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杭州“六小龍”被冠以“神秘東方力量”之名在全球科技圈掀起颶風，當人形機器人、腦機接口、AIGC等硬核科技從西子湖畔走向世界競技場，浙江——因杭州這座被互聯網基因浸潤的城市，正在孵化一場靜默而洶涌的科技革命。省科協、浙商發展研究院（浙商智庫）、《浙商》雜志、世界浙商客戶端聯袂推出“科技新浪潮”大型系列報道，揭開新時代浙商軍團破局全球科技博弈的密碼。

今天推出“科技型企業家”第二篇，杭州華瀾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駱建軍：把學科建在產業上。

駱建軍作為我省首批科技型企業家之一，他剖析對科學和技術的認知，倡導科技企業和工科高校（研究所）“把學科建在產業上”，形成新質生產力，以科技改變生活。

心路歷程：激情創新、用心造芯

駱建軍在美國工作和創業十余年。2011年，他帶領團隊回國，創立了杭州華瀾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瀾微）。同時，也接受母校邀請，接過導師鄧先燦先生的衣缽，執掌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微電子研究院（下稱杭電微電子研究院）。

經過十多年持續不斷的努力，駱建軍帶領團隊秉持“工匠精神”，研制成功并產業化一系列填補國內空白的存儲控制器芯片，包括中國大陸第一顆eMMC控制器芯片、第一顆SATA固態硬盤（SSD）控制芯片、第一顆數據加密的USB盤控制器芯片、第一顆SAS控制器芯片、第一顆HBA硬盤陣列控制器……

這一系列高端芯片的國產化，滿足了國家重點裝備和重大工程對核心芯片的迫切需求，而且部分芯片已經進入國際主流市場和應用系統。其中，中國第一顆SATA固態硬盤控制器芯片，2014年11月23日被中央電視臺《中國新聞》評價為：“中國硬盤產業的重大技術突破。”該成果獲得了2020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為我國數據存儲和信息安全芯片領域作出了貢獻。

華瀾微的技術優勢引起美國政府高度關注。2021年7月，美國商務部把駱建軍創建和領導的華瀾微和杭電微電子研究院一起列入“實體清單”，實施制裁，導致華瀾微的業務受到部分影響，海外交流合作遇到一些障礙。

對此，駱建軍認為，各種競爭和困難都是現實，是挑戰，但芯片產業是高度國際化的產業，從技術難度、工程規模、知識密度評價，集成電路無疑是人類文明迄今為止最為復雜、最高難度的工業產品，沒有一個國家或一家企業能夠孤立起來、靠自身封閉發展。因此，華瀾微仍堅持國際化合作，提高適應國際環境和國際規則的能力，腳踏實地穩步前進。

駱建軍認為，創新創業是要有情懷的，因為這是一條千難萬險的道路，是對人性的考驗。他給公司定義八個字的精神指導：“激情創新，用心造芯”——對創新要滿懷激情，對于產品即“芯片”要用心。尤其是，對核心技術要有耐心，不能浮躁，寬闊道路肯定已經被人走過無數遍，剩下崎嶇道路通向硬核科技沒有捷徑，我們必須在高山、大河面前，堅忍不拔和創新開拓。

2023年華瀾微產值達到5.6億元，全球各地員工近300人，其中73%是研發人員。公司獲得100余項核心技術發明專利（包括13項美國專利），其他知識產權包括集成電路版圖等超過百項。華瀾微已獲得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國家專精特新“重點小巨人”企業、浙江省隱形冠軍企業等多項資質。公司聯合杭電微電子研究院，共同建設“浙江省重點企業研究院”、“浙江省數據存儲重點實驗室”、“信息安全與集成電路浙江省工程研究中心”等科創平臺。

數據存儲：科技進步改變世界

駱建軍是浙江諸暨人，求學階段，就展示了一條“學霸”之路。1987年，他畢業于諸暨學勉中學，是該校當年的高考“狀元”；1991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1993年初，提前一年畢業，獲杭州電子科技大學碩士學位；受到闕端麟院士和鄧先燦教授的聯合培養，1997年獲浙江大學博士學位。

畢業后，駱建軍任職于杭州東方通信，在其國家級技術中心建立起了集成電路設計的力量，開發成功光纖通信集成電路芯片。2001年赴美國硅谷工作；2002年，他跟隨楚傳仁一起創辦了一家集成電路芯片設計公司，開始了“冒險歷程”。

對于駱建軍而言，創業是自然的事。因為從本科到博士，再到赴美工作，他一直在集成電路領域耕耘。本世紀初，他敏銳地注意到數碼存儲技術將取代膠卷和磁帶存儲技術，于是果斷地把業務往此領域延伸。“當時美國閃存（Flash）產業也才剛剛開始，我們在硅谷創業，又吸引到風險投資，和美國同行基本是同一時間起跑,所以在研發和產業化上才有機會占得一席之地。”

固態硬盤，不同于傳統硬盤把數據存放在磁帶中，而是把數據存在特種的半導體晶體管內（通常是閃存即Flash存儲器件）。假如一張照片像素1兆字節，意味著要用幾百萬個字節、相當于幾千萬個晶體管來存儲；一個1T字節容量的硬盤可以容納幾十萬張1兆像素的照片。固態硬盤由兩部分芯片組成，即存儲器芯片和存儲控制器芯片。如果把存放數據的存儲器件看作倉庫，那么硬盤控制器就是倉庫的看門人，負責根據電腦指令讀寫數據、管理數據。華瀾微即專注硬盤控制器芯片的研發。

駱建軍形象地解釋芯片：“一顆芯片，拿到一般的顯微鏡下看，就像是一張杭州市地圖；拿到更高級的電子顯微鏡下看，就能看到門電路乃至晶體管，相當于每家每戶的窗戶、陽臺乃至一扇扇門，而金屬連線就好比一條條馬路，形成八層、九層甚至更多層次的立體交通。手機存儲卡的容量，基本上一年翻一倍,密度越來越高，在芯片內部，相當于本來一個房間住一個人，現在住兩個、三個甚至四個人，存儲密度越來越高，會產生很多問題,比如數據容易丟失（誤碼），我們要去克服它。”

近年來，人工智能技術快速發展，駱建軍表示，大模型計算速度越來越快，意味著數據存儲、數據讀寫、數據交換也越來越快，對存儲控制芯片提出更高需求，“就像一幢大樓或一座城市，如果停車場很小或進出很慢,車輛管理混亂，總是堵車甚至碰撞事故多發，那么大樓或城市的吞吐量也快不了。”

駱建軍介紹，未來，華瀾微的業務會往大數據中心服務上發展。數據中心在國內外越來越普遍，一個機房里有幾萬、幾十萬個硬盤,需要專門的發電廠為一個算力中心供電。算力中心一部分功能是計算,而約2/3的設備用來做數據存儲。華瀾微要做的，就是讓數據中心容量更高、速度更快、體積更小、更省電。“本來要用一幢大樓來存儲，能否僅用一層樓？本來要一個發電廠供電，能否僅用三分之一？”

駱建軍認為，高校的實驗室應該積極開展類似DNA存儲研究等未來中長期的科學技術，而像華瀾微這樣的企業，應該先把眼前的產品做好，同時開展未來三五年后的技術預研，比如，如何進一步把存儲密度增加,讓消費者每年花同樣的錢得到成倍的存儲容量。

概念剖析：科學、技術和創新產業

駱建軍堅持認為，需要嚴肅審視“科技”兩個字。它包含了“科學”和“技術”兩個含義。“科學”是探索自然界的規律，不一定直接對應產品、不對應經濟效益，是基礎性的知識，比如萬有引力理論、相對論；而“技術”就更為具體到如何改變世界、改善生活，比如，制造汽車和飛機是技術，生產具體的產品，直接改變生活、產生經濟效益。從這個角度，駱建軍說：“我不是科學家，我是技術人員，是工程師，我們大部分工科院校的教授們都是這一類。”

駱建軍認為，新產業、新技術必須建立在基礎科學的“地基”上，才是真正站得住腳的科技創新，才能夠腳踏實地走得長遠。從人類文明的角度，人類的存儲方式經歷了從結繩記事、甲骨文、竹簡、紙張，到膠卷、光盤、磁盤，再到今天的集成電路硬盤（固態硬盤），都是以基礎科學為內生動力，驅動和支持技術發展，引起產業革命。

駱建軍說，從長遠角度,已有新的存儲技術在開展實驗室研究，比如DNA存儲。“人類基因DNA是最有效率的存儲方式，它容量大而體積小，小到在一個細胞里就能復制，能量消耗少，可靠性高。”他滿懷信心地展望，未來20年之內，DNA存儲一定能實用化，此外還有神經網絡、類腦存儲,也許還有更先進的光量子技術突破，普及全息存儲。

駱建軍在存儲控制器芯片的架構、閃存空間的管理算法、閃存誤碼糾錯算法、數據高速加解密電路等方面均有基礎研究成果。例如，提出了新型多核多通道單芯片硬盤控制器架構，實現了分布式多核總線競爭協同處理，提供了高密度/大容量、高可靠性、低成本固態硬盤的新途徑；引入仿生學“復（蠅）眼”概念，針對閃存數據管理提出“快照復眼防護”，提高了硬盤存儲的可靠性。

駱建軍在IEEE Transactions等國際權威工程和學術刊物發表了一系列論文，獲得了數十項國內外發明專利，在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倡導“學科建立在產業上”的理念，助力該校微電子集成電路和計算機數據存儲領域學科水平提升。其中，全國首批集成電路科學與工程一級學科18個博士學位點，杭電名列其中，是唯一“雙非”高校；計算機學科更是躋身學科評估A-類。

駱建軍帶領華瀾微和微電子研究院成為了“產學研”緊密結合的典范，實現了一系列芯片的國產化，引領和保障了我國存儲卡、移動硬盤、固態硬盤乃至硬盤陣列的產業發展。2022年，何梁何利基金授予駱建軍“科學與技術創新獎”，2024年他獲評浙江省首批科技型企業家。

科技型企業家：領袖和團隊建設

駱建軍對自己的定位是工程師、工科教授，認為帶動產業發展是工程師、科研工作者首要的責任。他說：“工程師的工作重點就是跟產業對接，而工科教授研究的東西就是要改變世界、改變人們生活，要盡量學以致用，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他認為，技術改變世界，同時拉動經濟建設，比如，數碼相機替代膠卷相機，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看得見的便利，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比如，人工智能技術公司英偉達市值達到2萬億美元。

駱建軍獲得了“2019全球浙商金獎”,但是他沒有把自己定位為企業家。在創業初期，科技企業往往是技術和經營“一把抓”，但是到了成長期，他認識到必須逐漸引導公司職業化。他“三顧茅廬”請到東方通信原副總裁王文奎先生加入華瀾微，擔任總經理、法人代表。他認為，公司的運作和科研不同，職業經理人做總經理有利于企業運作。“經營企業是很現實的事，每天要管員工的薪水，甚至員工家里吵架了經理人也得去安撫，很多事情職業經理人更擅長。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也許搞研究搞技術我是九十分，但是搞經營我就不及格，而王文奎先生做經營是九十分。”

他認為，和一般企業不同，科技型企業往往需要一個精神領袖，以決定公司的技術方向。“許多職業經理人不一定能堅持技術方向，他們的崗位職責決定了他要從現實出發，每天早晨起來就得面臨一天的員工薪水、水電費和房租費，所以，必須考慮哪里賺錢就往哪里去。但是，精神領袖在一定程度上必須是偏執狂，經得住誘惑，一心‘向西天取經’。只有執著于未來科技大方向，才能成就一家科技企業。像比爾蓋茨、喬布斯，都有一種執著，帶著資深團隊像金剛鉆頭一樣往前突破。職業經理人負責跟進，把戰場打掃好，把陣地鞏固好。公司技術做好了，職業經理人給賣出去，把產品做得更可靠。”

科創詩情：錢江科技潮、十年興一浪

在支持科研工作者創業、推動科技成果產業轉化上，駱建軍說，浙江省是走在前沿的，給高校教師松綁。“在創業中，浙江省廳對我們都非常理解和關懷。杭州電子科技大學的政策也非常開明，只要大家有能力有欲望去做強大，都是不遺余力支持的。”

談及當前全國層面的創業環境，駱建軍認為，目前還是存在無形資產的認可度障礙。“高校教師研發技術出了成果，要創業或者技術轉移到產業界，存在無形資產的估值問題，以及當前資產價值和未來價值的不確定帶來的問題。比如一項技術值100萬元，如果產業化失敗，公司價值是0，那是不是國有資產流失了100萬元？如果成功了，100萬變成1億，創始人拿回家1000萬元，是不是有問題？大家也都在摸索，只是步伐不夠快，不夠徹底。”

“有一位校長對我說，面對利益思想應該更開放，即使學校一分錢都不向企業收，企業成功變成百億市值的公司，這家公司雖然沒有直接向學校交錢，但是從全國層面來說，稅收總在地方上的，養了這么多員工總是地方上的，產品和技術總是中國的，最終這個企業或者企業家捐款給學校，也是可預期的。只要在中國的土地上，企業就是中國的。這位校長很有高度、心胸寬廣。”駱建軍說。

駱建軍說，浙江省政府對華瀾微的幫助非常大。“在我們初創的前五年，省廳就給了我們一個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兩化融合）。這不是多少錢的問題，而是表明政府部門對一家民營初創企業技術的認可，讓我的客戶知道華瀾微是一家科技公司而不是‘忽悠人’的公司，是政府公信力的背書。”

最近5年，華瀾微一直在做新品研發，每年投入約1億元研發費用。駱建軍介紹，公司短期目標是把研發的產品轉化，實現產業化，努力成為國內龍頭企業；中期目標是把企業變成國際性企業，在全球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并和高校聯合建立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創新平臺；長期目標是希望探索未來存儲新技術，成為下一波原創存儲技術的源頭。

駱建軍認為，科技創新需要較長周期、較大投入。“種下一棵樹，不太可能明天就結果。像在我老家，種棵香榧樹，要十幾年后才開花結果，這個果子就值錢。雖然我們有科研成果快速轉化的欲望，但也要有心理準備。”

駱建軍說，浙江省有活躍的資本市場，投資界懂業務、有情懷，比如國資的蕭山開發區產業基金、杭實投資基金，民資的賽智伯樂、普華等耐心資本等，這些都是在浙江創業的獨特優勢。

駱建軍有一個遠期目標——在政府支持下，凝聚產業集群，把浙江省的數據產業做實做硬。“浙江省是數據大省,但大部分集中在軟件和應用上,沒有形成大數據領域的高端制造業，比如芯片加工、芯片封裝、電路板制造、服務器生產、數據中心系統制造生產等。如果能形成大數據存儲高端制造業的硬核基礎，將帶來幾千億美元的產值。”

駱建軍特別強調，浙江省的科技產業內生活力非常強勁，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浙江大學半導體國家重點實驗室開啟了半導體材料產業，從浙大海納到金瑞泓，形成了數十家企業的集群；上世紀九十年代，東方通信的“大哥大”引領了波導、UT斯達康為代表的無線通信產業集群；本世紀初，海康威視、大華和宇視等，凝聚成為全球最大規模的安防監控產業集群；2010年后，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互聯網產業風起云涌……幾乎每個十年，浙江都會打造出一個新產業。

因此，他非常自信地、以詩人般的浪漫口吻說：“錢江科技潮，十年興一浪。今天，是大數據硬核科技的時代！”

記者手記

科技型企業往往需要一位精神領袖，而駱建軍便是這樣一位充滿激情且極具創新精神的卓越引領者。他對數據存儲領域有著極為深刻的理解，在技術研發方面更是執著追求，著實令人欽佩。他大力強調科技與產業的緊密結合，積極倡導 “把學科建在產業上”，為科技創新開辟了全新的思路。創業初期，困難重重，而他憑借著對技術的不懈執著以及敏銳的市場洞察力，引領團隊持續攻克一個又一個難關。

他積極推動科研成果轉化的同時，也為行業培育了大批優秀人才。他的努力與貢獻，不僅為企業帶來了輝煌成就，更為我國科技產業的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

在駱建軍的身上，我們真切地看到了一位科技型企業家的擔當與情懷。他的創業歷程和精神品質，必將激勵更多的人投身于科技創新事業，為實現科技強國的偉大夢想而奮力拼搏。

來源：《浙商》雜志 孫嵐