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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當地時間2月23日晚，德國新一屆聯邦議院（議會下院）選舉結果出爐。出口民調顯示，中右翼德國保守派聯盟（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CDU/CSU，亦簡稱聯盟黨）得票率第一，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AfD，又譯德國另類選擇黨）崛起為第二大黨。出口民調結果公布后，聯盟黨總理候選人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在柏林宣布勝利，并表示將盡快組閣。他曾在競選期間聲稱，將帶領德國克服經濟疲軟，更多的參與歐盟事務。對于歐洲，他主張獨立于美國，加強歐洲戰(zhàn)略自主。

如何理解大選背后的德國政黨格局？右翼政黨的崛起，是否意味著德國政治“防火墻”機制搖搖欲墜？當前，德國乃至整個歐洲都面臨經濟增長乏力、政治極化、俄烏沖突持續(xù)等方面的嚴峻挑戰(zhàn)，新一屆政府將給德國乃至歐洲帶來哪些政策上的轉向？聯盟黨重新掌權，默茨是否會與其曾經的黨內對手默克爾一樣，致力于推動中德關系的改善？

2月24日，IPP就德國大選結果采訪了上海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主任鄭春榮教授，邀請他為我們解讀德國大選結果對歐洲及國際格局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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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老師您好！感謝您接受我們的專訪。德國大選的結果已經出爐，請您先大體談談您對這次德國大選結果的看法。

鄭春榮：關于這次德國大選，輿論普遍的觀點認為，基民盟/基社盟（也稱“聯盟黨”）作為第一大黨勝選沒有什么懸念，最后結果也表明確實如此。當然，大選結果對聯盟黨而言也并不是那么理想，畢竟得票率還是低于此前民調數據顯示的30%。??

2月23日，在德國柏林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總部，聯盟黨總理候選人默茨接受祝賀。圖源：新華社

另外，大家關注的焦點是：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的得票率，到底能夠飆升到什么程度？結果顯示，其表現與民調差不多，但與上一屆選舉相比得票率大概翻了一倍，勢頭非常強勁。

最后，選舉過程中最大的一個懸念是：德國的幾個小黨能不能進入聯邦議院？因為德國政治體制中有一個5%的門檻（只有獲得5%及以上選票的政黨才能獲得議會席位）。

從結果來看，被認為是極左翼的左翼黨（Die Linke）出人意料的得票率比較高（8.7%）。而自民黨（FDP）（4.3%）和莎拉·瓦根克內希特聯盟（從左翼黨分裂出來的左翼政黨，BSW）（4.9%）都由于沒到5%的門檻，未能進入議院。

小政黨無法進入聯邦議院，對于組閣形式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總體來看，雖然進入聯邦議院的政黨數可能沒有以前那么多，但是德國政黨體制的“碎片化”現象依然延續(xù)。另外，極右政黨德國選擇黨和極左政黨德國左翼黨的得票率都在上升，極化的特征在這次選舉中還是比較明顯的。

德國的政治通常由多個政黨組成執(zhí)政聯盟。如果小黨無法進入聯邦議院，將迫使大黨依賴其他大黨組建政府聯盟。圖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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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這種政治極化的特征反映了什么樣的民意？牽引民眾情緒的，主要是對現任政府的不滿，還是真的相信極左或極右政黨的主張能夠帶領德國實現新的轉變？

鄭春榮：我認為這兩者肯定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極左和極右的選民很多都是“抗議性選民”，他們對于“交通燈”聯合政府（即朔爾茨內閣，取三黨的代表色，社民黨紅色、綠黨綠色及自民黨黃色）的執(zhí)政不滿，認為朔爾茨政府沒有解決德國的內憂外患，比如俄烏沖突帶來的經濟和民生問題、移民和難民問題等。所以，出于不滿，他們就會投票給德國選擇黨或者左翼政黨。

但是，這并不能說選民一定認同這些極右政黨和極左政黨的治理方案，因為這些極左和極右黨派實際上都沒有執(zhí)政，都沒有經過“真金冶煉”的過程。很多情況下，極左或極右的政策方針看上去很好，但一旦上臺執(zhí)政，可能就推行不下去了。

選民其實是對原有的主流政黨不滿，才把希望寄托在極右政黨上。

2024年，德國經濟萎縮0.2%。2023年，德國經濟萎縮0.3%。各界均寄望于德國大選后，新政府采取改革措施。圖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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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這個問題，讓人回想到之前馬斯克說的那一句引起德國輿論嘩然的話：“唯有選擇黨能夠救德國”。而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今天也說，德國保守黨獲勝“對德國來說是偉大的一天”。尤其是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上臺以后，愈發(fā)有與歐洲右翼合流的趨勢。您怎么看這種趨勢？

鄭春榮：特朗普的政治傾向通常被歸為“民粹主義”，與建制派進行切割。因此，他的很多觀念和政策做法都不按常理出牌。目前，特朗普要做的事情實際上是與那些志同道合的政黨或力量建立聯盟。

可以說，特朗普在某種程度上是在打造一個全球“民粹主義聯盟”，或者說“統(tǒng)一陣線”。

我們可以發(fā)現，在特朗普的就職典禮上，他主要邀請的都是與他的執(zhí)政理念比較接近的國家領導人，尤其是歐洲國家的領導人。像德國、法國的主流政黨領導人和歐盟機構的領導人，都沒有被邀請。

特朗普本人可能認為，他在美國推行的那套政策能夠讓美國重新偉大，他堅信自己的政策是正確的。并且，他認為這些政策在歐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也應該是有效的。

當地時間2月23日，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發(fā)文對德國大選做出評論，稱德國大選結果顯示“德國人民厭倦多年來一直存在的毫無常識的議程”。圖：Truth Social

特朗普本人應該也希望歐洲的主要國家都是由與他理念一致的朋友執(zhí)政。這樣一來，他和馬斯克推行的一些“去監(jiān)管”、讓科技企業(yè)更加自由的政策才能實施。如果歐洲依然由堅持“政治正確”的主流政黨把控，特朗普的一些想法可能難以實施，因為在很多政策理念上，主流政黨與特朗普并不站在一條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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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看來，“特朗普一派”會不會在國際上蔓延到更多的國家和地區(qū)，比如即將到來的法國選舉，也可能出現類似的情況？?

鄭春榮：歐洲的情況已經發(fā)生變化了。原來歐洲極右政黨執(zhí)政的國家并不多。但現在你可以看到，意大利極右政黨也崛起了。雖然意大利的政黨格局也是碎片化的，但意大利兄弟黨成功執(zhí)政了。現在荷蘭也有類似的情況，瑞典也是。奧地利的“防火墻”（主流政治不與極右翼政黨合作）已經被突破了——奧地利極右翼政黨自由黨，甚至可以和保守黨人民黨展開聯合執(zhí)政談判，雖然最后沒談攏。

再看看法國，雖然由于選舉體制的原因，國民聯盟沒能取得預期的勝利，但誰知道它下一次選舉會不會成功呢？

現在，囿于“防火墻”機制，德國選擇黨在短期內參與執(zhí)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防火墻”就是一層一層被突破的，沒人知道未來會不會有坍塌的一天。

再說，還要考慮到外部力量的影響。保守派政治力量也在互相站臺——像馬斯克就在影響德國的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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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特朗普也在促成俄烏談判。這一次的德國大選會不會對俄烏停戰(zhàn)的談判進展產生影響？

鄭春榮：在這個問題上，德國整體上與歐洲其他國家還是一致的。無論是朔爾茨領導的“交通燈”聯合政府，還是如今的基民盟/基社盟，他們的立場和態(tài)度還是比較明確的：烏克蘭必須參與談判中，因為這涉及歐洲的安全，歐洲也應該坐上俄烏沖突和平解決的談判桌。

現在，基民盟/基社盟要牽頭組閣。和原來的政黨相比，最大的區(qū)別在于基民盟/基社盟在國防投入方面更加積極。比如在加強國防支出、烏克蘭軍援等問題上，他們比原來的聯合政府，特別是社民黨——更加積極。或者說受到的約束更少一些。這是它們的一個區(qū)別。

但總體來看，他們的差別不大。正如我剛才提到的，他們都強調要給烏克蘭一個持久的安全保證，并確保歐洲自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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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國人似乎都認為，德國選擇黨是比較“親中”的。包括此次勝選的基民盟，其前領導人、曾任德國總理的默克爾，跟中國的關系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德國新政府會不會對中國的政策更加友好？

鄭春榮：現在的情況是，原來在“交通燈”聯合政府期間，歐洲大環(huán)境下對中國“去風險”的方向未變，包括歐洲對華的“三重定位”——在應對氣候變化等方面，中國是“伙伴”；在技術和經濟領域是“競爭者”；在制度和治理模式方面是“對手”。德國其實也是在這個框架下與中國打交道的。

但我們可以看到，在朔爾茨的領導下，政府內部其實存在著不同的聲音。比如，社民黨在朔爾茨總理的帶領下，對華政策總體上更務實，主張加強對華合作；但綠黨在對華問題上則持更加強硬的態(tài)度。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聯合政府內部在對華政策上確實存在不同的聲音。

然而，在實際的對華政策中，一方面德國確實在進行“去風險”；但另一方面，它也在保持與中國的經貿和投資關系。

進入新的政府后，整體態(tài)勢其實并沒有發(fā)生變化——“去風險”政策仍在延續(xù)，所以強調安全的問題還會繼續(xù)。

但另一方面，現在歐洲也面臨很多經濟上的困難。新的聯合政府，不管是基民盟/基社盟，還是社民黨，他們都需要解決美歐之間存在不少矛盾的問題——尤其是在防務和經貿方面。

因此，他們也需要尋找對沖的方向：如果美歐關系進一步出現裂縫，那么德國與中國的合作勢必需要加強。為了應對自身的經濟問題，德國也需要在一些領域加強與中國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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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拉近中德之間關系的最重要紐帶是經貿聯系。但現在，很多德國企業(yè)在中國遇到了一些經營上的困境甚至是風險，比如德國汽車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就遇到了中國本土車企的蠶食，甚至有中國車企開始占領歐洲本土市場。中德在經貿領域上的競爭加劇，會不會影響到未來中德政治上的聯系？

鄭春榮：這肯定是有緊密聯系的。有研究報告指出，中德之間在很多產業(yè)領域都有一個“關鍵節(jié)點”——可能到了某個點，比如我們的競爭力超過他們的時候，就可能會對德國企業(yè)造成更多排擠的競爭壓力。

不過，現在中德經貿合作的存量仍然存在。雖然目前美國已經超越中國，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但中德之間的經貿投資體量依然很大。所以，德國仍然非常關切這些存量。

接下來，首先，如果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勢頭良好，那么德國企業(yè)肯定會有更多機會在中國市場進行經商和投資。

德國威廉港印有“中歐快航”的集裝箱。圖源：新華社

另一方面，德國的一些傳統(tǒng)大企業(yè)也在進行轉型。過去，中國在很多領域實現了“彎道超車”，擠壓了德國企業(yè)的發(fā)展空間。但其實，現在德國的很多企業(yè)也在思考如何與中國的數字化平臺合作，提高研發(fā)速度。或許在某一天，德國在汽車領域也會出現“彎道超車”。另外，現在德國也在思考，“彎道超車”是否一定要走電動汽車這條路？他們也在尋找其他的合作領域。

但總體而言，對于德國來說，最重要的還是傳統(tǒng)的強勢行業(yè)，如何通過研發(fā)加大投入、創(chuàng)新以增強競爭力。在這個基礎上，中德雙方可以考慮尋找哪些新興領域進行合作，實現兩國企業(yè)的共同發(fā)展，促進雙方在新的領域達成更多合作。

所以，你提到的中德經貿投資合作中的這些問題，肯定是存在挑戰(zhàn)的。關鍵問題在于：在中德現有緊密的經貿投資關系基礎上，如何調整合作方式，或者尋找新的領域加強雙方合作。說不定，未來中德兩國能夠尋找到新的合作方向，進一步拓展更廣闊的共同利益。

（王昱茜博士、王妍俐博士對此文亦有貢獻，特表感謝）

采訪：劉深

文稿整理：周浩鍇

嘉賓簡介??

鄭春榮

同濟大學長聘特聘教授，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主任、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德國研究》雜志主編，《德國發(fā)展報告（德國藍皮書）》主編，中國歐洲學會副秘書長，上海國際關系學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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