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就業群體，迎來一個好消息。

2月17日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民營企業被寄予了“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積極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期待。在這場會上，美團是唯一參加的外賣平臺。

兩天后，美團、京東、餓了么陸續宣布將為外賣騎手繳納社保。

到2月22日，人社部副部長李忠表示，目前新業態從業人員等群體難以參加傳統的以單位為依托的社保制度，要積極研究完善降低門檻，給予參保補貼等相關政策措施，盡可能地把他們納入社會保險覆蓋范圍。

目前，餓了么、京東等尚未明確具體覆蓋范圍。不過從媒體報道來看，京東目前沒有全職騎手，重新招募的規模預估數萬人。而美團 “全職騎手+兼職騎手”的方案，預計覆蓋百萬人。

從重要會議釋放信號，到用工平臺主動履行社會責任，再到官方“降低門檻、給予補貼”的表態，這項政策改革的脈絡也逐漸清晰。

自此，關乎8400萬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社保難題，終于破局。

我國《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后，必須依法參加社會保險，繳納社會保險費。

可能有人據此發問，外賣平臺為何到現在才為騎手上社保？

這是因為，現實遠比理論要復雜得多、困難得多。

我國現行的社保主要有兩種體系，即職工社保和居民社保。

前者由勞動者參保，后者主要面向沒有工作單位的人群，如小孩、老人、全職媽媽等。

外賣騎手有工作，按理說可以參加職工社保。

但是，我國的職工社保，基于傳統的就業模式。

用工單位與勞動者之間存在勞動關系，是繳納職工社保的前提。

外賣騎手與用工單位之間的用工關系，頗為復雜。

按照人社部等多部門的“勞動三分法”，即勞動關系、不完全勞動關系、民事關系。而外賣騎手恰好就屬于其中的“不完全勞動關系”，在政策和具體執行上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具體來看，外賣行業的用工形態，主要分為三類，分別是與單個平臺簽約的專送騎手，在多個平臺接單的眾包騎手，介于兩者之間的樂跑或優選騎手。

專送騎手與用工企業簽訂勞動合同，可以參加職工社保，這也就是大家通常理解的“全職騎手”。

剩下的兩類騎手，占比最大，流動性也最高，跑單平臺、工作內容不固定。比如，此前的一項研究顯示，有超過22%的外賣騎手在多平臺跑單。

這也就導致其用工單位主體認定困難，難以滿足勞動關系認定要求，也就無法像專送騎手那樣參加職工社保。

當然，眾包（優選）騎手還可以選擇以靈活就業身份參保繳費。

即便如此，也存在不少困難。

我國職工社保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含生育保險）、失業保險和工傷保險，主要繳費責任由用工單位承擔。

其中，工傷保險全部由單位繳費。

這意味著，以靈活就業身份參保的騎手，很難參加工傷保險。

騎手可以參加的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個人要繳納全部費用，繳費比例合計近30%，壓力非常大。

雖然目前各地方也給予靈活就業參保有一定比例的補貼，但對新就業形態勞動群體而言，也是一筆不小的支出。而且從具體操作來看，這種“先繳后補”的形式，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參保積極性。

比如，北京參保的靈活就業人員，按照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三個險種，按最低標準每月要繳納1882.02元。根據“先繳納后補貼”的方法，個人每月要先繳足后，再由人社部門劃轉1254.68元補貼到個人賬戶，實際承擔部分為627.34元。

進一步來看，繳費比例有了，如何確定繳費基數，也是一大難題。

按照現行的規定，職工社保繳費基數根據職工本人的工資收入來確定，靈活就業人員的繳費基數參考當地平均工資確定。

騎手收入波動大，兼職騎手的收入更不穩定，超60%的人月收入波動漲幅超30%，給確定繳費基數帶來困難。

在美團“防疲勞管理”懇談會上，多位外賣騎手和學者提出建議

正解局注意到，很多符合條件的騎手，參保意愿也不強。

2024年3月，上海市人大常委會組織的討論會上，一位外賣小哥表示，“我來自農村，社保對我來說，意義不大，我是不愿意繳納的！”

而且就在這幾天，也有外賣小哥在社交媒體上表達意見，“外賣是個流動性很大的行業，賺的是現錢、快錢，要那些干嘛。”

外賣小哥的發言，頗具代表性。

當然，我們不能怪勞動者不愿意參保，而是要看到背后的復雜原因。

有的迫于經濟壓力，希望獲得更多的現金收入，維持當下的生活。

有的對社保收益存疑，像養老保險由省級統籌，騎手流動性大，經常跨地區工作，擔心跨省轉移后可能影響養老金待遇。

由此看來，騎手群體上社保難，主要因為新就業形態、騎手個人意愿與現行社保制度三者之間的錯位與脫節。

這也就是人社部副部長李忠，2月22日下午在第十一屆全國社會保障學術大會上提出的，新就業群體“漏網”、“脫網”、“斷網”問題比較突出，核心原因還是勞動關系不明確、工作方式靈活、收入不穩定，他們難以直接參加傳統的以單位為依托的社會保險制度，

像騎手這樣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我國還有8400萬，與德國全國人口數量相當。

如何為如此龐大的新就業形態群體上社保？

在全世界也沒有先例。

這是一個世界難題。

需要指出的是，騎手未繳納職工社保，不等于沒有社保。

很多騎手，是以“非就業身份”參加戶籍地的居民社保，比如外賣騎手最主要的來源青年農民工群體，在老家可能已經參加過新農合等保險。

考慮到騎手工作強度高、風險大，居民社保無法提供充足的保障。

破局的關鍵，還是要想方設法為騎手創造更符合實際需求的社保方案。

事實上，從國家部委到外賣平臺，一直在進行不懈的探索。

早在2021年9月，人社部等八部門聯合印發《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業內稱之為“56號文”），首次界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與平臺企業之間的三種用工關系，即“勞動關系-不完全勞動關系-民事關系”，為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提供指導意見。

2024年2月，人社部又根據“56號文”編制了兩個指引和一個指南，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加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

加強政策指導、理清勞動關系的同時，社保試點也緊鑼密鼓的展開。

在人社部等相關部門指導下，美團在兩年多前就在全國多區域開展“先行先試”，探索進一步完善外賣騎手的社會保障體系。

比如，2022年7月起，北京、上海、江蘇、廣東等7省市啟動了新業態從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美團是首批參與試點的外賣平臺。

在這項試點中，美團創新采取“按單繳費”的方式，即騎手每接到一筆訂單，平臺自動為騎手繳納一單職業傷害保障費。

這個模式的意義在于，它大幅減輕了騎手的負擔，在具體踐行中更易落地。截至現在，美團已經出資14億為7個試點省市的全量騎手繳納職業傷害保費，未來將進一步覆蓋所有省市所有騎手。

到了2024年，這個探索力度進一步加大。在前期試點職業傷害保險的基礎上，美團開始研究騎手繳納養老保險等社保方案，深入不同區域、不同城市調研后，在有關部門的指導下形成了初步試點方案。

由此可見，為騎手上社保，美團內部已醞釀多年。

公開信息顯示，美團正在搭建騎手社保相關的信息系統，預計到今年的4月份開始實施，逐步為全職及穩定兼職騎手繳納社保。

所謂的兼職騎手，就是上文提到的在多個外賣平臺兼職跑單的眾包騎手。

眾包騎手，占比最高，數量最為龐大，在多個平臺跑單，用工關系更復雜。

在用工主體認定上，眾包騎手也最容易被“踢皮球”，繳納社保很可能成為一句空話。

僅從這點來看，美團主動拋棄競爭思維與排他意識，站出來為眾包騎手兜底，體現了企業的社會責任擔當。

兜底的背后，是要拿出真金白銀為眾包騎手繳納社保。

“天下事，在局外吶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身入局，挺膺負責，乃有成事之可冀”。

這些“先行先試”的創新，突破了政策空白區，也在逐漸探索更好、更合理保障外賣騎手新就業群體權益的“制度方案”。

從職業傷害險試點，到養老保險逐漸落地，這是一個先定點突破，再小步快跑迭代，最終實現由點及面的破局之路。

正解局認為，這種模式也契合我國公共政策改革中“先局部再全部、先試點再推廣”的基本思路。

畢竟，百萬騎手的背后，就是八千余萬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只有外賣騎手的社保改革試點趟出一條路，也能為網約車、快遞等其他行業提供借鑒方案，改革自然是水到渠成。

在“外賣騎手上社保”的這輪改革中，外界也多有爭議。

比如，由于美團、餓了么宣布時間較晚，被解讀為是“京東搶跑”在前；也有觀點認為，外賣平臺是迫于競爭者壓力，“被動跟進”。

這些觀點，其實是對新就業群體社保改革的誤讀，甚至可以歸于謬論。

從觸動利益面來看，京東等從電商跨行新入局，外賣業務只是試水，并且現有社保方案所覆蓋的騎手數量很小。退一步而言，這項新業務如果探索不成功，后期“關停并轉”也有很大的可能，其所承擔的試錯成本并不高。

但對于美團、餓了么這樣的用工平臺而言，外賣是核心業務，也是基本盤所在。其動輒牽涉百萬以上的新就業形態群體，和數十億每年的成本投入，所以容不得閃失，必須多輪試點、穩步推進。

從政策改革脈絡來看，針對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新就業群體的社保試點，是在人社部等主管部門統籌指導下，由地方政府部門、多家靈活用工平臺等多方參與、多輪試點展開。因為社保問題關乎多方、多地利益，如果沒有中央部門的強有力牽頭，這項改革很難取得突破性成果。

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社保改革，并非只是某一兩家企業的事。隨著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隊伍日漸壯大，建立并完善符合新就業形態特點的社會保險體系迫在眉睫。

在正解局看來，盡管大方向已定，但在具體操作上，仍有不少難題待解。

最值得期待的，還是頂層設計。

整體來看，目前的方案，依然是在現行制度框架內進行“微創新”，以滿足外賣騎手社保需求。

針對傳統就業方式設計的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和社會保障制度，已經滯后于就業形態新發展，不能很好地兼容靈活用工群體。

比如，針對兼職騎手群體，美團主動打破行業陳規，為穩定兼職騎手繳納社保。

那么有了美團兜底，其他平臺是否可以免除責任？

不在美團平臺兼職的騎手，又該由誰繳納社保？

又如，騎手具有很強的流動性，頻繁跨平臺、跨區域工作，并且返鄉意愿強烈。

如何及時辦理好城鄉社保關系的轉移和接續，確保社保繳費的連續性？

另如，針對外賣騎手是否可以重新設計混合險種，比如照顧到大齡騎手所需的養老保險，也兼顧青年騎手急需的醫療保險？

再如，是否可以參照靈活就業的參保補貼方式，由用工平臺和政府部門共同參與。除了平臺企業承擔部分外，各級財政也按照保費一定比例給予勞動者補貼，或者是獎補支持？

“降低參保門檻、給予參保補貼”的問題，亟需頂層設計、多方共建。

結合新就業形態的職業特點和用工關系，科學優化現行社保制度，逐步完善方式與路徑，才能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提供穩定預期的制度保障。

此外，繳納社保，最后還要看個人意愿。

既要應保盡保，也要尊重騎手的主體意愿。

社會公眾，應該給騎手更多的關心，給平臺企業更多的時間和寬容。

社會保障制度，是現代社會建立的一種風險共擔、互助共濟的機制。

保障騎手權益，更需要全社會，相向而行、共同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