。最有名的還得是阿伽汗，它坐落在市中心公路邊，看上去十分現代化。藍天白云之下，其亮白的墻面上赫然標有大而醒目的醫院名稱，名稱之上是由三個紅色半弧形構成的環形標識。

本來，我青睞的是倫敦衛生中心，因為它離住家近、效率高且相對便宜——治療感染一般需要三十萬先令（約合900元）。相比之下，阿伽汗離家較遠，驅車至少需要半小時。我去過一次阿伽汗門診，其漫長的就診等待時間和高出衛生中心一倍的費用讓我對它印象一般。

不過，阿伽汗的急診倒是令人滿意。我們無需掛號，也不必等待，甚至還擁有單人間的環境和多對一的服務。我的病情很快再次好轉，我以為自己終于可以安心回家。然而，急診醫生卻讓我住院。

“你的血壓很低，輸完電解質也沒有明顯改善。你必須轉入HDU，是介于ICU和普通病房之間的一種病房。去繳費吧。”

標價的現代

龍弟帶了100萬先令（大約3000元），急診幾乎把這些錢花光了。回想起我在國內得新冠時，發燒暈厥去掛急診，費用也不過200多塊。而這100萬還不算什么，住院竟然要求預繳600萬先令（大約一萬八千元）。這幾乎是我外派一個月的辛苦工資，更是當地普通人幾個月乃至幾年的收入。

根據2017年坦桑《正規部門就業和收入調查》，大部分人月收入在30到90萬先令。就連我認識的一個畢業大學生，做律師的話，辛辛苦苦，月薪才30萬，和我們的保姆收入持平，甚至還不如我們月入60萬的司機。

此外，政府的醫療預算也十分稀缺。坦桑《衛生部門戰略規劃》第三個五年計劃（2021-2026）直言不諱地指出，考慮到人口增長和通貨膨脹，坦桑人均醫療預算從2007/08財年的22.44美元（約合160元）降至2020/21財年的18.05美元，遠低于實現全民健康覆蓋所需的86至112美元。

我不敢想象有多少人無法得到完善的治療。

龍弟跑回公司借錢。我則分別向恰好找我的國內朋友和當地朋友吐槽這一萬八的醫療費用。

“媽呀，非洲人民看起來也蠻艱苦的，這消費也太高了。可能是坦桑頂級醫療團隊。”國內朋友說。

“在那看病得有保險才行，從自己口袋里掏錢，你可能會掉眼淚。”當地朋友說。

“其實我一直想知道醫院的環境如何，因為我腦海中全是埃博拉紀錄片那種雨林中的臨時診所。”國內朋友說。

“我很同情你，真的。你會發現（阿伽汗）進進出出全是人，但人們還說非洲很窮。”當地朋友說。

的確，非洲并不像國內朋友想象的那么落后，至少在達市，現代化和進步性并不難尋。多年前我聽過的那些非洲醫療事故傳聞——那些本可避免的截肢，那些不該發生的死亡——曾讓我對非洲懷有過度的恐懼，現在看來，它們確實有些聳人聽聞。不過，非洲也沒有當地朋友想象得那么富有，這種現代化和進步性所附帶的高昂價格標簽實際上是貧富差距在醫療領域的刻骨烙印。

《走出非洲》在描述當地人就醫情形時寫道，“白人為保全自己不遺余力，盡量避免命運降下的橫禍；而黑人一輩子都逃不出命運的掌心，也就坦然接受了。”窮人命如草芥，在非洲尤甚。我心中有些共情的絞痛——畢竟某天，面對高昂的費用和神秘的疾病，即便我不遺余力，也可能不得不被命運裹挾。

特別加護室

龍弟帶錢回來后，我去問了一下急診醫生，是否真的有必要住進那個我從未聽說過的高級病房HDU。

低血壓是指血壓最高值（收縮壓）低于90mmHg或最低值（舒張壓）低于60mmHg，我平常血壓就在這兩個最低閾值左右，我將此告知醫生。然而，醫生說我的最高值已經掉到80，最低值到了40，有危及生命的可能。

我等護士來引路，準備從一樓急診移步至四樓的HDU——Highly Dependent Unit（特別加護室）。兩位護士——一男一女——走了過來，看到我起身，急忙催促我躺回床上，然后將床和我一起推出門外。

輪子轱轆地碾過地板，穿過點綴著松針藤條的門廊，又擠進滿是病人和家屬的人群，路過掛滿燈飾的圣誕樹。濕熱的空氣撲面而來，直到我們再度進入室內。冷冰冰的醫用灰色電梯將我送至四樓。我很不自在，感到一種荒謬的反差：明明感覺良好，卻像是得了重病。

后來，我在閱讀《無國界病人：在美治療癌癥3000天》時，發現這是國際常規操作，阿伽汗也沒有落伍。“急診有個特別的規定，值得一提：病人不能自己走著離開，必須要專門的護士，把病人推下樓……如果你一個人走出來，在醫院里跌倒或者受傷，他們是要負責任的。”

護士推著我穿過幾道玻璃門，來到特別加護室。龍弟被攔在外面。

相比急診病房，特別加護室寬敞了一倍，估摸能有三十平，而且還有一扇超大窗戶，能看到參天的椰樹和市中心的建筑，其中有個不規則的銀行建筑格外突出。

我坐在床上，推我來的護士又把一堆線插在我身上，隨后遞給我一個呼叫器，告訴我若有需要，可以呼叫門口的值班護士。

值班護士通常坐在玻璃門右側的小隔間里，便于隨時監控病人的狀況。很快，值班護士推進來一個輸液泵。后來我發現《無國界病人》在美國化療時，用到的也是一樣的儀器。“醫用電子輸液泵，它的先進之處在于能夠準確控制輸液滴數或輸液流速，保證藥物能夠速度均勻、藥量準確并且安全地進入病人體內。這種智能輸液器，還有阻塞報警、氣泡報警、液體輸畢報警等功能。它相對于手動設置的各種靜脈輸注，需要護士的經驗、手感的傳統化療方式，似乎顯得先進多了。”

我問護士龍弟什么時候能進來，我的手機等物品都還在他那。

護士讓我等等，順便介紹了自己。

他好像叫“神牛”？這是他的中文名。他曾在江西學醫，但因為受不了那里的寒冷天氣，最終未能完成學業。我并不想要神牛，更希望有個女護士陪護，因為白天有位男醫生毫不避諱地掀開我的衣服貼電極。神牛保證自己不會讓我的身體暴露在外。

介紹期間，龍弟也終于被保安放了進來。他只能待一個小時，我們苦苦哀求才爭取到一點額外時間。隨后，廚房工作人員又遞給我一張英文菜單，餐費包含在住院費用中。

開胃菜：奶油南瓜湯。

主菜：某種雞肉配炒菠菜，或秋葵土豆咖喱。

主食：米飯或煮菜蕉。

甜品：香蕉。

我一臉迷茫。國內醫生限制我只能吃豬肉，伊斯蘭醫院又不供應豬肉，但我再不補充蛋白質恐怕撐不住，最后，我選了雞肉配菠菜和可以補充鉀的香蕉。一個半小時后，面包糠炸雞呈上席前。我萬萬沒想到，病號竟還能吃“肯德基”，仿佛只有中國才為所有病人都制定嚴格的飲食禁忌。

等飯期間，神牛也對我展開了一場全面盤問——《無國界病人》在美國也經歷了這樣的醫療文化差異。作者說，這些原始資料用于了解病人是否有職業病和家族遺傳等等，醫院內的治療以及每次的病情變化等，都會以這個為基礎進行更新。

神牛首先問道：“最近有沒有飲食變化？”

我一直在公司食堂吃中餐，便回答道，“沒有。”但我心想，等我吃了這病號餐，就得另說了。

“有無疼痛部位？”

“肚子。”

“從1到10的話，你的疼痛等級是多少？”

“4或者5吧。”

“4還是5？給我一個具體的數字。”

我并沒有太大概念，便說了4。后來我從書中得知，“1—3級是輕度疼痛，指有疼痛但可忍受，生活正常，睡眠無干擾；4—6級是中度疼痛，一般此時疼痛明顯，不能忍受，要求服用鎮痛藥物，睡眠受干擾；重度疼痛一般是7—10級，疼痛劇烈，不能忍受，需用鎮痛藥物，睡眠受嚴重干擾，可伴自主神經紊亂或被動體位。”

“你是基督教還是印度教還是？”神牛問題一轉。

“我是無神論者。”

“你確定？不是佛教？別的什么？”

“無神論。”

“你第一次月經是什么時候？”“上次月經是什么時候？”“有沒有孩子？”“有沒有糖尿病？”“有沒有高血壓？”

高血壓？我心里翻了個白眼，我不是低血壓才來到這里嗎？

神牛又接著問，“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翻譯。”

聽到我的回答后，神牛格外震驚，愣在原地。

我也愣住了，心想，難道他看穿了我？

我不愿說自己是銷售，既因為自己對這個職業沒有全然認同，也擔心別人覺得我腰包豐厚，試圖將我榨干；我更懶得解釋自己其實是個作者，也擔心對方因此認定我清貧至極，無法負擔高昂費用，從而不肯給我用藥。

“你不是來做生意的？”神牛問道。“所有中國人都是來做生意的。你是我見過第一個不是來做生意的中國人。”

“嗯……我們公司做生意。”

他恍然大悟地點點頭。“你抽煙嗎？”他問。

我搖頭。

“你喝酒嗎？”

我還是搖頭。

“那你在中國是怎么過下去的？”神牛再次震驚。“中國人不是人人抽煙喝酒嗎？”

“那你抽煙喝酒嗎？”我反問道。

他也搖頭。“就是因為不抽煙喝酒，我才沒完成學業。抽煙喝酒的話，就沒那么冷了。”

不過，他說中國冷，我覺得坦桑的空調才叫冷呢。我之前讓神牛再給我拿條厚被子，他幫我找來一條斑馬紋的毛絨毯子——這比倫敦中心那邊的護士靠譜得多，在那里，我凍得發抖，卻要不來一條多余的被單。

周一的夜里，我左手輸液，右手連線，伴著樓里此起彼伏的儀器滴滴聲，紋絲不動地半睡半醒了一宿。坦桑的床墊軟得出奇，我的背疼得像被折成兩截。迷迷糊糊的夢中，我吃了莓果蛋糕；然后，我背著個沉重無比的登山包，像西西弗斯推石頭一樣，在一座陡峭的斜坡上來來回回。

絕望的囚禁

即便身處達市最好的醫院，陌生的環境仍輕而易舉地將孤身一人、飽受病痛折磨的我無情吞噬。

周二早上五點，我被刺耳的嗶嗶聲吵醒。我坐起查看，神牛沒在門口。我想上廁所，但呼叫器早已滾落在地。我極其艱難地在管線束縛下將其撿起并按下。無人前來，度秒如年，我仿佛身處監獄。

神牛出現后，我讓他把我解開，又問這刺耳的聲音是什么。

“是警報。你的血壓太低了。你覺得暈嗎？”

我搖搖頭。

“如果上廁所覺得暈的話，就坐著別動，不要站起來。”

我坐在走廊盡頭的公共衛生間里，有些擔憂，便匆匆返回。神牛重新給我測血壓，一切正常。神牛說這和他估計的一樣，是誤測。可我還是不由得轉念一想，假如我真的突然低壓，沒人發現，會發生什么？

神牛拿出工具，開始晨間抽血。我怕針。他安慰道，“我盡量只扎一次。”

什么叫——

針扎了進去。我呼吸驟停，酸痛中，一切工作器官仿佛都屏息三秒。

還好只扎了一次。

扎完針后，由于按壓不夠，我的左胳膊腫起。此后我將無數次感嘆，外國護士的技術實在難以與中國護士相比。

接著，神牛開始給我換液體，一個泡泡咕嚕流了下來。神牛等待著處理。

“泡泡進去了會怎么樣？”我問道。

“會死。”他說，“泡泡會進到你的肺里，你開始咳嗽，然后器官逐漸衰竭。你要不要試試？”

“不用了吧。”我干笑著。

神牛不慌不忙，把導管拔掉，液體和泡泡流進一個橡膠手套里，隨后神牛重新接上導管。我松了口氣。

早餐隨后送來。昨晚廚房給了我一份中餐菜單，上面列滿了麻婆豆腐、宮保雞丁、海鮮炒面……仿若高級餐廳。我點了清淡的蔬菜粥和雞肉湯包。然而，實物讓我大失所望——“蔬菜粥”不過是兌水的干飯，拌著青紅黃椒丁；“雞肉湯包”也被本地化成了印度炸餃。

食物剛落入胃壁，疼痛再次襲來。房間里的儀器此起彼伏地尖叫：嘀嘀嘀的警報、“235，356”的四三拍樂鈴，攪得人頭昏腦漲。神牛讓我不要管這些聲音，然后他告訴我，“我要回家了。”

什么意思？

門口沒人換崗，呼叫器也卡在了病床的側欄里，我始終夠不著。房間空蕩蕩的，只有那些冰冷的儀器嗶嗶作響，仿佛在嘲笑我的無能與無助。我終于忍不住抽泣，隨后干脆嚎啕大哭。我連哭了三個小時，眼皮腫得像被蜜蜂蟄過——后來照鏡子時，我自己嚇了一跳，我的臉又腫又皺，活像是E.T.外星人。

廚房后勤在這期間前來為我點餐。她見我涕泗橫流，便問道，“爸爸是不是在路上了。”

淚水和抽搐讓我發不出聲音，我點了點頭。

實際上，這次生病我特意瞞著家人。我早就該成熟獨立了，況且，他們年紀漸長，身體狀況也不太理想，我沒必要讓他們在萬里之外干著急，白擔憂。

后勤見我淚流不止，不停地追問，“爸爸還有多久到？”“爸爸肯定快到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撕心裂肺而又結結巴巴地喊了出來，聲音比我想象的更加凄厲絕望：“我爸媽都在中國，他們根本不知道我生病了。”

她顯然有些手足無措。“別哭了。”她試圖安慰我。“你要是還哭的話，我就站在這兒不走了。”

終于，主治醫生——一位名叫哈妮法的黑人女性來到病房。后來，我在能搜到坦桑所有醫生信息的醫務委員會官網上進行了檢索，她曾于2010年和2020年在伊斯坦布爾大學和阿伽汗大學深造。

哈妮法帶著一堆貌似實習生的醫生將我圍住。我把我的病情從蕁麻疹到魔咒感染復述了個遍，此前我給倫敦中心的三位醫生，阿伽汗的急診醫生也講過無數次。我講得十分投入，淚水都跟著止住。

哈妮法頻頻點頭，又短暫地思考了一下，然后告訴我，我得的依舊是細菌感染。我告訴她早晨肚子很疼，她安慰道，“病情反復很正常，不用擔心。大家都在這兒呢。”這話顯然又刺激了我的淚腺。“別哭了。”她把窗簾打開，讓我看看藍天、白云與陽光。

期間，龍弟也終于被保安放了進來。我有些夸大地告訴他沒人管我，他怒氣沖沖地跑去前臺理論。“我們付了600萬！就是這個服務嗎？”我也哭著抗議，讓他們不要把龍弟關在外面。前臺沒有同意，強調他可能帶細菌進來，也可能帶細菌出去。我們提議換到可陪護的普通病房。前臺依舊搖頭，他說在這里，一對一陪護能夠及時響應，普通病房會耽誤治療。

抗議后，查房的人確實多了起來。我一遍遍復述病情，結果來的人是營養師、前臺、護士、管理員……并沒有提供醫學幫助。

很快，保安又來趕龍弟走，恰好他也該去吃午飯了。我迫不得已地再次孤苦伶仃。我當然知道自己有些過分嬌氣與挑剔，難以看到自己的幸運：得的不過是細菌感染，能在達市最好的醫院看病，而且還能支付這筆費用……

我獨自吃下送來的雞肉湯面，咸得齁嗓。我嘗試在這個監獄般的病房里入睡，怎么也睡不著。

海景病房

下午，心情漸漸平復，身體的燥熱也似乎退去，肚子也不再隱隱作痛。我問白班護士是否可以停掉退燒藥。她欣然應允。不久后，她激動地跑進來說，現在有陪護病房了。龍弟立馬去五樓看房、登記。

白班護士取掉各種導線，我準備去乘電梯，結果卻被推到輪椅上。她與另一位護士推著我在走廊里兜兜轉轉，讓我“享受飛車體驗”。我們在奔跑中一路放肆大笑，病房的壓抑全被拋在腦后。

五樓的VIP單人間堪比豪華酒店，空間似乎又比加護室大了一倍。護士特意給我們挑了一間敞亮的海景房，里面有獨立衛浴、病床、電視、衣柜、書桌、扶手沙發以及可以改造成大床的長沙發。

仿佛大海在呼喚，護士急忙催促我們出去看看。推拉門外，濕熱的海風卷起白浪，浪花退去留下一灘沙水。沙灘漸漸過渡為草地，合歡探出蓬松的綠意。遠處，貨輪在無垠的深藍中悠然穿行。近處，兩條平行的公路上，車輛呼嘯而過。我走回房間，愜意躺下。盡管自己不過是在市區的海灘，但那一瞬間，我幾乎覺得自己正在度假。

我幾乎就要睡著了。然而，好景不長，停了藥的我又開始發燒。護士連忙加藥。

哈妮法在周三早上再次前來查房，說各項指標正在恢復，一切順利。我說我高燒復發。她說那是因為我著急停藥，加藥就會好轉。

聽完解釋，我大為輕松，還準備去探望剛在阿伽汗做完結石手術的廚師同事。他住在三樓普通病房，兩人間。我一詢問，他說他正在辦理出院，因為旁邊那個中國病友刷短視頻的聲音實在太吵。結果，反倒是他來探望我了。

我們問他手術做得如何。他說，“比國內做得都還要好。一個印度醫生做的。”

廚師并不會英文，但這也不影響他看病，因為醫院有中文翻譯，而且不少醫生——包括院長——都會講中文。廚師曾在非洲安哥拉待了八年，他感嘆道，坦桑的醫療條件比安哥拉好多了，不過費用的確高昂，他花了800萬（大約兩萬四千元）。他還提到，本來他也要住五樓，結果醫院突然通知他沒房了。我心里咯噔一下。

廚師離開后，我試圖睡覺。龍弟接了個電話出門。不知怎的，他一走，疼痛即刻襲來。我蜷縮在床上，手緊壓著腹部，我翻來覆去，怎么也無法擺脫折磨。

煎熬中，我把手機攥在掌心又丟下。到底要不要給媽媽打電話？從小到大，每次生病，她總是守在身邊，握著我的手輕聲安慰：“有媽在這兒。怕啥？”哪怕上次在非洲做皮膚疣手術，我也忍不住撥通視頻，屏幕那頭的她眉頭緊鎖，眼里含淚，急得快要從屏幕里跳出來。

但這一次，我遲遲不敢發去消息——昨天她才剛做完體檢，有些焦慮，我不能再自私地往她心頭添堵。

我拿起手機，又放下。屏幕亮起，又熄滅。最終，我給朋友發了消息。然而，那天下午，平常躁動的手機卻沉默得像塊磚頭。

我仿佛再次回到那個令人絕望的特別加護室。

我蹙眉深鎖，鼻尖聳起，做好失聲痛哭的準備。但沒有聲音，沒有眼淚。上午的放肆哭鬧已將我力氣耗盡，我嗓子發啞，眼眶發脹，只留下一個怪異的表情。過了好一會兒，剛消腫的眼皮下才滑出幾顆淚滴，無聲地掉在床單上暈開。

等龍弟回來時，我已經狼狽不堪。原來剛又有個來急診的同事需要他幫忙。我心情低落，甚至有些責怪他將我拋棄。

我已經好幾天沒吃飯了。原本就沒胃口，更別提那些本地化的病號餐了。盡管病號餐品種豐富，中餐西餐當地餐應有盡有，既不忌發物，也不避油膩重口，但我依然無法下口。

那天晚上，我精神狀態跌入谷底，嘔吐復發。好幾個瞬間，我都覺得自己快撐不下去了。我堅信自己再也無法入睡，折磨將會永無止盡，內心的脆弱讓我想要跳窗而出。我在腦海里一遍遍預演……

然而，當時間與輸液瓶里的液體一起滴答流逝，我漸漸忘記了那些黑暗的念頭，轉而陷入沉睡之中。

熱愛生命

周四一早，哈妮法例行查房。我憔悴地告訴她，昨晚嘔吐得厲害。她給我開了止吐藥，并加大了抗生素劑量。“本來準備安排我今天出院的。”她遺憾地說道，“現在看來是不行了。”

我向龍弟回憶了昨晚的心理歷程，一邊自嘲嬌氣，一邊感嘆生命頑強——我不僅安然入睡，還在夢里吃了頓火鍋。這讓我想起了杰克·倫敦的《熱愛生命》：那位身處寒冷荒原中與饑餓奮起抗爭的淘金者也曾在焦躁不安的睡眠中夢見酒席和宴會。故事結尾，他憑借頑強的意志與病狼搏斗，最終等來了救援。

換液體的時間到來。又有一個氣泡滑入輸液管。

其他所有護士都是用橡膠手套接住泡泡，而這位護士卻選擇了打開氣閥，讓泡泡從那里流出。我反復確認這樣是否安全，他答復說沒問題，但我心中仍有疑慮。這已是我生病的第五天，我卻還未痊愈。我又開始對非洲醫術產生合理又無理的懷疑，就像剛開始在非洲看病之時。

護士換完液體就離開了。他前腳剛走，我立馬就感到扎著針的血管在劇烈疼痛。接著，我開始咳嗽，呼吸急促，心臟收緊，大腦麻痹。我耳邊實實在在地響起了神牛的聲音：“會死。”“泡泡會進到你的肺里。”“器官逐漸衰竭。”

我再次感到自己必死無疑。死亡恐懼像一張黑色的大手將我籠罩，我對自己的平庸結局感到悲痛，難以相信也無法接受。

龍弟按鈴求助。果然，這里不如特別加護室的速度。

等醫生來的時候，我的呼吸已經平穩下來，我應該是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恐慌發作。臆想的作用實在強大，難道我的病情惡化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作用：一旦我感到孤立無援，便會立馬出現癥狀；而當我冷靜下來，所有癥狀都開始消失。我向這位醫生解釋道：“我剛以為有泡泡進血管了，我以為我要死了。”

“人是很強大的，沒那么容易死。你的每個器官都會想盡辦法保護你。”醫生安慰道。

冷靜下來后，我要來了所有的檢測報告，和人工智能一起探討我的病因。經歷了如此多感染后，我已經從一個懵懵懂懂甚至吃錯藥的病人打怪升級為理解感染相關指標——比如，WBC（白細胞計數）、CRP（C-反應蛋白）、PCT（降鈣素原）——并能自己用藥的高級病人——比如，當地常見的撲熱息痛（paracetamol）、治療喉嚨發炎的阿奇霉素（azithromycin）、抑制胃酸的泮托拉唑（pantoprazole），以及各種類型的抗生素和止吐藥。

病癥似乎總是有跡可循，只是人們往往后知后覺。這次，我的結論是：日常壓力、情緒波動，再加上缺乏鍛煉，讓我的身體狀態欠佳。同時，為了治療蕁麻疹，我忌口并使用了激素藥物，這進一步削弱了我的免疫系統，使我無法像平常一樣抵抗細菌感染。此外，還有衛生中心治療不當的因素。首先，它未能解決我上吐下瀉的問題，導致我持續性無法進食，進而出現低血壓。其次，它在后兩次就診時給我服用的止瀉藥羅哌丁胺（loperamide）將病毒和細菌困在體內，導致發燒難以退去，感染癥狀不斷加重。好在阿伽汗醫院的治療效果還算可靠，在一系列藥物的幫助下，腹瀉和嘔吐終于停止，胃口也隨著相關指標的好轉逐步恢復。

周五早晨，哈妮法宣布我可以出院，并特地叮囑：“用于標志過敏反應和免疫系統過度反應的免疫球蛋白E（IgE）依然很高，蕁麻疹可能復發。照顧好自己，了解自己，避免過敏原。”

“就沒有徹底治愈的方法嗎？”我問道。

“沒有。”她回復說。“只能靠你自己觀察和調整。但你這個慢性病根本不算什么，有些人的慢性病比你嚴重得多。”

哈妮法查房后就去準備出院文件。隨后，藥房人員給我帶來藥物：飯后吃的抗生素，其中一種顆粒碩大且極其澀口，每八個小時就得吃一次；另一種抗生素則是12小時吃一次。這兩個藥物對我一日三餐及睡覺時間帶來極大挑戰。此外，我還需在飯前服用抑制胃酸藥物、保護腸胃的益生菌等等。

與此同時，龍弟去核算費用：預繳的600萬基本花完。現在想起來，我在國內因蕁麻疹住院一周自費那2000元，真不算什么。幸好駐外公司一般都會給員工報銷海外醫療費用，而這次，面對高昂費用，公司也依然慷慨。

等待出院的幾個小時里，我思緒漂浮，甚至動了離開非洲的念頭。但我可是費盡心思才在達市建立了自己珍視的可持續寫作生活，非得離開才能打破疾病魔咒嗎？再說，離開就能打破魔咒嗎？

我想起2022年底認識的一個在剛果金工作的女孩，她每三個月就會感染一次瘧疾，一年差不多得了五次，但她卻仍不愿離開她的非洲舒適區。相比之下，在坦桑尼亞——尤其達市，疾病情況并不復雜，我得的不過是區區感染——病毒感染可以算是非洲版感冒，細菌感染則算是非洲版發炎。對這些疾病，坦桑醫療早已駕輕就熟，即便價格昂貴，也有公司兜底。

那不離開的話，我該怎么避免感染？我望著兩只胳膊上的十個留置針針眼與抽血針眼，不禁打顫。我決定將自己封閉起來，足不出戶。但是——

“你覺得我有必要把自己關在家里嗎？”我問那個告訴我人很強大的醫生，他恰好過來看我。

“不用。”他立馬回復。“了解清楚自己就好。”然后，他又把各個指標給我講解了一遍，還建議我去 找個免疫學家看看，不過，他遺憾地表示，阿伽汗沒有免疫學醫生。最后，他補充道，“不要有壓力，這也會影響你的免疫系統。我的建議是不要去想這些，活得自由，享受生活。”

他仿佛說出了我的心里話，我使勁地點點頭。

出院后，我把這次住院經歷分享給更多的當地朋友，也關心他們能否看得起病。幸運的是，朋友們都很久沒去過醫院了。的確，他們個個都看上去十分開朗樂天，絲毫不像我這樣杞人憂天。

他們告訴我，我這次之所以花銷不菲，是因為我沒有保險，而且還去的是最貴的外國私立醫院。

一位朋友還告訴我，在這里，一般有三種處理疾病的模式。

第一種也是最常見的一種就是去藥房。大家非常相信藥劑師，而且其價格也比去醫院看病或開藥便宜。

第二種同樣常見的是使用啾啾術——一種帶有完備護身符和咒語體系的巫術。啾啾術種類很多，有些完全憑借玄學力量，有些則包含坦桑傳統醫藥——和中藥一樣，坦藥也在慢慢成為一門醫院認可的學問。

第三種才是去醫院。

總而言之，在坦桑，治療一個普通感染，大家都能支付得起，更何況還有小部分人擁有醫療保險，而且坦桑政府也在努力實現全民醫保。

除了向朋友訴說外，我也把這次經歷當個笑話講給家人。爺爺一如既往地沉默，爸爸讓我增強體質，媽媽讓我回家，婆婆止不住地流淚。我說都過去了，我現在好得很。

但實際上，在經歷了一整年的感染魔咒后，一到月中，我就會條件反射地緊張，輕微的不適都會讓我驚慌失措。我害怕自己需要再次忍受疾病折磨，也畏懼下次不會幸運地痊愈——就像《熱愛生命》的主人公，他在得救后，開始瘋狂進食、斂食。

“但他的神志還是正常的。”《熱愛生命》寫道。“他只是小心謹慎地為接下來可能挨的餓做準備——如此而已。他會從這種心態里恢復的，科學家們這樣說道。事實也確實如此，當貝德福德號的錨隆隆地拋入舊金山灣時，他就徹底好了。”

我試著不讓疾病纏繞心頭，也不為自由編織恐懼的牢籠。我想要拋下一切外在紛擾——那些壓彎背脊的工作與寫作重擔，那些掀起心中大浪的動蕩情緒——竭盡全力地保持愉悅的心情與健康的體魄。我想要相信生命的韌性，在生命力蓬勃的非洲不應更有信念嗎？然后，我想要迫不及待地去熱愛生命，熱愛生活。

愿非洲人人都能病有所醫。更愿非洲無病，人間無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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