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cott Roxborough

譯者：易二三

校對：覃天

來源：The Hollywood Reporter

（2025年2月18日）

本年度柏林國際電影節的評審團主席由美國導演托德·海因斯擔任，他是酷兒電影的先驅，1991年執導的首部長片《毒藥》就斬獲了柏林國際電影節頒發給LGBTQ作品的泰迪熊獎最佳電影獎。

《毒藥》（1991）

海恩斯于20世紀80年代嶄露頭角，與里根政府及其對艾滋病危機的無動于衷所引發的激進主義和同性戀權利運動密切相關。他坦言，在唐納德·特朗普就職后的幾周里，他一直在重溫那個年代的遺產。

「我們現在正處于一種惶恐不安的狀態，試圖跟上時代洪流，弄清楚我們正在經歷的事情所產生的影響，即使是在獨裁政府的執掌之下，這樣糟糕的情況也很少進展得如此之快。」海因斯在柏林接受本刊采訪時說。「但我認為，我們應該從歷史中學到的是，我們必須小心謹慎，不能屈服。」

他還談到了獨立電影面臨的挑戰，以及他如何履行柏林國際電影節評審團主席的職責。

問：此次作為電影節的評委，而不是參賽者，你的體驗有何不同嗎？

海因斯：能夠被強迫停止自己的本職工作，在工作過程中獲得短暫的休息，審視世界電影的發展，并與一群國際藝術家和電影人一起工作，這是一種難得的殊榮。你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專注于這些參賽作品。這是件很棒的事情，因為我一點都不會感到被束縛。也沒人來束縛我。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影評人的慣常工作，與此同時，短時間內的高強度工作也可能會讓人不知所措。因此，這是一種非常積極的投入，去感受我們所處的歷史和文化的時刻。

托德·海因斯

問：在電影節的開幕新聞發布會上，你談到了特朗普政府。你認為特朗普會對電影業、對你講述自己的故事的能力產生什么影響？

海因斯：我想我們誰也說不準。我不認為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可以準確地說這會如何影響電影業，或我們生活的任何其他方面——社會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它發生得太快、太猛烈了。我們現在正處于一種惶恐不安的狀態，試圖跟上時代洪流，弄清楚我們正在經歷的事情所產生的影響，即使是在獨裁政府的執掌之下，這樣糟糕的情況也很少進展得如此之快。

毫無疑問，這些影響深遠且可怕。而電影業中發生的事情在某種程度上是我最不擔心的，它當然很重要，也很宏大，但這就是我的工作。正是通過這種媒介，我們才在過去更糟糕的歷史危機中幸存下來。而我更擔心的是，我們的民主制度將如何存續下去。

我們看到了媒體公司近乎超前的自我審查或提前屈服，各種「多元化、公平與包容」項目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下，公司、企業和人們都在想，「我應該做更被動的嘗試，先站穩腳跟，再去考慮更長期的東西。」但我認為，我們從歷史中應該學到的是，一旦你開始屈服，他們并不會因為你的屈服而獎勵你。這類人貪得無厭。我們必須小心謹慎，不能屈服。

問：你是否看到了抵抗的欲望，尤其是與特朗普首屆政府的情況相比？

海因斯：我不認為我們在人數上和有組織的抵抗的意義上找到了立足點。但我認為，人數是存在的，恐怖是存在的，斗爭的決心也是存在的。我必須相信這一點。但我認為我們需要領導。他們已經非常清楚地發動了這次攻擊，這讓我們很難知道該轉向哪里求助，以及該從何處著手。因此，我認為這正是我們亟待探究和厘清的課題。

問：我此前與你長期合作的制片人、殺手影業的克里斯蒂娜·瓦瓊交談過，她將當前的這一時期與20世紀80年代、里根時代相提并論，試圖從積極的角度來看待問題，她說，正是在這樣的時期，獨立電影業變得尤為重要，成為主流電影的一種替代選擇。

海因斯：對于克里斯蒂娜和我這一代人來說，親歷艾滋病流行時期和艾滋病危機的經歷對我們的成長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我們看到，在一場災難性的健康危機中，抵抗運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而這場危機來得如此之快，又被如此徹底地忽視，尤其是被總統輕視，人們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一直在想辦法減緩或推宕，或者在最壞的情況下將自己的困境歸咎于他人。

我們只能靠自己，于是活動家們親自上陣，成為我們自己的醫學研究專家和公眾輿論專家，并開展了極其集中、尖銳的公眾抵制和社會活動，開始推動一個又一個具體的結果，最終我們扭轉了這一疾病的糟糕境況，并開發出讓很多人得以幸存下來的藥物。

我還認為，行動主義改變了人們對同性戀者以及受這場危機傷害最深的人的看法，我認為這也促使十年后公眾對同性戀婚姻等議題的看法迅速改變。

因此，克里斯蒂娜和我的體內都有這種基因：那個年代，我們正值青春年少。在這場最大、最重要的斗爭中，藝術家們也做出了創造性的文化反應，所謂「新酷兒電影」這一現象的顯著特點在于，它不僅在內容上，而且在風格和形式上，都為獨立電影制作注入了勇氣和活力。

我們還處在獨立電影史上一個獨特而特殊的時期，這些電影有固定的觀眾。因此，這些電影有市場，也賺到了足夠的錢，可以源源不斷地制作下去。經濟上的自給自足為作品的問世創造了一個完美的氛圍，盡可能地讓更多的公眾去觀看到這些作品。

問：今天的獨立電影還有那種自給自足的生態系統嗎？

海因斯：很難與那個年代相提并論，但我認為，電影中的個人發聲要想得到表達和資助，在每個年代都是一場持續的斗爭，而每個年代都會想出各自的辦法。我們現在所處的特殊情況是如此激烈和極端，我們只能希望電影制作也能以一種必要性來應對。

電影人需要大聲疾呼，這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迫切。他們要說的話很重要，有些人需要聽到這些話，通過電影可以圍繞現在發生的事情改造社會。這是最好的情況。但它仍然會受到好萊塢商業力量的制衡，有時會得到好萊塢商業力量的支持，有時則會被迫在好萊塢商業力量之下掙扎。

問：你現在在忙什么？你之前跟華金·菲尼克斯合作開發的項目在他突然宣布退出之后，是否還以任何形式存在著——你是否還在繼續？

海因斯：我發現自己，尤其是在近些年里，不僅在創作和開發我自己的所有作品，還在接受項目、改編電影、執導他人的劇本等等，總有一些項目以不同的形式在進展中。即使在上一部電影之前也是如此。因此，當然，我們在繼續前進；我們正在非常積極地推進改編自埃爾南·迪亞茲的小說《信任》的項目。

這就是我現在和凱特·溫斯萊特所合作的HBO劇集。這是一部非常棒的作品。我正在與喬納森·雷蒙德合作劇本，我們此前合作過《幻世浮生》。喬納森還與凱莉·萊卡特合作過，幾乎參與了她在過去20年里拍攝的所有影片。2000年我剛到波特蘭定居時，凱莉來看我，并認識了我的這群新朋友。

《幻世浮生》（2011）

喬納森也在其中。在波特蘭，無論是音樂還是視覺藝術，無論是寫作還是電影制作，都有一個極具個性和決斷力的創意社區。凱莉和喬納森一拍即合。從那時起，他們就一直在一起工作，她的很多電影都是在波特蘭拍攝的，或者是聚焦于西北太平洋地區的文化。總而言之，喬納森和我又聚在了一起合作，他、我和埃爾南相處得非常融洽，非常愉快。

問：與20世紀90年代相比，如今的獨立電影是否更難吸引觀眾？

海因斯：現在的文化已經支離破碎。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的媒體文化和網絡文化，以及觀眾和素材的分散。有的時候，我很懷念電視被三家電視網壟斷的日子，你會覺得每個人在同一時間都在關注同一件事，大部分時間都是如此。人們會對流行文化中的內容津津樂道，形成一種公共討論。現在，我們迷失在汪洋大海之中。

問：那么，在如今這個支離破碎的媒體環境中，是否更難為小眾電影找到觀眾和標桿？

海因斯：當然。在過去，有一種更明確的主流文化，邊緣文化可以對其進行反擊，在某些方面直接或間接地與之對話，我認為這有助于組織和推動電影與藝術的接受和傳播。不過，殺手影業的克里斯汀和帕姆·科夫勒則堅定地認為，一定會有辦法再次解決這個問題。因為他們已經在這一行做了很長時間，而且他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都與制片廠和流媒體公司合作過，也都與外國資金和股權投資合作過。我們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制作電影。每次都感覺是一場新的游戲。在我的工作中，我希望自己不是在重復過去的事情。對我來說，它總是未知的，所以財務結構自然也會反映出這一點。

問：最后一個問題，電影節的評審團主席是什么樣的工作？你對柏林國際電影節的獎項有什么設想，你希望通過這些獎項表彰什么樣的故事或電影？

海因斯：其實應該要放下一些大眾的預設或期待，甚至是去表彰那些不常被聽到的聲音。當然，無論你看到什么，都有一個因素是很重要的：這些電影來自何方，以及它們可能會也可能不會涉及的政治內容。但最好的辦法是，我不看任何關于電影的報道。

我幾乎不記得電影的名字，直到我坐下來觀看它。這在今天太不尋常了，因為我們被大量的信息和知識轟炸著。這樣做真的能讓你頭腦清醒。我在其他評審團成員身上也看到了這一點。每次我們都像初次看電影的觀眾一樣，讓自己在瞬間做出反應。

這其實很難，因為在我自己拍電影時，我會看很多電影來做準備，但總是有一個標準，有一種我試圖辨別的語言，有一套我試圖為我的電影創造的規則。因此，我對我要看的和我不要看的東西都非常堅定。而評審的工作恰恰相反，需要完全敞開你的心扉。這對一個創作者來說是一件非常健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