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除夕夜，一篇以DeepSeek創始人梁文鋒的口吻回應 “國運論”的文章風靡全網。這個事后被證明是AI生成的虛假內容，成為了至今流傳最廣的AIGC內容之一。

很多熟悉梁文鋒的人在第一時間看出了蹊蹺：這個走到輿論中心的理工男向來保持著極為低調的公眾形象。不僅他本人全網沒有認證過個人賬號，甚至這家備受矚目的公司，長期也只在GitHub上發布技術更新，只在微信公眾號、X（即推特）上開了社交賬號。

變化發生在兩周前，DeepSeek的小紅書賬號發出了第一條正式說明，宣告了這家以開源精神引發全球性行業變革的科技頂流，新增的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一個內容合作平臺，是看似跟高科技關系不大的小紅書。

事實證明，小紅書的確不太適合討論消除大語言模型幻覺問題的技術討論，當資本大鱷忙著制造英偉達“1·27慘案”的時候，小紅書用戶已經熟練使用DeepSeek寫對聯、找菜譜和算命了。

向這個內容社區投射信任的還有另外一波令人意外的群體。

1月初，在TikTok面臨封禁時，小紅書下載量一度躍升為美區蘋果應用商店免費榜第一名。“TikTok refuge（TikTok 難民）”作為當代文化生活的新標簽席卷太平洋兩岸，而“李華”這個總是出現在英語試卷上的人物則成為了見證中美民間友誼的老演員，連NBA巨星庫里入駐小紅書的開場白都是一句老鄉味十足的“ What's up，Lihua”。

科技精英與TikTok難民殊途同歸的巧合下，小紅書的社區路徑有意無意地暗合著中國互聯網生態一個深層的邏輯變化——流量爭奪偃旗息鼓，人文主義舉足輕重。

這背后更中觀的視角是，互聯網已經走完了從“精英工具”到“全民普及”的滲透率革命，但當內容洶涌如潮水般涌入時，過于強調效率的分發機制也帶來了新的問題：信息割裂，孤獨、焦慮和內耗成為普遍的時代情緒。

在人們看似隨機的“賽博遷徙”里，有對早期互聯網開放、包容的懷念，也有對“效率至上”的反叛。而這種數字世界的人口流動也描摹出平臺要面對的時代命題已然轉向：如何從流量分配者轉變為生態的維護者，通過構建超級社區，讓人與人之間再度形成良好的連接？

中國互聯網內容社交平臺在過去三十年走出過萬千岔路，所有的技術變革與產品創新，共同刻畫出一張超級個人-超級平臺-超級社區的圖譜，逐漸鋪陳出一條從“信息互聯”到“生活連接”的道路。

而早在誕生之初，互聯網就已經為這一切取了一個美好的名字：信息平權。

“高手在民間”

1996年初北京中關村零公里處豎起了一塊醒目的紅藍廣告牌：“中國人離信息高速公路還有多遠？向北一千五百米”。

在那里，中國第一家提供互聯網接入業務的民營企業瀛海威建了一座科教館，據說任何一個具備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只要學習10分鐘，就可以體驗它提供的在線論壇、電子郵件、網絡咖啡屋等服務。重點是：免費對所有人開放。

在那個全國平均工資不到1000元的年代，組裝一臺電腦少則萬元起步；用56K貓撥號入網的下載速度每秒只有7KB，卻要占用電話線路，每小時還加收4.2元的寬帶上網費。科教館項目是一種引流手段，但確實也為許多囊中羞澀的人初開互聯網的大門：他們在這里第一次結交網友，第一次收發郵件，甚至第一次申請留學。

雖然，愿意教育一個空白市場的人常常凍于風霜雨雪之中。

由于始終沒有找到持續的盈利方式，創始人張樹新于1998年被迫辭職，瀛海威則在2004年破產注銷。實際上，作為抱有信息平權理想的初代互聯網項目，瀛海威巔峰時期的注冊用戶也就六萬多人，但受到啟蒙的年輕人們，卻散作中國互聯網歷史上的滿天繁星：

網易丁磊的BBS賬號是在瀛海威注冊的；帶著“中國黃頁”去和張樹新取經的馬云，回到杭州的小區里注冊了阿里巴巴；海歸回國的張朝陽拜訪張樹新后，創辦了中國第一家門戶網站搜狐，他的激情演講又啟發了馬化騰——1999年，一只身材還算瘦削的企鵝OICQ上線，這是騰訊的前身。

與此同時，還有更多渴望表達、熱愛創作的普通人，已經感受到了互聯網內容創作的魅力，他們沒有太多的技術傍身，只有一種樸素的沖動——在交通尚不發達的年代，通過互聯網去見識更多的人生，去交換更多的思想。

在馬化騰創業的同年，畢業于中山大學中文系的海南省政府信息中心公務員邢明，用自己炒股賺來的2000萬收益，創辦了后來的全球華人第一論壇——天涯。

彼時，UGC（User-Generated Content，即用戶生產內容，有別于PGC即專業生產內容）還遠沒有成為一個通用詞匯，但臥虎藏龍的天涯網友、層出不窮的天涯神帖，很快就成為了21世紀初中國社會不可忽視的文化現象。

很多現象級內容都能在天涯找到源頭：《武林外傳》的編劇寧財神是天涯的第一代用戶；暢銷多年的系列書籍《明朝那些事兒》和《鬼吹燈》都是天涯連載；《隱秘的角落》改編自紫金陳在天涯點擊量過千萬的小說《壞小孩》；婁燁在國內公映的第一部電影《浮城謎事》，故事原型是“看著月亮離開”寫的天涯日記。

那時，南方的報紙、北京的電視仍然占據著人們最黃金的注意力。互聯網為懷才不遇的內容創造者連接了一整個廣闊天地，讓一個又一個在三次元世界里默默無聞的人，通過網絡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找到了自己的觀眾。

然而，早期的互聯網，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過濾器，數以十億計的中國人距離信息高速公路的距離遠遠不止1.5公里。

按照創新擴散理論，一個新事物的滲透率需要先跨越“早期采用者”與“早期大眾”之間的鴻溝，才能加速向全社會滲透，這個臨界值通常在15%～20%，而中國互聯網要到2007年之后才剛剛觸達10%的滲透率。

在21世紀初那個還不流行講方法論的年代里，互聯網上大多是在好奇心的驅動下自發聚攏到一起的知識青年。

當年明月是公務員，寫作時每天都要翻閱《明實錄》、《明通鑒》等文言文典籍；鬼吹燈作者張牧野，父母是地礦部物探隊隊員，從小在大院里耳濡目染；紫金陳是陳徐的筆名，意思是浙江大學紫金港小區的陳同學；寫出《流血的仕途》的曹昇，15歲考入浙江大學，19歲畢業，書的腰封上是潘石屹寫的推薦語。

從群體背景來看，早期UGC社區是一種精英化的創作氣質，離真正的普通人很遠。邢明自己也在后來的采訪中用“用戶生產內容，精英成就高端氣質”來總結天涯的產品基因[3]。

2009年新浪微博誕生，從長圖文到140字的短微博，更簡單的表達方式提供的是更開放的內容空間；同時，邀請公眾人物和娛樂明星入駐的策略，也迅速抬高了微博的聲勢，把UGC帶到了普羅大眾的生活里，全民創作的雛形初現，“圍觀改變中國”一度是這個產品最獨特的標簽。

但“關注、評論、轉發”這種經典的交互形成的內容分發，往往會催生出巨大的馬太效應，百萬粉、千萬粉的大V很快成為了平臺的絕對頭部。

實際上即便把長度縮短到140字，表達仍然是一個“少數人成為意見領袖，多數人還是圍觀群眾”的事情。比如帝國理工博士肄業的留幾手，雖然被不少人詬病畫風粗俗，但很少有人能夠在140字的限制里模仿出他的語言風格，并為他的受眾提供同等強度的情緒價值。

上網的門檻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逐漸消失，但互動的門檻還在那里。原創強度高、增量信息多、個人風格強是爭奪流量的關鍵，也是稀缺的內容能力，這些特質決定了早期的UGC平臺終究還是帶著印刷時代的痕跡，是編輯部實現了線上的延伸。

在超級個人的時代里，粉絲的數量也是大V的報價，巨大的流量讓他們不再需要靠版稅來實現財富跨越，只需要學會給轉發鍵明碼標價。“人人可發言，高手在民間”的去中心化理想終究還是長成了一副陽春白雪的精英模樣。

但表達自己的欲望、想要被看到的渴望，仍然存在于普遍的人性之中。門檻的降低，也沒有讓大家等待太久。

算法改變圍觀

2017年5月，Instagram的開發團隊收到了一份需求：將算法推薦應用于評論區。

這個需求的源頭來自卡戴珊家族，金·卡戴珊是第五個粉絲破億的INS網紅，排在她前面的是三位歌手Selena Gomez、Ariana Grande、Beyoncé，以及足球運動員C羅。

Instagram在2016年用算法推薦代替發布時間進行內容推送，與之對應，網紅頻繁發帖漲粉的策略隨之實效。在和算法斗智斗勇的過程中，網紅們拼湊了一個模糊的結論：如果一則內容在發布后迅速引起討論，并且有大量文字內容評論，就會被算法推薦。

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家族帶頭大姐金·卡戴珊認為，如果自己和其他家族成員在彼此的評論區互相評論，就能快速“先富帶動后富”。但Instagram的評論區沿用了傳統的排序，導致較早的評論會被迅速淹沒。

Instagram迅速開始調整，從2017年夏天開始，用戶的粉絲或認證賬號發表的評論，會被算法優先推薦。這個小小的調整引發了一系列令Instagram始料未及的連鎖反應。

一是Instagram被批評“基于少數人的反饋為所有人改變了產品”；

二是金·卡戴珊的表妹凱莉·詹娜被福布斯評為“靠自拍起家的最年輕億萬富豪”；

三是一位用戶依靠在卡戴珊家族的帖子下留言，短短幾周漲粉八萬，接受《Vogue》采訪時，她表示“自己和那些人一點都不熟”。

生于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社交媒體留下了大量早期人類馴服算法的珍貴資料，手機的普及徹底改變了UGC內容平臺的樣貌。

按照行業普遍推算，YouTube在2010年的月活用戶在3.5億左右，但2013年，YouTube官方就披露月活用戶突破了10億，2015年增長到了15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智能手機的普及。

博客走向140字的微博，長視頻也走向了15s的短視頻和直播，這種內容形式的變化，降低了創作的壓力，也讓越來越多的人拿起手機分享自己的生活和愛好，老鐵們的家長里短、小美小帥的戲劇人生……各種各樣的內容都開始涌現。

而在2017年，YouTube披露了一組數據，2016年YouTube用戶每天觀看視頻的總時長就超過了10億小時，是2012年收看時長的10倍。為了應對視頻內容近乎膨脹的規模，YouTube開始編寫算法，利用用戶數據進行個性化推薦，從而提高推薦效率。

創作門檻帶來的內容供給爆發式的增長，必然會催生信息分發效率的問題。

即便在互聯網時代，中心化的媒介依然無法高效匹配信息的供需兩端。無論是單純的搜索，還是發布時間、視頻時長等結構化的指標，都難以勝任精準推薦的訴求，算法在內容產業的應用由此而來。

在短視頻普及前，今日頭條已經是一個基于算法的產物。Instagram創始人凱文·斯特羅姆向用戶解釋算法推薦機制的聲明中說：無論如何每個人都會與70%的內容擦肩而過，算法就是確保每個用戶看見的30%，都是對他而言最好的30%。

當“如何分發信息”成為了一門技術，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社交媒體在無意間聯手瓦解了搜索引擎在PC互聯網時代如日中天的流量主導權。但與此同時，算法也推動了超級平臺的出現。

算法普及前，人與人之間基于興趣的聚合往往通過論壇實現，而基于興趣誕生的論壇又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占據了整個互聯網流量的大部分份額。但這種興趣在算法的加持下形成了更加高效的聚攏，分散的流量迅速開始集中到推薦算法最好的地方。

在這個過程中，基于算法推薦的社區吸納了分散的流量，“去中心化創作、中心化分發”的超級平臺開始出現。同時，由于平臺掌握了分發的權力，商業價值可以被輕而易舉的兌現。這雖然解決了長期困擾UGC社區的自我造血問題，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

Instagram最初的設想是避免Facebook和YouTube的煩惱：平臺里充斥著團隊專業、制作精良的內容，導致普通用戶感覺自己完全沒有存在感。但問題是，Instagram的產品推廣策略最終還是導向了名人路線。

2016年3月，教皇方濟各以@franciscus的用戶名在INS上發了一個帖子，瞬間獲得了超過30萬個贊，標志著Instagram招攬名人的戰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當一個平臺的用戶結構無限趨近社會的最大公約數，那么它的互動形式就不再是人本身，而是“話題”、“熱點”和“事件”。從推特到微博，雖然創作的主題從少數人走向全民，但影響力的分配并不平均。

這個過程中，創作者的主體性逐漸弱化，注意力經濟的焦慮中，平臺開始重新駕馭算法。當嚴肅知識視頻需要包裝成“3分鐘速成課”，古老的手工藝必須搭配“沉浸式解壓”的標簽，算法開始重構內容的價值坐標系——誰能更精準地“討好”平臺算法，通過數據來反推內容生產，誰能就在一個超級平臺上分得最多的商業利益。

海量內容看似以一種高效的方式實現了千人千面的分發，但在對分發效率近乎病態的強調中，“人”本身的價值無形中被弱化。就像在《史蒂夫·喬布斯》里扮演史蒂夫·喬布斯的美國演員Ashton Kutcher說：

“過去是互聯網反映了人性，但現在是人性在反映互聯網”。

生活即內容

Instagram在全面推廣算法之前，曾將用戶分組進行盲測，結果表明大部分用戶更喜歡內置算法的版本。但當他們得知自己使用的Instagram是算法版后，又紛紛表示自己還是喜歡不帶算法的版本[4]。

大部分人都不喜歡自己困在系統里，但算法本身是應對海量內容供給的最優解。因此，伴隨用戶規模的擴大，社交媒體都會面對一個治理難題：怎么才能讓自己不會“變味”。

2020年，小紅書的站內活躍度迎來了一波跳漲，尤其是美食菜譜和居家健身的筆記，獲得了大量投稿和互動。一年之后，小紅書上的話題維度翻了幾番，體育賽事、科技數碼、戶外生活等內容以數倍的速度增長。小紅書的DAU沖到了4000萬。

從2020年6月用戶首次破億，到2021年11月翻倍到2億，男性用戶的占比從不到10%躍升至30%左右[6]，小紅書的用戶規模迅速增長的同時，用戶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之出現在了互聯網研究的最中心地帶。

算法往往會讓平臺呈現整齊劃一的步調，但小紅書的特殊性在于，他們很大程度解決了海內外同行遇到的棘手問題：影響力的不均勻分配。

一線明星在這里未必受歡迎，一兩百百粉絲的“小透明”突然出了一篇十幾萬贊的爆款。一個人發了一條跨國尋親帖，17小時后親人就出現在了評論區。無論是證券分析師還是廣告公司職員，都會承認小紅書更像一個“社區”而非“平臺”。

這種內容的屬性和特征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普通人的生活。

2023年4月，一位粉絲數小幾百的用戶@吧啦吧啦 看不懂爸爸臨終前留下的最后一張紙條，希望有人可以幫忙辨認。帖子獲得了6000多條評論，有13萬人為一個答案點了贊：不要難過，我想你堅強。

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日本和韓國在半導體設備產業的競爭局勢，對自己的影響遠遠小于樓下蘭州拉面和黃燜雞米飯的競爭局勢。在“生活”這個語境下，分析特朗普當選對G7經濟體貨幣政策的影響，對普通人的價值遠遠不如辦美國簽證需要注意的問題。

UGC的內核既在于創作者的屬性，也在于人與人之間的鏈接。很難說在凌晨三點依然筆耕不輟的馬斯克也是Twitter上一名普普通通的User，如果一個社交平臺充斥著國際新聞、社會情緒與明星的生活作風問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恐怕不是“鏈接”，更像是站隊。

小紅書能夠成為一個互聯網社區，關鍵因素在于用生活鏈接了普通人的創作，而非對分發效率近乎病態的追求，在這里高熱內容往往和別處不同，超過一半的流量被分配給了千粉以下的用戶，最終形成了去中心化的創作與分發。因此，小紅書的規模遠遠超過了“小而美”的門檻，雖突破了社區日活不超過1億的魔咒，但社區的特質被完整保留下來。

如果必須要給小紅書做一個定性，那么“超級社區”是相對準確的概念。

今年1月，一位隨著TT難民潮涌入小紅書的美國俄勒岡用戶 @Maryjo1967 上傳了一段獨白視頻。在這個16.5萬贊的視頻里，沒有才藝展示，沒有專業見解，只有一段當下的感受：

“他們對我說，歡迎光臨，你在做什么。而我說我正在喝一個舊罐子里的冰水”，“突然間，這是活著的美好時光”。

在3.2萬條評論里，最高贊的一條是：“我也有這種感覺，突然覺得這個世界好精彩好有趣好溫暖，我要振作起來”。而另一個意想不到的連鎖反應則是，“喝熱水”終于走出了國門。

老外為什么沖向小紅書是DeepSeek橫空出世前上一個引發全民討論的產業話題，無論原因為何，它都帶來了一個直觀的啟發：

宏觀的世界或許在撕裂，但微觀的生活里，人們的相似性總是大于差異性。能夠跨越語言文化隔閡的，恰恰是生活中再普通不過的衣食住行與喜怒哀樂。

也就是說，“超級社區”的內核在于，無論社區的邊界多么廣闊，但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容身之所。

一個亞利桑那釣魚佬的視頻釣出來的是全世界的釣魚佬；一個阿巴拉契亞護林員的評論區里藏著全世界的巖洞與森林；一個哈佛醫學院教授提醒甲流猖獗的帖子下是全世界的醫護和患者在分享預防方法與治療經驗。

放在商業的語境里，小紅書自身的成長，始終來自“生活”這個概念近乎無限廣闊的外延空間。

在這個過程中，生活內容的多元性與小紅書的成長邊界互為表里，中國互聯網在轟轟烈烈發展了三十年后，一個超級社區的輻射面也必然史無前例的廣闊。

用戶到底在小紅書創作什么，答案非常簡單：

他們今天吃什么？他們明天去哪玩？他們的工作是否順利？他們怎么負擔家庭的開銷？他們最近在煩惱什么？他們在未來想實現什么？

這些東西看似普通甚至平庸，但它們比歷史書里的王朝與王冠，邊境線上的沖突與紛爭都重要的多，因為它們是具體和真實的生活。

尾聲

1682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決定遷居，塞納河左岸成為從盧浮宮前往凡爾賽宮的必經之路，于是上流社會的貴族名流紛紛在此建造公館，從此“左岸”帶著強烈的精英氣質，逐漸成為一個鮮明的文化符號。

不過，隨著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整個巴黎在奧斯曼男爵的大規模改造計劃之下發生巨大的人口流動，左岸不再僅僅是精英階層的圈地自萌，而是逐漸向更廣泛的公眾開放。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袁筱一說過，“只有當我們理解了其中的大眾化和世俗化的意義，我們才真正地理解了‘左岸’的精神。而多虧了在20世紀初來到巴黎的海明威們，他們通過他們的筆把巴黎——無論是右岸還是左岸——又拼接成了一個新的整體[2]。”

實際上，初到巴黎的日子里，海明威還沒有成為文壇巨匠，他只是左岸咖啡館里無數抱有文學熱情的年輕人之一。他在人生最后一部非虛構小說《流動的盛宴》里回憶那段生活時，寫下的“這里什么都不簡單，甚至貧窮、意外所得的錢財、月光、是與非以及那在月光下睡在你身邊的人的呼吸，都不簡單”，卻成為了左岸文化更深刻的注腳。

巴黎為迎接奧運曾計劃拆除塞納河舊書攤，迫于民眾壓力最終放棄

不論是在物理世界，還是在線上平臺，一個社區的形成，往往能總結出一些規劃的痕跡、復盤出一些歷史的共性，但一個超級社區的出現，卻終究需要人與人之間跨域時空的真實共鳴。

從超級個人到超級平臺，再從超級平臺走到超級社區，互聯網的技術發展與產品形態總是在沿著信息平權的道路，把表達的權力與價值的定義賦予到越來越多的人手中。UGC平臺的核心價值也從精英創作形成粉絲經濟，到效率至上形成平臺經濟，走到今天的社區共識與超級連接。

在AIGC從未來走近現實的今天，UGC社區一定還會發生新的變化。而當我們回望過去時會發現，每一次更迭都同時伴隨著技術的進步與人文的追求。

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互聯網最偉大的力量，從來不是生產爆款，也不是壟斷利益，而是讓每個普通人最真實的悲歡都地方安放。

全文完，感謝您的耐心閱讀。

參考資料

[1] 真格方愛之對話小紅書創始人瞿芳：小紅書沒有邊界

[2] 袁筱一：從穿越時光的咖啡館，探尋巴黎文化如何而來

[3] 邢明：總結天涯17年，我得出的5個反思

[4] 揭秘instagram：一款拍照軟件如何改變社交

[5] 小紅書CEO毛文超：創造廣闊而溫暖的社區

[6] 為什么小紅書上的男人越來越多了？遠川研究所

作者：張婕妤/李墨天

編輯：戴老板

責任編輯：張婕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